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七十周年,在这七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七届二中全会在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同时,党面临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现实问题,接管城市工作迫在眉睫,重新转变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已日渐被提上日程。党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审时度势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七届二中全会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实现党的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此次转移的背后形成了若干成功历史经验。七十年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深入研究和彻底把握对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经验意义。谨以此文纪念在党的历史上对共和国成立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七十周年。

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其实,在早期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萌发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某种意识。如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3恽代英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2]155-156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3]312毛泽东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382。但是党在成立的初始还是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加之各种主客观条件受限,并不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遵义会议前14年的历史时期,党犯过左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失败,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这从一个反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

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实践丰富了党的斗争经验,日益将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立足中国国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才是胜利之本。1949年3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党即将实现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时,党根据国内革命的现实形势,审时度势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5]1426-1427这句话表明了两重含义; 一是党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采取了同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 二是又及时地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实际变化,及时调整工作的重心。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党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主张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认识的变化要依实践而因时因势而变。解放战争的中后期,由于敌我力量的军事差距逐渐缩小,党的军事战略已经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打下一系列的大城市,党便开始着手接收城市管理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形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 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要转到城市。”^[6]137革命形势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根据革命的形势及时做出对局势的正确研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贵的品质所在。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6]137城市发展领导着乡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并及时做好接管城市工作的准备,直至到七届二中全会上得以完成。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19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欧洲,东方各国的革命道路又将不同于俄国,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不同于俄国的。因此,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走出一条先走农村再走向城市的道路,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376所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一切必要前提。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有过两次历史性的转移。城市向农村转移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指引着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则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好建国后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两次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光辉色彩的重要一笔。

然而,这两次工作重心转移所形成的历史经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七届二中全会上做出的具有先觉性和时代性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并正确实现了其矛盾性质的转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 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9]335矛盾是存在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是既对抗斗争又存在统一的共同体,实现矛盾双方对立转化、协调统一是正确化解矛盾的根本之策。虽然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来,但是却并没有完全抛弃农村,而是强调城市和农村的统筹、协调发展,成功实现了对抗性矛盾的转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的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5]1427可以看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农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农村发展的引导,党的工作重心虽然放在了城市,但同时也注重对农村工作的开展,同样支持农村的发展。不得不说这种城乡并重的发展思想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并一以贯之运用到今后各种工作的开展中。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会议上指出:“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10]9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完全继承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论断的精神,看到了农业、手工业等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总的构成中的重要份量,指出农村和城市在今后发展中相互依赖的关系,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同时,也要兼顾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和压迫,而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要逐渐的消除城乡对立的差别。传统的城乡发展观点认为城市和农村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是一对对抗性矛盾,因而往往都是取城市而舍农村。自古以来无论是王侯将相的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万恶的旧时代,都是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结果造成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富有,农村贫穷。而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了以城市工作重点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农村,要注重城乡协调并重发展。这是完全颠覆了城乡对立发展的传统观点,是在历史上创造性提出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实现了矛盾的统一体,把城市和农村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要义。而这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下我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建构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原则,是党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而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则是实现党的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要求。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及时由农村转向城市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能力。没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长远眼光就决然不能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时指出:“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11]410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根据革命发展的变化趋势先觉的认识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点也必然要实现改变,今后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工作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抗拒的一般规律。那么,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七大上已开始着眼考虑了。于是,党在取得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后,继而还在进行人民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斗争中便已着手培养接管城市工作的干部,解放农村工作固化思想,总结城市管理经验等,这些都为后来接管大城市做好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工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颇具战略思维思维的,历史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习近平曾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12]这种把历史当作明镜的论断可谓是屡见不鲜。八七会议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就是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明镜。国民革命时期,党由于主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将屠刀挥向中国共产党人,党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毫无武装革命的准备,险遭灭顶之灾。然而,苏联革命道路的模式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至深,党的第一次工作重心的转变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攻打大城市的起义都相继失败后,才开始考虑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表现其转变的急剧性和无准备性。同时加之党内对转到农村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统一,致使其转变较为缓慢和艰难。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的深刻教训,党的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和具体化。即在此之前既做好了从长远的视角看待革命胜利后的局势变化,及时做好各种接管城市工作的准备和总结经验,同时又做好发扬民主进行调查研究,统一了全党对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这个问题的认识,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转移。

辩证思维即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既要看到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之间的斗争性又要同时看到二者之间的同一性,不能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要找到共同点合理解决和化解彼此冲突,将其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很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虽然放在城市,但是绝不意味着放弃农村,并认为农村是城市发展必要的应然基础,城市是农村发展必要的引导,既要首先重点发展城市经济,同时又要牢牢兼顾农村的发展需要,这种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思想则是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才能够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其内在的基本要求。而这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正是习近平所提倡的治国理政的“五大思维”能力的核心,坚持运用“五大思维”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13]194。既然是一个政治组织就必然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只有一个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领导和团结各阶级中的政治中坚分子,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从而实现政权的取得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了团结各阶层的政治力量以达到阶级的目的,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才能使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邓小平曾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14]298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对当时亟待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进行了纠正,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渐得到加强,直到中共七大上得到了根本巩固。从此中国共产党便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的坚强而又统一的领导集体,并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南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下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使党的各项政策上下一致、政令畅通,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的民族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毛泽东等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认为必须要及时将党的重心转向城市,尽早做好接收城市工作的准备得到了党内的一致的赞同和认可。所以1949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要由农村走向城市这一决定时,很顺利地得到了全党的一致响应和通过。显然,这与中共第一代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分不开的。同时,跟党的正确领导方式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党在领导和进行解放战争的时候便相继攻下一些大的城市,在接收城市工作时就注重对城市接管经验做出区分,并没有“一刀切”,实现盲目集中。在逐渐取得城市攻坚的胜利时,中央指出:“为了使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15]574这种领导方式表明了中央是在遵循民主基础上让各地具体总结各地的城市工作经验以上报中央,然后再对各具体城市的管理经验经过抽象找出其共性。再如1948年陈云分别就沈阳接收经验简报和外交工作检讨向东北局和中央作报告,中央对其作出批示:“你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及关于外交工作检讨两电,均甚好,已转发各局各分局及各前委阅读……。”^[16]701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听取各时各地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既不以偏盖全也不盲目指挥,只有做到让各地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简要汇报,才能够深刻认识到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最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的过渡。党的这种领导方式的转变在遵义会议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只有形成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的领导方式才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保证。放眼当前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要坚持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制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汇聚磅礴力量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