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理论最早由“角色”一词而来,而“角色”来源于戏剧,指演员在戏剧舞台上按照剧本和导演规定扮演的某一特定角色。伴随时代的脚步,米德就将“角色”引入了社会(心理)学中,认为个体是在大型的地位网络中扮演与自己位置相关的各种角色,并在《自我与社会》一书中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解释和说明,目前学界对于角色理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数时候被理解为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变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取向^[7]32。换言之,人们依据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等条件,并按照自己对于一些特定角色的理解、期待对个体行为进行认知解释。笔者基于角色理论提出“角色转换”概念,这是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变化的分析视角,主要认为个体活动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会带来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而角色转换从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存在成效性,成效好坏与个人生活状况相互勾连,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生活困境的出现实际上是祖辈本身社会化的失败,而这种社会化的失败源于祖辈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角色的紊乱及转换失效。

角色理论为社会具体情境下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助力,隔代抚养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被研究群体困境的产生与其生活角色转换的成效性相关,即生活困境与角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耦合性。角色转换,即社会个体社会角色适应或转换的过程,且转换的过程存在效果好坏,转换成效高,意味着个体角色转化中不易产生困境,形成“角色转换高效”; 反之则形成“角色转换失效”。就进城隔代抚养中祖辈角色困境的分析来看,角色转换的视角分析多立足于社会整体大背景,抓住了因进城隔代抚养而带来的角色转换困境这一核心点,认为“角色转换失效”与因进城隔代抚养带来的诸多困境相关,且主要问题表现在“角色冲突”“角色认同”和“角色扮演”中; 而“角色转换高效”的有效保证同样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角色能力”“角色配合”和“角色环境”。角色转换是问题视角下的概念界定,它可用于问题源的理解和解决思路的研究。在隔代抚养祖辈群体的困境分析中,从角色理论出发,并认为“角色转换失效”是个体角色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问题解决环节,角色转换亦可提供相关思路,其中可以认识的是角色适应或转换的成效性与困境相连,如何形成并保证“角色转换”的有效性就是如何解决困境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相互勾连的架构。

根据角色理论和角色转换等概念,从角色认同、角色冲突和角色扮演等角度探讨影响祖辈群体生活困境产生的潜在因素,为今后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依据,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角色转换”理论框架分析

个体角色的认同包括自我层面的主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层面的客体身份认同,而隔代抚养行为的特殊性使得家庭因素也成为个体认同中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此时祖辈面临的角色转换困境主要在于难以短时间内适应“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从传统角度来看,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作为农村人的事实令很多人无法忘怀,反之,“城市人”被认为是财富地位和知识的象征,更显距离感。可见,纵然进城隔代抚养成为事实,进城祖辈们仍倾向于自己是农村人,城市只是短暂居住的场所。“身体上的城市人”这种内生标签已然深深扎根于心中,此谓旧角色强认同感。从社会环境来看,由于针对进城隔代抚养群体的管理存在着制度性的缺失,且表现出相对于城市群体的区别对待特点,导致了此类群体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倾向; 另原城市中隔代抚养群体对进城隔代抚养者也有排斥性情绪存在,这种同类群体的情感冲击加剧了祖辈自我的角色认同压力,这些都是新角色弱认同感的重要体现。除了外在环境的压力外,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家庭环境已然发生变化,其中祖辈群体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丢失,家庭结构也正慢慢向核心化转变,由此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在家庭中更多时候是辅助者的角色,受家庭成员的影响,这种代际差异可能会让老人产生“外来人”的感受,这种由主导者到辅助者的个体角色转换必然是离散于核心家庭之外的。在子女的诉求下,祖辈个体角色的突然转变也值得关注,来到一个新的家庭环境后,祖辈们已经从相对自由者再次成为城市新家庭的照料者,这样的角色转换让其难以短时间内得以应对,加之进城祖辈在面对陌生环境时体现出了个体能力不足的困境,如新城市生活的未知性、如何更有效进行隔代抚养和如何缓解调节新生活压力等问题,对进城祖辈的自我角色认同形成了巨大阻力,导致了新角色身份的慢适应性。综上,通过强弱认同的比较及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的能力分析,足见进城祖辈群体在角色认同和适应方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抛却社会生活环境转变的因素,进城祖辈生活中的个体角色转换也成为了其问题的来源。进入到子女生活的新环境中,他们与早前一样是自主生活的个体,但受子女委托,如今更是肩负着家庭抚养责任的家庭支持者,而诸多角色的涌现与转换,促成了角色冲突的产生,在此过程中,他们又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就家庭环境而言,全家对祖辈提出更多要求,对孙辈的成长给予厚望,从教育到日常起居都不容许存在过多的差错,加之更多时候祖辈还要照料儿辈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就落在了祖辈的肩上,这无疑加重了祖辈的身体负担。而新观念的产生也在无形之中成了相关现象产生的助力,“隔代亲”行为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在当今的“90后”中体现为甚,而祖辈也往往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祖辈们仍然倾向于帮助后代进行孙辈的抚养,愿意接受抚养者的角色。所以伴随生育政策的开放,我们有理由预见隔代抚养或会成为更被普遍接受的抚养方式,这就预示着祖辈群体将面临着更大的身体压力。而区别于传统的社交环境,陌生环境的改变让老人在固守和改变中产生矛盾心理,在家乡与他乡的定位中思索不前。对于祖辈的心理压力也常常来自家庭内部,两代人由于各自观念认知的差异,进行着传统与现代认知的博弈,并常常会形成认知冲突,由此代际关系中的协商机制面临崩塌,祖辈往往更易陷入心理困境。角色理论承认角色距离的存在,即祖辈群体由于在语言认知、文化习惯等方面的不足,在进行城市生活时会出现角色距离感的心理落差和新旧角色的心理冲突,而这或会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所以如何在保证良好的身心状态下,进行合理适度抚养是家庭需要考虑的问题,反之,角色冲突将进一步影响祖辈们的身心压力。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状况,人与人的关系似石子入水时所散波纹般,越远也越薄,这种情况在城市社会中似乎也同样适用,而进入新环境必然要走进新的生命角色,并开始角色扮演的过程,米德认为随着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就如一个大舞台,每个人在上面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也是对于角色扮演的解释,但在角色扮演中同样存在诸多阻碍,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角色融入。从宏观角度来看,进城祖辈仍难忘“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碍于空间距离的制约,出现了传统村落式社会关系网的逐渐淡化、新的成员尚未加入和互助网络逐步缩小的情况; 加之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社区服务制度的发展不完善,使得在社会个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从乡村居民到城市居民这种单方向的主动社会融合存在着诸多困难。此外,从个人角度来看,个体社会融合过程与个人角色扮演过程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在新家庭及子女的主要需求介入下,祖辈们往往是从被赡养者转变为进城家庭的抚养者,这便为进城祖辈的角色任务提前进行了定义,而这二者之间的个体角色转换再次说明角色转换问题不仅仅与社会大背景相关,更与祖辈进城生活后的个体角色转换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最重要的是隔代抚养中的祖辈被赋予了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即隔代抚养下的社会交往需要为养育活动让路,防止二者存在矛盾,这便使得祖辈群体的新市民角色扮演出现问题,并主要体现在社会融入上。戈登、盖茨和斯科特曾提出过一个闲暇生活的体系,按参与效果由低到高分别是放松休息、消遣、发展性活动、创造性活动与肉体超越^[10]157-158。总体而言,隔代抚养中进城祖辈进行社交活动的环境多是周边小区或是适合孙辈游玩的场所,体现出了由住家向外辐射的特点,而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多限于聊天或者散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只是放松而已,也体现出了其社会交往的低层次和小范围性,这显然不利于社会融合。更为有趣的是有学者认为中老年群体通过照看孙辈获得子女在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支持,使隔代抚养行为成为代际交换的条件,子女养老行为也随之增加^[6]。隔代抚养涉及代际互动,而这样的特殊背景也导致了进城祖辈将主要时间放在了抚养上,无暇也无心进行多余的、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融入活动,表现出了社会交往的“内倾化”特点,这也体现了新群体的角色转换过程除了受自我因素影响外,更有赖于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帮扶和推动。

角色理论多次回应个体因素在角色实践中的重要性,个体因素即为个人能力,包括自我认知外在表现言语行为等,而这也是困境解决的着力点。于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而言,角色能力是指其在进城隔代抚养的背景下,为适应新环境而体现出来的个体语言、文化认知和生活适应等个体特征,换言之,此时祖辈的更多能力成长与隔代抚养相连。关乎祖辈群体的新身份适应问题,主要包括个体角色认同的不足和个体能力的缺失。面临生活环境和生活重心的转变,祖辈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自我能力培养,进而满足延续性的隔代抚养情境需求,那么则需要进行祖辈群体的相关能力培养和支持。综上,在个人层面上,祖辈们需要形成良好的思想认知,主动进行自我对话,形成新生角色的主观认同,多进行心理和实际层面的角色适应活动,此外,传统家庭尤其是年轻父母应主动关注祖辈群体的自我观念转变,引导其形成正向认知能力,通过认知改变实现隔代抚养的新角色、新环境的初步适应能力提升,并根据祖辈自身情况合理对其进行生活安排介入,要注重家庭个体成员对于其他个体角色转换的影响; 而对于个人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如何更加有效和明确地进行隔代抚养、如何进行家庭成员间的理性对话、如何进行情绪的自我管理等,可通过对话交流和借助社区资源力量等措施,更快地进行角色认同和自我能力培养。如政府和社区组织可积极组织相关政策性支持活动,如形成政策法规保障进城祖辈社会学习资源获取权利,进行以社区层面的个人能力培训课程,不仅可以提高祖辈群体新环境适应能力,还有利于提高祖辈群体的个人能力,进而提高角色认同,加快新角色适应。

伴随隔代抚养的产生,祖辈们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作为祖辈群体,其社交朋友圈层较为固定化,且多是“血缘”与“地缘”的集成,即多为“故乡”生活中的老朋友,但时空的隔离促使了其原互助体系的破裂。当前城市环境下,社会群体内部分化和人情淡薄成为了人际社会的代名词,也在无形中形塑了群体交互的隐形鸿沟,这对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并主要体现在弱化社会融入上。在我国,以血缘为纽带的扩展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而社会人的人格特征又给互助群体的构建设置了障碍,如何调整移居后的家庭角色、互助群体角色并发挥相应的功能,这需要家庭成员的帮助,其中年轻父母可积极发挥自身中介者的角色,在隔代抚养的过程中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即通过不同家庭成员间的“角色配合”来进行问题的干预,其中对于祖辈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十分重要。一方面,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父母对祖辈父母应设身处地地理解,理解抚养的困难和个人的想法,尤其在孙辈的抚养问题上应努力达成共识,祖辈与年轻父母应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在日常生活中,多进行思想交流,如鼓励老人多进行社交活动和对外联系,这有利于摆脱传统的“血缘”交际关系,形成“趣缘”的社交关系,从而减轻祖辈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年轻父母应适量减轻祖辈抚养工作量,主动进行责任和义务分担,共同构筑后代抚养的保护壁垒,这样对于弘扬年轻父母抚养主体意识的培养和减轻祖辈群体的抚养压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基于当前社会现状,如许多欧美日等国家一般,老年群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银色资源而得到重视。很多年轻父母在权衡之下,将子女抚养的工作交给了父母,但同时对祖辈群体的社交活动和社会融入产生了冲击,尤其是进城隔代抚养中的祖辈群体,他们在此方面的困境更加明显,社会支持需求也更大,而当前很多社会政策的排他性却与之形成冲突。对于进城隔代抚养中的祖辈群体或者家庭,有必要倡导因地制宜地进行相关制度设计,进行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减少因制度因素而导致的群体生活困境的产生,从而促进祖辈群体的社会融入,提高个体生活幸福感。基于文题研究背景下,“角色环境”被认为是围绕着迁入地的外部生活环境下,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综合体,诸如社会大环境背景下的群体行为、制度政策等。区别于一般性支持,社会层面的支持具有广泛性和制度性的特征,制度、文化等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也是满足个体需求的必要元素,这与角色理论中强调的情境性支持不谋而合。对于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生活困境的环境分析,主要有社会政策环境和社区生活环境。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倡导、扶持、建立面向隔代抚养祖辈群体出台相关抚养支持政策,可包括家庭教育与生活救助等,如美国就曾出台“亲属抚养协助计划”,这不仅仅减轻家庭抚养负担,更加有助于解放祖辈群体的双手,进而获得更多的进行自我休闲和社会融入的时间和精力; 而后代抚养的主体——年轻父母也应该受到关注,毋庸置疑的是年轻父母在后代教养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但隔代抚养的产生多由年轻父母自身因素导致,因而给予年轻父母更多的工作弹性机会就变得十分必要,如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在特殊节假日或时期进行一定的抚养关怀补助等,让年轻父母能有更多机会去陪伴孩子,由此形成“政府-家庭”的双向养育体系,这样也更利于祖辈群体扩大社会交往,促进其社会融入。另一方面,除却宏观社会政策环境外,社区生活环境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在社区等基层服务组织中,重视外迁人员的人文关怀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主要包括基层服务资源共享的合法和规范化管理,其中社区可联合社会服务机构与志愿者组织开展各项与祖辈相关的活动,如知识讲座、联谊活动和入户交流等,更可以包括社区层面的智慧管理,如社区委可以为祖辈提供有效的互联网平台服务工具,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实现便捷抚养活动、有效人员联合和智慧社区管理的目的。综上,对于减缓祖辈抚养身心压力、提高个人认知和提升城市归属感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