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乡村居民的情感关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度和增进社会对“三农”的尊重,从而更好地巩固乡村居民的自信心、自尊心与自豪感。
3.1 重视情感关怀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情感关怀在承认形式中居首位,霍耐特认为体现为“爱”的情感关怀实现了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缓解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确证了个体自身实践能力,塑造了自信。因此,只有经过充分情感关怀,培育足够的自信,才能为之后的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和乡村居民社会政治参与奠定更充分的信心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情感关怀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在充分尊重乡村传统风俗习惯和人文差异基础上,对乡村意识形态进行现代化改造,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和教育乡村群众,关怀乡村群众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激发乡村的创造力和活力,促进乡村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同时,也要结合乡村约定成俗的合理合法的道德规范以及非正式规则,一方面体现对乡村的情感上尊重,另一方面也能弥补法治的不足。
第二,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注重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心理的疏导。一方面,要聚焦到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方面,努力推进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培育一股乐荣耻辱、维护正义、乐于奉献、邻里和谐的良好风气,发挥道德和社会舆论的惩恶扬善作用,建设风清气正、朗朗乾坤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要增强心理教育、沟通谈话等多方面手段的综合使用,从而培育一种自我尊重、高度自信、自豪自重、理性向善、积极上进的社会风尚。
第三,推进乡村治理,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一支有“温度”和“力度”的管理服务队伍。由于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乡村建设人才队伍存在着素质不高、人员不足、发展滞后等问题[10],而有效的乡村治理迫切需要大量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通过他们来引导村民自治、良治,从而最终推动农村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挖掘和利用本村的人才,主要是村民以及走出农村经商、务工、从政和演艺各方面的人才,发掘他们在知识技能、交流信息、管理行政、经验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服务于乡村治理。其次,通过制定优秀的人才奖励扶助政策,为外来人才构筑良好的工作、生活和政策条件,从而让外来人才“愿意来”,也“留得住”。最后,教育和培训新的专业农民。通过建立“村民学校”“农技下乡”等方式,提升农民在农业技术、农业管理、农业信息、科学致富等方面的能力。
3.2 完善法律法规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法律是乡村居民合法权益和乡村治理健康发展的保障,是承认理论中的第二种承认形式。霍耐特认为在法律的承认中个体的权利被平等地赋予自由存在的所有人,只有在法律的承认中,在被赋予了法权的结果下,“个体法人才能在他们之中看到一个观念的客观化参照,他们具有独立形成判断的能力也才能得到承认”[3]124。一方面,法律权利的承认形式对于自尊的培育有着至关重要的程度,而自尊的实现又对社会共同体的构建、自信和自豪感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个体成员,没有个体权利而又要生存,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尊”[3]125。另一方面,法权的保障又是情感关怀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形成社会普遍尊重的保障性规范。从这方面来说,法律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情感关怀和社会尊重的保障。具体来说,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着力构建党委主导、政府执行、社会协助、群众参与、法治确保的“五位一体”协同发力的社会治理体制。首先,社区党委要负总责,基层党委作为领导层统筹全局、社区村民代表大会作为决策层、社区村委会作为执行层、社区村民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监督层的有机体系。其次,村委会是进行社区自治的主要载体,遇到社区重大事务的协调处理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条例执行,遇到自身难以处理的事务要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时,社会组织要增进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引导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监督意识,不断推动村民自治能力现代化,促进各主体间的更好地交流、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加强普法教育,培育法律意识。教育的群体对象有两个:一是党员干部,二是乡村群众。对于基层党员干部要加强普法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定期开展培训提高村官的法律认知水平,培育其自觉守法、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违法必究的意识。对于基层乡村社区的人民群众要培养主体意识,针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部分地区、群众的民主意识薄弱情况[11],首先是培养乡村居民规则意识,遵守法律法规,监督各项制度; 其次是培养乡村居民权利意识,鼓励新社区农民行使好自己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民主监督等权利,尤其是保障好选举的公正、公开和透明,从而监督村委会工作。
第三,完善权力使用监督机制。乡村治理进程中,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对权力进行监督。内部监督以各级党委牵头、上级部门行政监督、部门内部自我监督和各级人大代表监督相结合。外部监督包括乡村基层人民群众、各种社会组织等。形成一个内外联动的有机整体监督机制。同时要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纠正“四风”精神,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反腐倡廉、廉洁奉公的各项规定。健全乡村党组织的党内民主生活机制,推行常态化的党内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广泛征询并采用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
3.3 提升社会尊重和政治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团结是承认理论的第三种承认形式。为了早日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1],在推进乡村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提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尊重,才能更好地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团结,而提升社会尊重的关键又在于提升政治参与度。正如霍耐特所说,在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参与中“个体自我认识到自己乃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可以集体完成事业,他们对社会的价值得到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可”[3]133。具体来说,确保政治参与度、提升社会尊重、实现社会团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加强政务公开,推进协同治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求建立交流平台,如开设“村民议事会”“百事服务团”“明理堂”“百姓议事会”[12]等基层乡村治理的平台,为乡村居民沟通交流、学习互助、定纷止争、协商村务等提供有效渠道。考虑到农村实际条件,也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张贴公示、专人宣讲等多种方式进行政务公开。同时,也要完善乡村教育培训机制,为乡村居民提供有效的信息管理、经营技术、法律法规、优良品德等方面的引导与教育,为乡村居民共参乡村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完善基层权力使用机制。首先,上级主管部门要明确农村基层社区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定位,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关系,不能视村委会为自己的下属和派出机构,不要过多干预合法合理基层选举、人事任命等事宜。其次,村委会等基层社区自治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不得滥用职权、做出伤害群众利益的事情,避免“面子工程”、形式主义、非法侵占、操纵选举的状况出现。最后,着力推进“村两委”领导班子成员的素质提升。一方面要把一批公正廉洁、充满干劲、关爱群众的人、有能力和意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人才引进领导班子里来,例如农村企业家、专业技术户、道德模范户等,形成一个组织周密、各有所长、同心齐力、积极向上、高效廉洁的共同体,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进行案例示范来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例如可以组织党员干部反思近年来基层党组织发生的腐败案例,吸取其中经验教训,增强“底线意识”。
第三,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当前农村新型社区的各种矛盾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利益冲突、邻里关系重构。回乡农民工安置、基层民主选举等多元矛盾已不可能靠乡规民约和道德威望来压制,这呼唤我们建立更加有效的多元矛盾调解机制。对于一般性社会矛盾,诸如邻里纠纷、环境卫生、家庭矛盾等,“两委会”可以尝试建立机动小组,进行初步调节,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可以将问题转交给村委会或者社区服务中心。对于严重性社会矛盾,诸如房屋拆迁、安全卫生,要及时向上级政府反映,优先协调化解,确实无法协调的可以联合公安、法院等机关共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