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丘”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如王明德认为丘在先秦时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聚落居住形式,其所衍化派生的丘地名广泛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4]。武廷海认为“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丘居形式在华北平原一直比较兴盛。”[5]30-37王瀛三认为“古丘地多分布在渭河下游及济水之间的黄河下游地段的华北平原上。”[6]李锦山也认为丘地的地理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7]。春秋时期,丘的地理分布仍旧集中于此,如《春秋》《左传》中所记载的丘地主要集中在北纬34°以北、东经113°以东区域,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古济水流域,以及淮河的北侧支流[8]。丘,为什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呢?史念海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是与黄河下游地理环境,尤其是水患灾害密切相关的。“黄河下游的丘多是孤立的……有的丘高差约十余米……平地上没有了水患,丘上居民下丘居于平地,说明居丘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9]330-332顾颉刚也认为“丘”这个名字与水患密切相关,古时人们只有居住在高丘上,才能够在大洪水爆发的时候免于水患,因而“丘”就给人们注意到了[10]。因此,文明时代早期,人们多选择占领山丘、土岗、河边高地和山地边缘等地区,在这里建立起密集的大村庄,有时还有城市[11]61。
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在聚落选址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更好地适应环境,懂得了如何趋利避害和更好地生存下去。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当时居民聚落点的选择已有一定的倾向性。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情形下,先民们会选择最有力的环境定居,即聚落遗址多选择大河支流的台地、阶地上。无论是新石器时期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或是新石器时期中期的仰韶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还是新石器时期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其地理虽异、气候虽殊,但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大都位于靠近河流、湖泊的台地、阶地上。例如新石器时代陕西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的典型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二级阶地或二级台地上[12]。姜寨遗址位于骊山脚下,临潼县城北约一公里许的临河(石瓮寺水)东岸的二级台地上[13]。再以今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为例,其聚落大多建于河流两旁的黄土台地上。当时的居址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景观类型:第一种是土丘式的遗址,渭河以南地区分布较多,且多位于河流中游两岸; 第二种是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多分布在渭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一般高出河床20～50米; 第三种是分布在距河床较远的泉水附近,以泾河沿岸较为典型[14]2。这种高出地面的土丘,历经风雨侵蚀,直到今天仍可见到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如今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多分布在高于平地的漫坡或阜丘上[15]。在良渚文化时期,“中心聚落往往在自然土丘上夯筑而成,有的夯层高达7米,聚落下有人工开掘的壕沟,遗址面积相当大,周围均分布有卫星聚落。这种高台聚落同黄河流域的古城具有同样的军事防御性质。筑城技术起源于打坝筑堤,原始氏族在聚落周围开掘壕沟,主要是为了防备水患。”[7]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筑城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城址在黄河流域普遍崛起。但其小型聚落的修建,仍然要契合多水易涝的地理环境,营造在高于地面的丘地,如“东下冯、垣曲商城、焦作府城等地域性小城则多建于山间丘陵地带,规模不超过10万平方米。”[16]184殷商时期的城址,大都位于地势稍高、范围较广的平坦之地,如郑州商城地区位于嵩山余脉向华北平原的过度交接地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偃师商城建于洛河北岸稍稍隆起的平坦之地。安阳小屯殷墟位于自西向东的漫漫倾斜地带上,其宫殿区位于小屯村北到洹河的漫岗之上,地势略高于周围地区[17]239。胡厚宣也认为“殷商时期常有大水及洹河泛滥之患,其人民择丘陵而居,因而卜辞多见京、丘等地名。”[18]504从传世文献上看,尧舜时期,我国发生了巨大的洪水,禹率领百姓抗洪救灾、治理洪水。洪水隐患解除后人们从避水而居的丘上迁到平地居住。《淮南子》记载舜之时“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19]395。《禹贡》亦言“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20]147。应劭对此解释为“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栖巢居,以避其害。禹决江疏河,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堤,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21]380。钱穆虽然持不同的看法,即“尧遭洪水,民始升丘,实失古义。盖古人自畏平地低湿,故居丘,不因洪水也”[22]40,但仍然认为尧舜时期人们居于丘上。
到了西周时期,定居于“丘”上,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选择,“兖州所在的豫北、鲁西地区,人们生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址并不在平地上,相反则处在土丘上”[23]。在这一时期,今天的华北平原上河道纵横,湖泽星罗棋布,岗丘与洼地相互间错,排水不畅。水草丰茂,植被茂盛的耕作环境,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周人来说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儿。因此,西周的劳动人民“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选择靠近水源,又不至为洪水冲没的高爽向阳之地从事种植,采用耐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而且适应性较强的黍、稷之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纵使如此,周代的诸类地形中,除去一些宜于垦殖的区域散落分布之外,不利于开发使用的地区仍占大多数。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云“畇畇原隰,曾孙田之”,《诗经·大雅·公刘》云“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言“丘中有麻、丘中有麦”[24]470,543,334说明最初的农耕地只限于原隰和平缓的丘地[25]159-164。在地势低洼积水的地区从事农业耕作,不仅仅是西周人民的老大难问题,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社会仍是如此,“人对平原的征服更加的困难,尤其是低洼积水、水草密布、树木丛生、淤泥遍地的平原地区,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短暂的占领。比如1900年前后对阿尔及尔后面的米提贾平原的开发。甚至到了1922年,希腊才开垦了撒罗尼卡平原的沼泽地”[11]62。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民众择“丘”而居的现状,传世文献仍多有记载,如《周易》云“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疑也”[26]58。 高享释“虚邑,邑在丘者,故云升也。升虚邑者,不畏水患。古者洪水为灾,徙家迁国,利升虚邑”[27]157。《墨子》云“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28]34。亦表明“择丘而居”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居丘”文化景观可能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形式。《周易》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26]87。《墨子》云“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28]191。江达智解释为“穴居”就是先民利用丘陵高地的洞穴,作为遮风避雨、防寒耐暑、抵御猛兽的安身之处。这一点从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得以证明。因此,“穴居”也可以说是“居丘”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久远的居丘习俗[29]14。
与此同时,从“丘”字字源演变上看,丘、山和人密切相关。在甲骨文中,丘写为,山写为,二者极为相似,皆源于自然界的山地景观; 不同之处在于丘有两座峰,山则有三座峰。丘的造字本义,或为两座相连的山峰。在有的甲骨文书写过程中,丘的下部有时会向两侧延伸,写为。在金文中,丘写为,两座相连的山峰更为尖锐。在有的金文书写过程中,丘的山形为两个背向的人所取代,演变成。在篆文中,丘写为,人形继续演化。在隶书中,丘写为,两个人形在篆文的基础上演化的更为简洁。在楷书中,丘写为,两个人形变成了和。自此,“丘”字形中的山形彻底消失了。再从传世文献上看,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修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释“丘”为“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30]445。从《说文》可知,“丘”有三类含义:一是认为丘为自然生成的高耸土堆; 二是认为人类居址多选择在丘的南面; 三是认为“中间低,四周高”是丘的地貌特征。然而,这种四周高中间低的地貌景观在自然状态下是很难长期保存的,其容易受自然界的外营力,诸如风力、水力的作用,抹高填壑,将其地貌拉平。因此,高广仁认为这种特殊的地貌景观应该是在“丘”居四周人工加筑防御设施的一种城堡的祖型[15]。据此可以推断,早期的“丘”是自然地貌的一种,类似于今天地貌学上的台地、阶地。后来,随着人们定居于丘上,并修筑一些围墙、栅栏之类的防御设施,逐渐形成这种四周高中间低的建筑景观,进而使自然景观“丘”演变为人文景观“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