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汴京关于日常生活询证的文献内容评价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关于北宋后期东京汴梁地理风物的一部重要文献。除了记述京城的城市布局、河道走向、内城宫殿等物质空间外,还有大量的礼仪、风俗等关于日常生活的领域。另外,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著作也对南宋临安的城市空间及人文习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此书虽卷帙不大,但对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市民阶层的生活与工商盛况的叙述,较一般志书记载还具体,因而《四库提要》称其“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为研究这一时期杭州的时俗民风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些历史文献记述了宋代城市中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风俗等内容,是我们解读宋代城市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历史文本。
3.2 从《东京梦华录》看人性空间及其形态
宋代都城的皇宫御街,即从宫城的宣德门开始,经过里城的朱雀门,直至外城的南熏门结束,整个城市并未以此轴线形成对称布局,这与都城的演变史密切相关(图2)。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把都城迁到这里,称为“大梁”。 以后五代时期除了后唐的都城建在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在此建都。北宋的汴梁,实际上是继承后周留下的规划布局。 由于漕运的便利,应当说是比较理性的决定。
从宫城正门宣德门一直往南,宽二百余步,两边设有御廊,各立黑漆杈子,路中间又有红漆杈子两行,中间御道。这里“旧许市人买卖期间”,宋徽宗(1101-1125年)政和年间起官府下令禁止买卖。实际上,这一段御街在徽宗时期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广场,成为了宫廷文化活动的场所。例如在元旦、冬至的大朝会以及上寿的庆贺活动中,百官都在这里排队等候,而从御街中段的州桥到朱雀门,从朱雀门到龙津桥一带商业极其发达,布置了许多酒店、饮食店、买卖各种荤素食品、蔬菜、果品等。
《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对御街、宣德楼前府宫宁、州桥夜市均有详细的描述,而且这一带的夜市尤以为盛。可见,正是宋代城市中新兴市民文化的勃起,广大中下层市民需要参与商品交换,参与文化娱乐,从多种途径寻找自身的社会价值,使得都城的空间布局、商业业态、文化娱乐极为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东京的这种宫城、御街与城市空间的关系,除了反映出宋代统治阶级对传统礼制秩序的追求外,还对以后各代的都城规划和营建思想有直接的影响”[3]25。
3.3 汴京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城市街区的关联
所谓日常生活的结构就是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重复性实践和规范性的约束。例如,人们在城市街道中的公共活动、商业交易中心的行为模式以及娱乐空间中的情感表达等。当然,这种结构一定是和城市的道路布局关联在一起的。
北宋东京的城市道路布局是以宫城为中心的辐射式与方格网相结合的路网系统,主要交通干道正对各个城门,形成井字形的方格路网,次一级的道路也是方格形的。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来看,东京的商业,一般分布在主要八条街巷中,其中包括四条御街和四个商业街区。
四条御街,除了上文谈到的宫城南门御街外,第二条东面御街,即汴河大街,出里城旧宋门,到外城新宋门。商业形态主要以客店居多,比较符合南来北往的客人的需求和便利。其中临汴河著名的十三间楼,是为从汴河来的客商准备的大型客栈。在这里,利用汴河,定都开封; 经营汴河,繁荣都城,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赵宋社稷的利益。
第三条御街,西面御街,即四大街,自州桥向西,出里城旧郑门,到外城新郑门,直至西郊的金明池和琼林苑。商业业态主要是果子行,花果铺席。再往西皆为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就州桥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所,无疑是宋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既是南北御街的连接点,也是东西御街的聚集点。《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4]27。而从商业的分布来看,州桥在轴线御街上起到了南抑北扬的作用,自然地划分出了礼制空间和日常商业空间的界限(图3)。
第四条御街,即北面御街,从宫城宣德门东去,经过潘楼街,过宫城东南的东角楼,这一区域著名的是潘楼酒店,楼下即为集市,街南分布有最大的桑家瓦子,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四个商业街区,主要包括艮岳东面马行街及南北段,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一带以及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大街等。它们的商业模式,商业业态在《东京梦华录》中均有详细的描述,为此,本文不做赘言。
回到日常生活的结构来看,四条御街和四个商业街区的能指和所指都表明了一种文化符号的功能和意义。
3.4 汴京日常生活的图式与商业空间的情境
从宋代东京商业的空间实用性来看,一是分布在城市的主要干道上,例如四条御街; 二是靠近宫城附近的街巷片区,形成了人们购物的回转空间,这也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性:重复性、经济性和情境性。从商业涉及的对象看,既有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宫城东华门商业区,也有服务于大众日常生活的商业零售铺面,同时也有官民混杂的相国寺大街等。特别是相国寺“不仅是宋代文化艺术、商品交易的结晶,于宋代文人深层的思维模式当中,亦不断衍生出因果相报的教化观念。”[5]21这一阐释尤为重要,因为商业以诚信为媒介,而诚信中的宗教信仰使得商业模式能在公平中进行交易,形成理想的共同体。 所以,正是相国寺的宗教文化塑造了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可见,汴京商业的实用性特点由于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他们的生活及其情境提供了不同的空间体验。正如埃蒙·坎尼夫(Emon Kanev)指出的:“这样的城市环境,是简练的,易于读懂的空间形态,浓缩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许多方面,既包括特殊的方面,也包括一般性的方面。 这样的空间形态是持久的,当它们被使用的时候甚而荒芜的时候都是宁静的,能够促使人们创造一个彼此熟悉的环境,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并鼓励人们相互合作与分享。”[6]19-20
3.5 汴京与临安及其他城市日常生活的比较
南宋作为宋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东京汴梁相比,既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性,也有日常生活方面的同一性。金灭北宋,宋王朝迁都于吴越城,改名临安。北方官僚、地主随政权逃亡这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梦梁录》记述,“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人口”,“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 ”[7]148由于商业的发达,城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不少外地客商致富后,也寄寓这里。
南宋临安日常生活的图式与北宋东京相似,也有许多商业分布在御道两侧。南宋御街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经朝天门、北抵城西北之景灵宫。御街中段是临安城市的中心综合商业区,由于增添了各种大型铺店及酒楼、瓦子等,市肆场景更加繁盛,通宵营业(图4)。《梦梁录》记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关于“瓦子”,《梦梁录》的解释是:“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7]179实际上,勾栏瓦肆用现代人的理解就是用来指市民文化娱乐的演艺场所。
临安城伎艺杂耍的瓦子分布在城内各处,有一些在城门内外,数目比东京还多。《武林旧事》中记述:“共有二十三处,北瓦内有勾栏十三座,最为繁盛”。还有一些不入勾栏,“或有路伎,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
[8]126由于南宋临安的地形复杂,城市完全是配合地形,城垣形状很不规则,南宋建都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稍有改建,官署也多利用原有建筑分散各处,道路系统也较杂乱,但是作为主要街道的御道也完全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而瓦子的分布和数量较东京多,商业街市也比东京更繁荣。
综上,通过对宋代都城的商业布局和日常生活的阐释,以及汴京和临安日常生活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宋代都城勾栏瓦肆中日常生活的情境,实际上为我们叩开了解读宋代城市空间一个“善”的叙事通道——一个健全、宽容、风雅的城市土壤,蕴含着人们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向,为此,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有句精辟的论述:“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2]115 这或许是对宋代都城城市空间的一个合理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