要想科学地理解“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内涵,就必须把它放在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原初语境中,明晰这一方法与“从具体到抽象”方法的关系,还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完整体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条道路概括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将其称作“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1]18。现实生活中客观事物丰富的表现形式造就了“混沌的表象”,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必定会加以分类、概括,将多样的表象抽象为特定的概念。结合生活体验,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价值。一方面,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对特定对象的认知达成共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顺畅。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有利于代际间经验的传递,人们可以基于前人抽象而成的概念进一步探索,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认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使用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同时指明这种方法容易使概念本身和抽象过程固化,最终导致抽象的无意义。马克思以17世纪经济学家走过的道路为例,肯定他们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现象,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但也指出他们忘记了理论产生的现实旨意,将其片面地孤立起来,逐渐将理论悬置于现实,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人为地设置一个断裂带。“‘思维抽象'只是对这些事物‘共性'的把握,并不能揭示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生动丰富的‘个性'。”^[2]马克思不仅看到事物的“共性”,还关注“个性”,明确抽象源于现实又应回归现实的双重属性,进而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马克思称这种方法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他指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18“从抽象到具体”不是在思维中推演抽象的概念,“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3]66,而是将源于现实的抽象成果再回归到历史的具体中去,用现实中的多种规定和关系使抽象的概念丰满起来,揭示概念的本真内涵,在思维中再现历史。例如我们以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为标准,在“人口”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得到 “阶级”的概念,但对“阶级”的认识不能停留于“人口”这一抽象名词,离开了现实的具体,即概念依据的东西和由它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阶级”、“人口”都是一个空洞的存在。

在原初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更多的是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作为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以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其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从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来看,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我们不能割裂二者,而应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作为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找到二者的连接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9。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保证生命体的存在,同时形成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这一观点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真面貌,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我们将特定的社会存在作为外在于自身的认识对象,自然要关注与对象密切相关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起点,马克思在阐释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基础性论据,“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自然对这一理论具有适用性。“从直接的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92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就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开始的,将生产中的交往形式作为市民社会的本质,并运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通过国家活动、国际交往等来描述市民社会的“具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揭示,直接表现为基于社会历史状况的现实描述。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来源,为构建现实具体提供了血和肉,为“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运用奠定基础。

“从抽象到具体”离不开“从具体到抽象”,物质生产活动是连接二者的纽带。物质生产活动使得多样的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认识对象。在需求的引导下,人们不自觉地利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然后结合现实反观抽象的概念,“从抽象到具体”,分析解读现实世界的关系结构和本质特征,找到现实世界发生和发展的本源和动因。我们对于这两种方法的认识并不是单向、线性的,撇开物质生产活动不仅会使抽象本身抽象化,还不能对抽象条件的适用性形成正确认识。结合物质生产活动认识二者,“克服了从实在具体到感性具体过程的直观性,保留了这个过程的丰富性、生动性; 克服了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过程的抽象性,保留了这个过程的确定性、坚定性。”^[4]可见,“从抽象到具体”不仅仅是作为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更是作为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生动表达了马克思理论观点的实践性特征,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魅力和巨大价值。

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界定“私有财产”概念,但明确规定其本质。马克思将“从具体到抽象”方法作为“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解读概念时离不开对“从具体到抽象”方法运用过程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探清“私有财产”概念的来源,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5]289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生命体生存需要的过程也是创造“私有财产”具体内容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对主体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抽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样化。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们必定会主动劳动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了物质财富的归属问题,把归属于不同个体的物质财富加以抽象,就得到“私有财产”的概念。不同语境下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但客观的经济事实是相同的。《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5]266,把“私有财产”当作正当的前提,也就是把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当作前提,可见马克思是认同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这一层含义的。

马克思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从具体的物质财富占有情况来解释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概念,即利用客观存在的实体来表征概念的具体内涵,这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易于人们接受和理解概念。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囿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研究“私有财产”的概念,揭示其社会历史性和现实规定性。这为我们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解读“私有财产”概念深层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

我们习惯将归个人所有的物质财富称为“私有财产”,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区别与对立,不再以社会制度的差异强行限制某一概念的使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赋予同一概念新的内涵。理解概念的现实适用性,我们才不会用当下现实去苛求《手稿》中的“私有财产”,而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基于不同时期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差异性,剖析《手稿》中“私有财产”的深层内涵。

马克思认为:“应当从社会存在出发、以社会存在为媒介把握抽象问题”^[6]。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整体上把握《手稿》的内容,就能发现《手稿》中“私有财产”的深层指向是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在当时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借用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后思索,我们能为这一内涵指向找到依据。首先,“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是对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多样表现形式的抽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这个概念放到当时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找寻私有财产现实的规定,寻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其次,私有财产是许多具体规定的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果肯定是与私有财产有深层关系的具体对象的集合。《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就是私有财产现实规定性的表征之一,体现为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劳动现实化过程中,作为对象化的存在反过来反对主体自身,使得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5]283这些关系构成私有财产现实的规定,通过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可以真实地呈现这些关系。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手稿》中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过程中提及的私有财产更多指向私人所有制,这种私有制体现为资本家通过工人的劳动不断谋取暴利,增加私有财产。工人的劳动纯粹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劳动过程变成了“资本的人的活动”,工人深受财产私有制的剥削与压迫。

理解“私有财产”概念的深层内涵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才能把握马克思在《手稿》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制度的阐释,从而理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286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指明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是以消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即消除私有制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不同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手稿》中初次阐述了共产主义思想,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297。

理论的提出、发展、成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成果,在这篇文本中不可能形成关于共产主义成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共产主义时,将私有财产与人的自我异化等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概念的表现。共产主义是对二者的“积极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它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手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批判地考察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的,是民主的或者专制”的共产主义,指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5]297从马克思对前两种共产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前两种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所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主要是针对共产主义提出的。

马克思针对“私有财产”概念,提出“积极的扬弃”思想,将其与共产主义相联系,足以证明“私有财产”概念重要的理论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在《手稿》中隐晦表达了“积极的扬弃”的具体内容。

“扬弃”一词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马克思基于这个词的辩证意蕴,在《手稿》中提出“积极的扬弃”。“积极的扬弃”暗含着其对立面“消极的扬弃”的存在,马克思在这里是想强调“扬弃”事物的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明确“扬”与“弃”的具体内容,积极引导事物向前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制与私有财产做了区分,“积极的扬弃”观点中暗含了这种区分,也表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劳动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活动的存在是必要的,人们通过劳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私有财产的现实内容。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能动体现,肯定“私有财产”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物质财富及此概念的中介作用。物质财富得益于人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将人的劳动作为 “扬”的内容。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关键问题在于要把劳动从异化的状态变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可见,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中应该抛弃的内容,这里的“弃”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下人劳动以及生存的异化状态。“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现实化不表现为劳动的对象化,而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异化劳动的客观存在,使工人处在一种被剥削状态,从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带有时代烙印的“私有财产”对工人的压榨。

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277。这里马克思用的是“外化劳动”而不是“异化劳动”这个词,“外化劳动”侧重劳动产品不同于劳动或者外在于劳动的方面,“异化劳动”更侧重于劳动的非现实化或者对象的丧失。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外化劳动,其产品也可称为私有财产,不同的是马克思这里的私有财产是在私有制这一限制之下的,一旦这一限制被消除,作为私有财产本质的主体劳动将被保留,并以积极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描述用的是“外化劳动”,从侧面肯定了私有财产积极本质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马克思在这里否定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私有财产,并未完全否定私有财产,其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在私有制的背景下的。

对《手稿》中“私有财产”的解读不能离开对“扬弃”的具体内容的分析,此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它已经为马克思1848年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阐述奠定了基础。运用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私有财产”概念的发展指向,深刻体会这一方法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