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指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来领导城市,展开生产建设^[11]1317。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在城市建设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12]64

因此,要理解建国以来西安道北乃至全中国城市的发展,必须时刻与这样的意识形态相勾连:工人作为掌握先进生产力和自觉革命意识的阶级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其次,还必须意识到在彼时,工人阶级归属的工厂企业不仅是作为生产机构,更是作为社会机构、政治机构出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职工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所以,正是众多基层生产单位承担着国家微观权力具体施行者的角色,建国后的工人政治成为生命政治。因此,由工厂、医院、附属学校、文化宫以及家属院等生产、生活及娱乐空间要素组合而成的道北是一个政治性空间。

只有基于上述两点认识,我们才能取得关于道北等转型时期城市空间兴衰交替的历史阐释。回顾1936年8月1日的《西京民报》,其中写道:“陇海铁路的车头,已将陕西的生产方式,突然冲破。以前的生产方式只是农作,今后却要加入些工业的成分,必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愈趋浓厚,农村里面的人,自然会渐渐走近都市来。”^[13]在古典社会学的表述中,“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人们从共同体中脱域出来”。期间,部分农民、难民走进工厂车间成为产业工人,而作为西安近代工业发展的滥觞之地道北地区相继成立众多诸如华峰面粉厂(1934)、西京电厂(1935)、大华纱厂(1935)等具有近现代工业性质的工厂企业,这使得部分逃难者得以分流到工厂做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纱厂及周边地区成为当地人生活空间中的重要区域,以至于在难民群体中流传有“要想发,干大华”的俗语^[14]。

作为西安早期工业区的道北容纳着大批工人。如果回溯道北最早的现代建筑,恰恰是最易被人遗忘的铁路工房——这里曾经的重要标志之一。铁路工房,即铁路工人公寓,早在1935年就已经陆陆续续伫立于道北的中心: 自强路一带,根据入住者的级别还由高到低分有:特字工房、天地工房、地字工房、元字工房和丁字工房等。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在工作地点就近且集中安置工人及其家属是一种非常普遍和典型的做法,“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进行统一的建设,是‘一五'时期社会主义新工业城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15]57。以铁路系统为例,与铁路工房配套的职工生活供应分站(1950)、学校、西安铁路俱乐部(1950,工人文化宫前身)、道北火车头体育场(1950)等基础服务设施相继建成。1956年,西安铁路分局为安置不断扩增的铁路职工队伍,除旧有的铁路工房外,还在道北铁路东村、西村先后修建了118栋、870户住宅; 1957年,又在大明宫西村修建前后院、东村平房215栋,40338平方米,1320户职工迁入新居^[16]277。如此大规模的持续建设并不局限于铁路单位,同处地区的大华纱厂、面粉厂与机械厂等工厂均划有相当规模的生活区。由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即:道北是工人阶级的工作区与生活区。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Andrew G Walder指出,“工人的社会政治身份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上”^[17]36,从政治身份的确认、住房福利以及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分配,工人与工厂/单位间形成了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化的分配体系使得工厂成为工人的活动中心,而这种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他们活动的空间范围上,更体现在工人的“日常的生活改善、获得重要的物质和服务、争取关键的生活转机等方面”^[17]64。因此,可以说道北地区工人生活与生产空间的集合既是苏联“社会浓缩器”这一规划乌托邦的实践,更是社会主义中国给予劳动者的福利或说对政权基础的抚慰,诚如柯布西耶式的激进观念:要么住房、要么革命。

“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城市中最主要的空间形态就是单位大院”^[18]128,空间的规划和建造均服膺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需求。换言之,现代城市是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化空间设想来组织,一个依据工人阶级(自此成为领导阶级)的空间由此铺陈开来。

总的来看,工人较之其他阶级更早步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一范畴,因此也较早享受着相应的空间环境:从建国前第一批铁路职工入住当时道北的“现代化建筑”铁路工房,到新中国成立后道北的工人文化俱乐部、工厂附属医院、附属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子弟学校)等基础设施的相继建立,道北成为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空间。曹锦清指出,“住房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单位为核心的身份认同的发展中至关重要”^[18]172。作为道北核心群体的工人阶级从一系列建筑空间中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这种工生产-生活区的规划布局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毫不保留的彰显出其意识形态诉求。正如符号学家艾柯认为建筑应具有两层基本功能:一是承担各种人类行为活动的实用性功能; 二是建筑本身作为某种象征客体的功能。第二种功能在本文的语境中也就是满足一种“意识形态的预期”,即建筑和空间格局的体制化与政治化。由此,既彰显出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性,同时又构成对工人群体主体性的另一种整合: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中国同心同德、荣辱与共。

工人阶级主体性伴随一系列以建筑为表征的相应的空间改造已经成为关键的道北元素,而我们觉察到道北地区早期的建设过程通常为今天的大众忽视。正是在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和工厂只负责生产,“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按照行政方式直接经营企业”,这样的发展惯性注定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来临之后发生停滞和衰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生产资料配置优势及市场优势在市场经济下已转变为劣势”^[19]46-69,“先生产,后生活”的基本原则开始解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曾与之配套的主人翁式生产者——工人的主体性也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发生不可逆转的衰落。正是伴随这种工人主体性身份的消解,道北的社会环境进入了动荡的发展时期。

仕绅化(Gentrification)是美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伦敦空间规划现状而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涉这样一种城市发展的情况:“资产阶级搬进劳动阶级的住宅区或工业区,尤其是市中心”^[20]168。其实,我们同样可以从十九世纪巴黎城市改造奥斯曼计划中找到这种仕绅化的身影。恩格斯在《论住房问题》中指出,他所讨论的奥斯曼计划,“并不单单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10]302。

仕绅化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即传统城市中心的衰败导致地价降低,由此刺激资本再度回流,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回收土地,并在重新改造装潢之后,将这些空间以文化艺术消费场所再示大众,其早期的典型案例即美国苏荷街区(South of Houston Street)。在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中,此类翻版已并不少见,如北京798艺术园区,上海M50创意园、广州红砖厂艺术工厂以及本文论及的道北地区标志——西安大华·1935工业文化艺术区等。

在很多西安人印象中,道北即“河南人和大华纱厂”^[21]。始建于1934年的大华纱厂可谓是道北地区的地标建筑,它是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并一度融合工厂、住宅、医院、附属学校、运动场、图书馆和电影院等众多空间元素,构成了一个我们所分析的典型社会空间。在今天,尽管大华纱厂家属区仍旧以一幅颓废之貌存在,但伴随城北的改造,厂区旧址已成为文化产业园区。本节将围绕道北重要的象征空间(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大华纱厂来继续讨论社会空间变迁背后的政治主体性问题。

2011年,为配合位于道北地区的大明宫遗址大区的进一步发展,西安市公交总公司将运行了十余年的“含元路”站改名为“大华1935”站,大华纱厂项目负责人在回应时展望道:“改造后,这一带成为融合时尚、美食、文化等城市综合消费的跨界文化商业社区。”^[22] 关于道北的发展定位如上述报道中所言,要以大明宫、大华艺术区等为地标建立“综合性的大型文化商业服务区”,因此可以说是通过建设一个供市民进行消费的商场、影院、戏剧院等来在改造道北。建筑空间成为资本逻辑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以对空间的改造,将一种对称于建筑功能的消费文化理念内化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西安晚报》在2013年回顾道北发展的时说:“今天,居住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附近的北郊市民,已习惯了在一个个清晨散步于太液池畔、习惯了在御道广场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习惯了IMAX影院里口味纯正的咖啡或最新上映的国际大片”^[23]2。对道北的改造结果表现为道北居民生活娱乐方式的扭转,从驱动道北最早开始生产的需求(needs)转向欲求(desires)。在此变动的背后是一种生活的规范的重塑,一种同质性生活方式成为空间改造的目标,成为一种大众传媒认为的现代化、典范的都市元素。

马克思主义建筑史学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在批评城市消费主义时认为其始终“将自己作为一种正确的城市生活的意识形态”^[23]2。事实上,我们发现城市空间改造或说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从异质性的生活空间向同质性的构想空间的转型,换言之,就一个加深日常生活的符号化、抽象化的过程,将稳定、熟悉的空间实践改造为对新奇的、流变的表征空间的消费,全面建立起现代城市中市民的消费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性与消费空间进行连接的无限可能性。

自此,一种具有抗争性、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主体被裹挟进消费狂澜。在商品楼盘的开发过程中,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在消费场所跨区域、跨阶级的不断复制中,生活的原则取代了曾经的生产原则。传统工人阶级曾向往的双职工身份、生产-生活区环境成为明日黄花,在进步主义者眼中,它既是形式上的破蔽,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凋零,因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处于新自由主义乐园中失落阶级的庞大遗骸。

不论是文创产业园,还是综合性购物街区,亦或艺术剧院,都是作为现代都市的特征而被构想并建造,尽管这些改造后空间同那曾充满钢铁、汗水和机器气氛的车间文化所隐喻的社会主义建设豪情方枘圆凿,但是,它们在跨越时空后的并置构成了一种如巫鸿所言的“综合再现”(composite representation):生产和消费、艺术与工厂、劳工和资本家、新工人与新中国,以及工人退场之后的生产空间实体与其功能上的彻底扭转。对这种魔幻的感觉,商业消费文化称之以历史感。因此,我们说基于大华·1935这一怀旧空间的设置成为道北改造进程的重要一笔:对时代的回忆,对“中国社会主义集体记忆的承载者”的追忆。如今天“大华·1935”注册商标中的英文口号(Old Mill New Word)一样,它们构成了对一套旧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终止,以及对新时代中更具适应性的意识形态的开启。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时,极为强调“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之于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重要性。他认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取得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24]。顺着汤普森的这一观念而行,抚忆往昔,我们发现大华纱厂不仅有悠久的建厂史,同时还有“光荣的工人运动史”,并且是“西安工人运动的发源地”^[23]9。西安解放后,大华纱厂历经军事接管、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以及国营等阶段,“工厂和工人的面貌焕然一新”。1951年9月,时值朝鲜战争时期,“全厂职工捐款15万元,购买米格战斗机一架,命名‘大华职工号',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23]15。如果我们将为朝鲜战场捐献“大华职工号”战斗机视为工人主体性的高潮表现,那么今日工厂艺术商业区的建设则是对这种主体性的另一种放逐而非消灭,以艺术、文化与商业资本力量的联合将工厂这一空间背后隐喻的工人群体的物化,曾经的主体不再作为主体存在,而是被标识为可供人们依此怀旧的抽象的历史主体,或说成为给艺术家们带来灵感的神奇空间的旧主。因此,作为工人生活区、工作区的道北之兴衰变迁背后是一个阶级命运的起落沉浮。

“没有铁路,就没有道北。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铁路,是20世纪50年代令人羡慕的时尚”^[25],它既承载着人们关于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的幻想,但也为道北日后的衰败埋下伏笔,酝酿着一种结构性、宿命般的沉沦。正是这种“当代中国工人主体性的黄昏与农民主体性的丧失”^[26]3-15,构成了诸如西安道北、沈阳铁西等之类城市中特殊地点的存在,构成了今日都市化改造的先决条件之一,而这也再次强调了列斐伏尔的核心观点:“(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26]30因此,借由道北地区的变迁,这一事实得以进一步显现:一定的空间中凝结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空间的变迁也成为这种社会关系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征兆以及结果。

“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成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中。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26]77对空间的征服也逐渐变为空间的屈服,即空间中的不稳定因素、对抗性因素的被“收购”,政治性的空间开始向一个消费性的空间屈服与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