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去世后的数年间,发表了大量相关的纪念性文章。因作者大都与柳青有所交葛,所以一般都能较为真实客观地描述柳青的生平事迹,但多为一鳞半爪,显得浮光掠影,能在整体上予以细致考察的寥寥无几。不过,蒙万夫等合著的《柳青传略》^[1]则相对突出。其最大的亮点不惟对柳青成长和“深入生活”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宏观的把握,而且也能对关乎传主思想和人格方面的事迹作了细致的辨析,据此探讨与柳青创作之关系。然而囿于时代,不可避免地涂抹了较浓的政治色彩,对柳青内在精神的挖掘相对欠缺。

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籍此契机出版了数部对柳青生平重新梳理和研究的著作。代表者有刘可风的《柳青传》^[2]和邢小利等的《柳青年谱》^[3]。作为柳青的长女,刘可风在传记中不仅翔实地描绘了柳青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而且还披露了一些此前为人鲜知的家庭日常生活情境。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对柳青复杂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开掘。因论说严谨、条理明晰、分析深入而被誉为是一部描绘了“一个伟大作家在一个特殊年代的艰难精神探索”^[4]的著作。《柳青年谱》是邢小利在穷尽几十载心力收集柳青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厚实著作,对柳青的生活、工作、创作和思想历程等进行了逐年逐月的细致编排,真正达到了年谱讲究“真实可靠”的标准。这对研究柳青具有极高的工具参考价值。

在梳理柳青生平事迹,特别是“深入生活”的经历时,不乏研究者对柳青的人格作了纵向度的挖掘,借此审视柳青的创作面貌。在众多的研究中,冯肖华的研究最有实绩。早在1991年的《柳青人格论》^[5]中,他就发现柳青具有浓厚的重视自我人格塑造的意识,并分析这与柳青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严于解剖自己”和“投身于群众改造思想”的心理思维有关。此后,他在全面考察柳青的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继续对柳青的人格作了更系统化的归纳和总结,提出“求异十六维”与“行为八模式” ^[6]的人格论,把柳青人格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强调的是,冯肖华对柳青人格的研究并未忽略与其创作关系的分析,而是有机地加以辩证考察。如《柳青文化人格与<创业史>的叙事关系》^[7]就“人格心理与作品生成”、“作家认识论与小说叙事视角”和“个性特点与叙事语调”三方面进行探讨。较之此前还局限于柳青某一方面人格的研究,冯肖华于2016年7月出版的专著《柳青文学思想与文学陕军创作论》^[8]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作者从内外两面详细而深入地阐述了柳青人格的成因和对他创作的影响,认为延安的文化圈是柳青人格塑造的外部之力,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则是他人格建构的内部之因,由此指出“忧患意识”和“党性”是柳青创作最大的特征。

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和创作思想两方面。柳青政治思想的孕育、发展和成型,自然脱离不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在米脂、延安生活工作的实践经历和14年扎根皇甫村的群众生活体验。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研究者以“实践决定论”来考察柳青政治思想时的逻辑起点。如刘白羽在柳青的悼词中就说他是“非常坚定地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具有毫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指出这也是他“观察问题进行创作的指针”^[9]52。畅广元认为柳青“思考中国社会和文艺指导思想所存在的问题”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10]。还有研究者基于柳青鲜明的共产主义政治立场,认定“柳青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愿意也甘心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贡献出自己文学艺术才华的写作者”^[11]。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研究思维的更新,也有论者指出柳青这种充满激情性的政治思想对其艺术创作的“灼伤”。吴进在分析“政治激情”是《创业史》的表征时,就认为“这种激情是影响柳青作品艺术成就的积弊”,其根源是柳青所“具有内在逻辑的革命乌托邦思想”^[12]。

毋庸赘言,柳青主要是因作家的身份而被历史铭记的,所以创作思想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如刘建军等合撰的《论柳青的艺术观》^[13]是第一部对柳青艺术观进行探讨的学术专著。论者指出柳青创作思想的核心主要是围绕“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而思考的,认为柳青对“真实观”、“典型论”等的认识都基于了他的“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之说,最后总结柳青的艺术观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孔范今和徐文斗合著的《柳青创作论》^[14]同样是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典型化”等方面论述柳青的创作思想。孙书第在具体考察柳青的人生经历后,概括其文学思想主要是“作家要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创作要根据人物刻画的需要选取素材”和“作家要有独创精神”^[15]三方面。 应该说,这些研究攫住了柳青创作思想的精髓,对其具体内容的阐释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因时代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按图索骥”的研究方法难免会把复杂的文学创作观简单化,致使对柳青创作思想的评价有时也只能作模糊化的处理。

新时期后,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漾动下,研究者对柳青创作思想的态度也不再如前那样缺乏正面的评断,开始出现了一些质疑或否定之声,这无疑有助于读者多方位认识柳青的创作思想。如李晓卫在考察柳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后,就认为柳青的生活和创作方式都存在缺陷,尤其是对“现实主义”创作观的认识存在“经验性”的简单理解,导致其“创作没有达到充分的本质真实,给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教训”^[16]。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柳青作家主体的研究既有客观事实的展示,也有深度的开掘,这为柳青创作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普遍采取的是“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柳青内在精神衍变的关注和挖掘。故此后的柳青研究首先应坚持从作家主体的内面出发,尽可能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视角,对柳青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入探寻,力求还原一个全面而真实的柳青形象。

最初的《创业史》研究,主要是围绕主题内容而展开的。但细致梳理既有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对《创业史》主题的认识存在雷同化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服膺柳青本人对《创业史》思想的认定,从而导致研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欠缺。柳青曾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9]283在“十七”年期间,这被众多研究者奉为圭臬。有关《创业史》思想的研究也基本是围绕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即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进行探讨的,而“阶级斗争”的书写又往往是评价的重点。如冯牧认为《创业史》“是一部真实地纪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9]175。周扬也说《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面貌”^[17]。这种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的认识,被同时期的姚文元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1 作品正确地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揭露了这种矛盾的实质。2 作者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热烈歌颂了一定历史时期内新的阶级、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批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阶级、反动人物、反动思想。”^[18]类似的看法,在“文革”结束后的数年间仍存在。如阎纲认为《创业史》“深刻地概括了我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冲突”^[9]220。可见,要突破这种认识还有待社会思想环境和研究思维的转变。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深入,对《创业史》的重释也随之而行。1982年5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创业史〉写作基地为何由富变穷?》的文章,从而拉开了质疑农业合作化合法性和意义的序幕。尤其在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影响下,众多研究者开始自觉摒弃此前“政治绑架”的研究范式而多角度地对《创业史》的主题进行重解,呈现出一片繁荣而清新的气象。跨入新世纪后,因各种思想的碰撞和激荡,研究者以更宽阔的视域、更多元的视角对《创业史》的思想意蕴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这表明对《创业史》主题的研究已跳出过去政治化的樊笼而趋向成熟。如刘清生以徐改霞的形象作为切入口,认为柳青写她“从追求自由婚恋到进入城市去实现人生理想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关涉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的蕴意,同时也反映了柳青“在对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中潜隐着作家的一种现代意识”^[19]。周航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认为过去主流意识对《创业史》的定位不仅“遮蔽小说对民间文化揭示的意义”,而且也“遮蔽了反映农村女性人物命运”^[20]的主旨。受方兴未艾的“底层”写作影响,也有论者认为《创业史》表达了“底层民众生存的伟大与生命的尊严”并赞许了“他们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时代前进中的重大作用”^[21]。陈思广基于对梁三老汉由“自强”到“自卑”再到“自豪”的心理转变过程的分析,认为柳青传达了“一个公民应具有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并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尊重的现代理念”^[22]的永恒主题。此外,也有论者借分析《创业史》的故事类型,认为过去以“政治故事”、“历史故事”或“社会故事”来概括小说的主题并不准确,事实上,柳青主要通过讲述一个由“贫困史”和“抗争史”构成的“生活故事”来探讨“人情和人性的问题”^[23]。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成与败,因而可以说写小说即写人物。《创业史》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自然成了研究的重点。但因历史语境的不同,在研究过程中也有过交锋,尤其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孰优孰劣的问题。

最早对《创业史》人物形象予以关注的是郑伯奇。小说刚在《延河》上连载完,就发表了《<创业史>读后随感》^[24]一文,认为梁三老汉和郭振山是刻画最生动和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文中未提及梁生宝。稍后,朱寨在《读<创业史>》中也没提梁生宝,只说“郭世富这个形象,应该受到重视”^[25]。从学理性来看,两篇文章因浓厚的感悟色彩可能还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但他们这种不受亢奋的时代政治氛围影响的艺术直觉是准确的,触摸到了《创业史》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脉搏,这对后来的研究无疑有着莫大的提示性作用。如严家炎就基于阅读的真实感受和理性的分析才果断提出梁生宝“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而“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一系列形象中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26]的观点,从而有力地反驳了《创业史》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9]179这类为当时论者所普遍赞同的看法。

然而,在当时高度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和要求突出英雄人物的时代背景下,严氏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呼应,反而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梁生宝”的激烈争论。在几乎“一边倒”的形势下,严家炎相继发表了《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和《梁生宝形象和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文,在坚持此前观点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和补充。在众多论争中,柳青本人的观点颇值得注意。他对严家炎批评梁生宝形象“三多三不足”的观点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两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严氏提出的“小事情看出大意义”等六个问题进行逐一的激烈反驳^[9]277-285。究其实质,一般都认为这是柳青基于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不过后来也出现了新的解释,如陈思广从《创业史》接受史的角度,认为严家炎更多基于文学应有的操守而把基点放在“写得怎样”上,柳青却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作出“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的回答^[27],由此导致两者对峙态度的出现。刘宁从具体的历史现场出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论'与批判现实主义‘真实性'之间的争议”,而“分歧根源就在于左翼文学内部延安文艺路线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28]。

新时期以来,因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对《创业史》人物形象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如梁生宝的形象不再从“英雄”或“革命新人”等具有政治色彩的角度来分析,更多的是从艺术层面进行研究,指出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导致柳青在梁生宝形象的刻画上存在“艺术失真”的缺憾。李晓卫就认为柳青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时因过分强调“阶级特征”对典型塑造的意义,使得梁生宝形象给人以“假”的感觉,“没有真正达到典型的高度”^[29]。刘景荣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认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虽合乎理念却不合乎人情,整体上是个失败大于成功的形象”^[30]。其他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有新变,如王大可就认为徐改霞是一个“象征农村青年为走出农村而反抗传统文化的典型”^[31],是新时代女性争取自我的代表。司瑞昌则在整体上指出《创业史》的次要人物都“散发着泥土气息、富有生活色彩”^[32]。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政治标准来分析的积弊,让人物形象的研究回归了正常的轨道。

“十七年”时期,受毛泽东“两结合”论的影响,论者一般认为《创业史》采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这种直接套用现成理论的做法,是有悖于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形。新时期后,因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吕世民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创业史》运用了“‘全视点'心理叙述法”、“单视点心理描写法”和“多视点心理透视法”^[33]等技法,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准确到位。曾金华从叙事层面指出“十七年”的小说在“表达什么”与“如何表达”之间往往出现叙事的裂隙,但《创业史》却弥补了这一裂隙,这得益于柳青把“矛盾暗含在文本内部的人物关系设置中”^[34],以及注重读者对人物形象接受的叙事技巧。

“政治话语”素来被认为是《创业史》的主要话语形式,这与小说折射的时代政治内涵有关。不过在强调小说的“政治话语”时,也有论者注意到小说的其他话语形式。如孙军鸿认为“讲述性话语”和“想象性话语”是《创业史》政治话语的具体形式。同时还指出小说能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所具有“非政治内涵”的“服饰语言符号”,因其“体现了民间的日常伦理秩序”^[35]而成为《创业史》的另一种话语艺术。

在早期有关《创业史》结构研究的文章中,黄曼君的《<创业史>的长篇结构和人物描写》^[36]值得一提。作者认为小说主要借鉴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网状结构,是“以结构为中心”来塑造人物形象。研究虽说有其合理之处,但直接以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来分析《创业史》的结构艺术,显然存在隔靴搔痒之感。正因如此,徐文斗和孔范今予以了否定,认为《创业史》采用了现代小说惯用的以“人物中心作贯穿线”^[37]的结构。此外也有研究者借用茵伽登的文本理论,认为《创业史》除了象征政治意义秩序的“文本表层”结构外,还有一个“守持传统小说的艺术魅力”的“底层文本”^[38],由此构成小说的“双层”结构艺术。

(1)“题叙”研究。吴树德从“题叙”的渊源、内容和功能等方面论述了《创业史》(第一部)卷首“题叙”的意义^[39]。王鹏程则从文学谱系的角度考证,认为柳青在写“题叙”是受高尔基《母亲》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两部小说“精彩开头”的影响,致使“题叙”达到了“气势不凡地开掘历史深度”的价值^[40]。

(2)版本研究。柳青曾对《创业史》进行过多次修改,结果有了多种版本。因暗含时代政治需要的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阎纲的《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41]是这方面较早的成果。该文就1977年11月版的《创业史》在“爱情的描写”、“素芳受侮辱的描写”、“作者议论部分”和“所谓重要修改”等四方面的修改情况与初版做了比对,认为这是柳青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表现。此后《创业史》版本的研究,一般都能注意到时代的特殊性对版本变化的影响。如陈国和认为《创业史》的修改是为了“配合政治形势”^[42]。金宏宇在细致考察了《创业史》的再刊本、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变迁情况后,认为这都是柳青基于“孜孜于教育功能”^[43]306的需要。当然,也有论者从小说修改后的实际效果作出评价,认为柳青的修改是“把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推向了概念化和虚假化”^[44],严重斫伤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总之,《创业史》自出版以来,对其研究就未曾中断。成果丰硕、角度多元、结论各异是其研究的整体特征。但若以新时期为界来概括《创业史》研究的具体特色,那么此前的研究具有较浓的政治意味,尤其在主题思想方面的研究几乎是把作品当作反映时代的政治来看待,诚如刘纳所言:“恰逢阐释替代文学评价的年代,‘写得怎样'经常被‘写什么'、‘怎么写'的发挥性阐释所遮蔽。”^[45]新时期之后的研究虽渐入正轨,但有时不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况出发,生搬硬套各种既有的理论,致使在众声喧哗的研究中也存在许多大而空疏的结论。

目前对“他者影响柳青”的研究并不充分,只有少量研究者给予了关注。吕世民的《柳青与外国文学》^[46]认为影响柳青创作的外国文学既有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也有海明威那样美国“迷惘一代”的作品。该文还具体指出前者主要在心理描写、人物刻画和题材的选择上对柳青产生影响,后者则更多地从“简洁”的创作方法上启示了柳青的创作。王鹏程从“文学谱系”的角度考证了《创业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认为“以人物结构作品”的技巧是受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小说的启示^[40]185。此类研究虽看到了外国文学对柳青创作的多方面影响,但对柳青是如何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可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初始阶段。

对柳青受本国文学文化影响的研究虽不多,但探讨相对深入。如吴进认为柳青革命文体的形成与“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两个文学时代”^[12]的影响有关,并指出这也是柳青作品政治性强的原因之所在。研究本土文化对柳青创作影响的代表有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47]。该著作虽非专门研究柳青的,但从秦地的“文化主题”、“文化心态”和“民间文化”等方面深入阐述了对柳青小说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的作用。

柳青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个巨大存在,自然也影响了一批作家。侯业智和惠雁冰认为柳青对后代作家的影响主要是由其“历史意识”、“使命意识”、“恋土情结”和“献身精神”所构成的“文学精神”^[48]。在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之际,这类文章更多,大都也是从柳青的“文学精神”或“柳青道路”而论的,但蜻蜓点水式的论说显得空洞无物,未能深入探赜。相对而言,韩伟的《柳青的文学意义》(笔谈)^[49]则值得注意。因为这组笔谈抛开外部因素而更多地从创作的内部谈及其影响,认为《创业史》主要从“乡土化的民间书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补史'”等方面影响了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当代陕西籍作家的创作。

首先是与同时代的周立波、浩然、赵树理等作家进行比较。梳理有关他们之间比较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柳青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各有侧重,且大都局限在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方面,鲜有从作家们的内在精神进行对比研究。

与周立波的比较主要集中在艺术风格方面。宋遂良的《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9]452认为柳青的笔触开阔、高昂、爽朗而豪迈; 周立波的文风是秀朴、精致、明丽而含蓄。李勇的《周立波、柳青艺术风格比较论》^[50]也认为周立波的创作风格是清新明净、纤细而深情,柳青的则是雄浑开阔、豪迈而高昂。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还详细比较了《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其它方面的不同:1 创作姿态。认为柳青基本是“政治评论家”的姿态,周立波则是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写作。正因如此,《创业史》最终成为一曲“英雄伟业”的赞歌,《山乡巨变》则是一部摹绘“凡人琐事”的篇章; 2 叙事方式。《创业史》是“直接抒情”,而《山乡巨变》是“间接烘托”。

人物形象是柳青和浩然比较的重点。不过新时期之后已不再纠缠于“英雄”的政治色彩,而把重心集中在人物形象刻画的得失与原因的分析上。赵修广认为柳青综合新旧文化所塑造的梁生宝“兼采新、旧道德之长,恪守忠孝之道,克己奉公,具有超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浩然却因“有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致使萧长春形象趋向扁平化和虚假性^[51]。吴娱玉与赵修广的观点相似,但给出的原因不同。她认为《创业史》刻画的梁生宝由“新人”到“英雄”是“突变”的时态,这与柳青注重“文学审美世界化”和“小说叙事风格化”有关; 浩然笔下的萧长春和高大泉两个人物最终转向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渐变”的时态,这是浩然服从“‘党文学'的指令”^[52]所致。在她看来,两者都受制于时代的政治氛围,只不过浸淫的程度不同而已。

柳青与赵树理皆是名重一时的大作家,对他们的比较自然偏多。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书写是两者比较的重点。韩鲁华通过对柳青《恨透铁》和赵树理《锻炼锻炼》的分析,认为柳青存在“观念化”的倾向,而赵树理具有“生活化”的特征。原因是柳青在整体上承续的是外国文学和五四文学叙事的传统,走了“知识分子的文学叙事路径”,赵树理则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叙事模式”,走的是“中国化的民间叙事艺术路径”^[53]。也有论者基于两位作家的创作与时代关系紧密的特点,进行了“互文性”解读。魏巍认为“赵树理方向”比“柳青现象”更具有反思意义,因为前者更多地是由官方在引领和建造。但通过比较,认为《三里湾》不合时宜的原因在于未塑造一个梁生宝式的英雄人物,其根源在于赵树理“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理解的偏差”,重视了《讲话》的“普及”意义而相对忽视“提高”的问题^[54]。

此外,也有将周立波、赵树理、浩然等揉合一起与柳青作比较研究。这类研究一般将比较置于“十七年”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如王光东选择民间的角度,认为赵树理是从农村民间的立场“由‘下'而‘上'地沟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达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目的”; 周立波则是从国家的立场去“审视乡村世界的变化”,由此“沟通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的关系”; 而柳青是综合了两者而取“中间化”的叙事立场^[55]。也有从叙事结构上作比较,如李静认为“十七年”的农村小说有三种叙事结构范式,即赵树理《三里湾》的“以家庭为纽带的平行交错结构”、柳青《创业史》的“以内部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放射结构”和浩然《艳阳天》的“以敌我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放射结构”。通过这些叙事结构范式,不仅能看到时代的政治氛围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干预,而且也能看到因政治权力话语的羁绊,导致“作家主体意识的逐渐失落”^[56]。也有选择话语方式作比较,如首作帝和张卫中认为《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代表了“十七年”农村小说“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结合的三种不同范式,即“有限融合”、“深度融合”和“分层结合”。之所以不同,与作家对时代的理解不同有关,但都“真实反映了作家在‘十七年'创作时的矛盾和焦虑心情”^[57]。

因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创作手法,所以研究者也常把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新时期后的陕西作家与柳青进行比较,探究他们对柳青创作的继承、突破和超越。

路遥曾称柳青是其“文学教父”,足见柳青对其影响之巨。宗元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柳青主要是在人格精神、艺术手法等方面影响了路遥,但路遥“在社会心理描写方面突破和超越了柳青”^[58]。唐瑶瑶也持类似观点,但她认为路遥因过滤了政治意识,所以他的心理描写能更准确把握人物性格,也“能更好地表现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59]。廖晓军从创作的“美学追求”、“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三方面对《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进行对比。认为前者崇高的美学风格是由于柳青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坚定的革命理想,后者因路遥的平民意识而赞颂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性品格。创作方法上,路遥虽承继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手法,但《平凡的世界》以“人物命运”为叙事视角却突破了《创业史》的“革命叙事”视角,所以路遥作品人物更能打动人心^[60]。

初登文坛的陈忠实即获“小柳青”之美誉,表明两位作家的比较早已开始。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还要到陈忠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之后。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李晓卫的成就最大也最全面,几乎囊括了各方面的比较:1 “真实观”。认为柳青是“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61]; 2 “倾向观”。认为柳青因与社会配合得更紧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陈忠实则是通过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从而“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矛盾的独特思考”,所以“文化倾向”更浓^[62]; 3 “典型观”。认为柳青“崇尚用‘理想化'手法塑造能体现‘时代特征'和具有教育意义的‘英雄形象'”,而陈忠实突破了这种塑造典型的模式,注重“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63],也就更符合现实主义典型观的艺术标准; 4 创作风格。指出柳青多以抒情和议论方式“把自己的主观好恶鲜明地表达出来”; 而陈忠实是把自己的主观看法融合在客观的叙述中,使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64],少有斧凿痕迹。5 外国文学的接受。认为柳青接受的主要是俄苏文学,侧重于思想的接受; 陈忠实则“更注重对外国文学艺术方法的学习和借鉴”^[65]。由上可见,李晓卫的研究虽精到,但把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局限在“现实主义”创作观的范畴内,就某些微小的差异进行对比,忽略了对两位作家精神层面差异的探讨,致使研究的气度还不够宏阔。在此情形下,李遇春的《陈忠实与柳青的文化心理比较分析——以<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中心》^[66]则值得一提。该文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指出陈忠实对柳青存在“割不断的精神血缘”的“恋父情结”,然而因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两者又存在差异。相对而言,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反映的精神世界要比《创业史》的更健全和博大。该文可能还存在套用理论之嫌,但对两位作家的精神作了比较,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