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护行为是指个体基于对特定文化的认知、情感及责任感而主动参与并采取行动来解决或防范相关文化问题所实施的有意识行为^[16]。居民对特定地方文化的情感和认知是产生积极文化保护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可见,居民的文化保护行为体现了居民与特定地方和特定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而关于人和地的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Tuan的恋地情结的认同研究^[17]。地方依恋这个概念就是主要聚焦于人和地关系的各种现象^[18]。地方依恋是个体对于一个地方所表现出的在情感、知识、信仰和行为上的相互作用现象,体现为个体对一个特定环境的评价或认同的程度^[19]。相关研究人员将地方依恋作为一个多维构念进行研究,Williams D R等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作为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20]。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反映的是一个地方作为一种赋予人们生活意义和目标的情感和关系的记忆库的象征意义; 地方依赖则是一种功能性依恋,体现的是一个地方为人们提供支持特定目标或期望活动的条件的重要性。Raymond C M等基于个体、社区和环境情境分析认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社会关联和自然关联四个维度^[21]。他们认为社会关联是指人们对一群人的归属感,诸如家人和朋友,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利益或关注所产生的情感关联。自然关联是指人们基于历史、情感反应、认知表征所产生的对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的隐性或显性的关联。

近四十多年来人和地的关系在诸多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Strzelecka M等认为地方依恋是影响居民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变量^[22]。Buonincontri P等也提出地方依恋是人们在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3]。Cundill G等认为地方居民的地方依恋对于保护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4]。同时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人的地方依恋与其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关系。万基财等提出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人的环保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影响^[25]。Stefaniak A研究表明提升人们的地方依恋有助增强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26]。Lee D提出地方依恋影响人们对自然风景的保护意愿具有正向的效应^[27]。Tonge J等认为地方依恋会正向影响到人们的环境友好型行为^[28]。Kim S等进一步表明人们的地方依恋与其环境友好型行为具有正相关性^[29]。Tan S K认为人和地的关系是驱动人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积极因素^[30]。从这些研究文献充分说明地方依恋对人的意愿和行为的产生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当人们的地方依恋程度越高,人们会产生更多的文化保护行为。由此,进行以下假设:

假设1: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即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所属群体的关系,反映的是个体对群体文化的认知与态度^[31]。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集中体现为对地方文化的归属和情感。地方文化是地方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文化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征,它的形成受地方的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地方资源等因素影响。而居民的地方依恋反映了居民对居住地的评价与认同的程度。同时,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表明居民地方依恋的强度与居民的居住环境、形成的社会关系、对地方的情感归属以及可获取的相关资源具有密切的关联。可见,地方依恋与文化认同存在内在联系,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基于居民对地方认同的基础之上。Kovacs J F认为地方依恋对文化认同具有强化的作用^[32]。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居民的地方认同度越强,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度也越强^[33]。由此,进行以下假设:

假设2: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即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文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文化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内在的关联性^[34]。王媛等认为文化认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机制^[35]。蔡天抒等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培养民众的地方文化认同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驱动力^[36]。可见,居民对居住地文化产生了文化认同,会对地方文化产生积极的认知与行为,更愿意介入和维系这种文化。同时,荆玲玲等提出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是导致文化遗产失传的内在原因^[37]。季中扬也认为居民文化认同的缺失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困境所在^[38]。这说明居民对地方文化存在认同的危机或缺失时,居民对地方文化往往就缺乏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居民对地方文化具有较强认同感时,居民则会表现出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来传承地方文化。因此,进行以下假设:

假设3:文化认同对文化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

假设4:文化认同中介了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对文化保护行为的效应。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是由文化部于2008年批准成立,是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的生态保护试验区,保护区地域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该保护区域也即古徽州“一府六县”(徽州府及其所辖歙县、祁门县、黟县、休宁县、绩溪县、婺源县)行政区域,是徽州文化产生、传承、发展的地理空间,目前黄山市行政辖区为徽州文化的核心地理空间。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其底蕴丰富,内涵深广,体系完备,特色鲜明,涵盖了徽州经济、社会、教育、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领域。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诸如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同时也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涉及民俗活动、传统手工技能、传统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以及典籍精粹等各大门类。诸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徽州三雕、徽剧、目连戏、万安罗盘制作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和歙砚制作技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成立以来,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保护已成为了推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的“两只脚”。

研究数据是通过现场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采集。调查区域选择了黄山市市辖7个县级行政区域(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歙县、祁门县、休宁县、黟县)中10个街道、乡镇(老街街道、黎阳镇、潜口镇、太平湖镇、徽城镇、深度镇、祁红乡、齐云山镇、宏村镇、西递镇)的居民进行问卷发放。调查人员在征得被访居民的同意后,通过进入居民住所或工作场所进行问卷发放,并向被访居民承诺对调查中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之用。在调查人员的指导下由被访居民现场进行问卷的填写,并现场将问卷回收。调查共发放和回收问卷600份,由于部分问卷填写不完整,由此剔除了其中的48份无效问卷,数据分析采用了55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有效问卷率为92%。表1为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表1 调查对象特征

本研究的所有变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进行测量,由受访者对应各变量的不同测量题项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选择回答。自然关联和社会关联的测量采用了Raymond C M^[21]430的量表,其中自然关联采用了4个测量题项,社会关联采用了5个测量题项。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采用了Williams D R^[20]835的量表,其中地方认同采用了5个测量题项,地方依赖采用了4个测量题项。文化认同量表是根据Phinney J S等的民族认同量表进行了相应改编^[39],该量表共6个测量题项。文化保护行为量表根据Cheng T M等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进行了相应改编^[40],该量表共8个测量题项。表2为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和相关指标。各变量的克朗巴赫α系数值范围从0.887～0.955,符合Bagozzi的推荐阈值^[41]。为了检验变量测量的效度,运用LISREL8.8软件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测量题项的T值均大于3.29,说明各题项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并且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7,同时各变量的平均抽取的方差均大于0.5,符合聚合效度的阈值要求,这说明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各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均大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表3),说明对于变量的测量可以与其他变量进行区分,满足变量区分效度的要求^[42]。

表2 研究变量测量题项和标准因子载荷

表3显示了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平均抽取方差。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在P<0.01水平上显著,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与文化保护行为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其各自与文化认同的相关系数及文化认同与文化保护行为的相关系数,这说明可以对理论模型中的假设进一步检验。

表3 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描述性统计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运用LISREL8.8软件进行拟合指数的估计分析,该结构方程基本模型包括了32个观察变量,4个外生潜变量即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2个内生潜变量即文化认同、文化保护行为。假设的检验通过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进行。首先对部分中介模型(图1)进行拟合指数估计,该模型表明文化认同部分中介了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行为的效应。然后再对完全中介模型进行拟合指数估计,该模型中文化认同则完全中介了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行为的效应。从两个模型拟合指数估计的结果(表4)来看,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更优于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各项指数的值均符合相关阈值的要求。由此,选择部分中介模型作为最终模型进行相关假设的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假设的直接效应均显著(图2)。从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到文化保护行为的路径系数β分别为0.24、0.33、0.27和0.23,同时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成立; 从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到文化认同的路径系数P分别为0.18、0.47、0.22和0.13,同时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由此, 假设2也得以验证成立; 从文化认同到文化保护行为的路径系数β为0.25,并在P<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假设3成立。同时,为了检验假设4中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运用重置抽样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重置抽样结果表明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经文化认同的中介对文化保护行为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5、0.12、0.06、0.03(表5),并且95%偏差校正重置抽样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1 7～0.099 3、0.044 9～0.183 1、0.016 7～0.084 6、0.017 8～0.124 2,这说明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所以假设4成立。

图2 部分中介模型路径系数

表4 模型检验的拟合指数

表5 地方依恋对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效应

研究从地方依恋视角构建理论模型,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方法获取了研究的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探讨了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均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影响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关联、地方认同、自然关联、地方依赖。居民对地方依恋度越强,居民越能表现出更多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均对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影响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关联、地方认同、自然关联、地方依赖。居民对地方依恋的强度会影响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强度。文化认同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提升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有利于强化居民自觉和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越强,居民表现出来的文化保护行为越多。文化认同部分中介了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效应。居民的地方依恋、文化认同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共同影响机制是一种强化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有效影响机制。

从以上研究结论来看,居民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即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及地方依赖与居民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有效影响机制。通过该机制的作用机理,可以为我国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地方居民的地方依恋,提升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强化地方居民自觉和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提供以下启示。

(1)从地方依恋四个维度入手,加强地方居民的地方依恋。首先文化生态保护区要强化地方居民与自然环境关联性,高度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为居民创造生态美好、环境怡人的居住空间环境,从而使居民形成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恋,让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与保护自然环境形成良性互动。其次从家庭、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层面来强化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使居民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形成高度的社会关联性。再次是加强地方形象与文化的宣传,使居民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方形象和文化产生良好认知和美好回忆,进而形成强烈的地方认同感。最后文化生态保护区要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各种条件,让居民充满获得感和幸福感,形成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高度依赖性。

(2)从地方依恋四个维度入手,提升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或缺失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来说提升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则显得更为重要,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本研究为文化生态保护区提升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即通过加强地方居民的地方依恋来提升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感,从强化居民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四个方面来改变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或缺失的现状,使居民形成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感。

(3)从地方依恋与文化认同入手,强化地方居民的文化保护行为。居民是地方文化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因此,如何培养和强化居民自觉、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成为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有效开展地方文化保护工作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共同影响了居民的文化保护行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可以通过相关措施将加强居民的地方依恋程度与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影响机制激发居民产生更多的自觉和积极的文化保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