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文化批判的旨归功能:从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到“共同文化”
在《文化与社会》中无论是柯尔律治“知识阶级”(clerisy)概念、卡莱尔的“精神贵族”(spiritual aristocracy),还是阿诺德的“异己分子”(aliens)概念,都将整个社会不断分层,在各个阶级的比较中发现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个阶层或者部分,这个“优秀卓越”的阶级恰恰就在人为地划定中固定成形。难道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创造优秀的文化传统吗?当下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一定优秀于工人阶级文化吗?
对此,威廉斯从“大众”(mass)一词开始探讨,在他看来,“大众”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工人阶级群体,是现代社会中聚集起来的人群,就好像每天生活在我们之中的亲人朋友一样,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暴民、流氓、乌合之众等低端人群。“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1]430,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察方式,无外乎是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一种“谎言”,他们之所以贬低对于大众的态度,一是可以使得自己所代表的文化显得更加优秀,从而坚定自己是最优秀文化的代表; 二是意味着精英阶层更加有理由有责任去维护他们自认为的“流氓”阶层,从而避免整个社会陷入“低劣”文化之中,无法进步。
既然大众文化并不代表趣味和文化层次低下,那“工人阶级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呢?因为我们看到如今工人阶级也同样享受着和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方式——诸如拥有汽车、电视和去餐馆,那么我们似乎难以区分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似乎两者已经混为一谈了。实则不是,威廉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区别在于“对社会关系的本质抱有不同看法”、“必须从整体生活方式中寻求,不拘泥于外在生活方式”[1]457。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是工人阶级所创造出特殊的文化形式,不是文字或流于表面的艺术形式,而且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的‘文化'产品不是一些特殊的工人阶级艺术的产物,而是将工人阶级社会观包括在内的工人阶级体制的产物”[3]365,这里的意思就是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强调邻里关系、相互责任以及生活的共同改善,威廉斯认为这是一种集体性观念。所以“工人阶级文化”说到底就是产生了一种集体性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工人组织联盟、群体集会等)和集体观念。伊格尔顿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怀有政治动机的,因为将文化局限到艺术和智力生活冒着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的危险。然而,一旦将其扩展到将机构包括在内——例如,工会和合作社——你就可以正当地证明,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了一个丰富的、复杂的文化”[4]36。因此,虽然工人阶级没有创造出更多有自己阶级特色的个人作品和艺术形式,但是同样会形成工人阶级文化。
3.2 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从流动性个体到逐步形成具有“情感结构”的阶层
作为阶级中的每个人的体验是复杂且变动不居的,甚至在同一个阶层中也会出现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就是这些不同的矛盾和体验打破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构成了整全的人。那么每个人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个体经验是否可以成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去抵抗社会种种危机。
在社会阶层的个体分化中,威廉斯根据经验观察并总结出六种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④,他们都是流动的,并不能把他们任何一种角色放置在某种阶级归属中。在此之上,威廉斯展开了对于个人主义观念的批判,并且强调应该把个体放置于整体所呈现的交互状态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构成的总体现实通常是一种混合物,是由上面所提及的各种不同人群混合而成,而不是几个阶级的直接简单相加,也不是柯尔律治、阿诺德、卡莱尔等将某一少数派或“异己分子”单独自成一派。同时社会中的个体又是具有特殊性的,而且具有流动性,正是这些具有独自情感的个人通过交流过程创造并扩展了组织,组织逐步成为阶层,再逐步演化为所谓阶级,这里存在着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每种分层中的个体的重要性得以彰显,使得产生与社会这一整体性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威廉斯认为,如果社会这个有机体成为一个超越阶级之分、跨域民族之分、让其中所有阶层的成员都可以平等参与其中,那么在其中代表大多数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体验的就是一种整体性文化,这种整体性文化可以应对所有来自工业文明主宰下的个体与社会的危机。
具有最普遍的共同意义也具有最优秀的个体意义,个人经验作为理解社会经验的视角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捉摸不透的情感被威廉斯定义为“情感结构”(structure feeling),成为他对时代、文化与社会进行分析的有力工具,也是其把握个人经验与普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键词。
“情感结构”先行,是“自觉保持的意识形态与新兴经验之间相互抵触的领域”[1]157,而不是某时代的官方思想或者所谓意识形态甚至于大众普遍接受的思想,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实践,从而将文化纳入整个物质性的社会实践中,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文化假设,就是因为假设其是固定的存在,去表征这种现实是流动的、动态的社会。正如威廉斯认为的“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它容纳了这些因素”[5]57,同时“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意义或信念的一般性延伸,而是创造条件,让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表述意义和价值观的活动中来”[6]141。当历史不断发展,我们无法恢复以往的文化与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会出现一种“隔膜感”,要消除这种无力感,“情感结构”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包含着当时人们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且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进而以小见大,层层延伸,勾画出当时总体的社会状况。
3.3 文化的日常行为功能:从“自然扶持”到形成整全的生活方式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导论中,追溯“文化”一词的演变,提到了其最初的本来含义是“对自然生长的扶持”(the 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这一观念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生长的观念”,二是“扶持的观念”。“自然生长的观念”是被一种自由情感的价值观,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中的潜在能力,不是支配力量。这两者被威廉斯定义为“服务观念”(the idea of service)和“团结观念”(the idea of solidarity),对应着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服务观念”往往是指一方付出,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那些在服务观念支配下的人们,本着服务精神,致力于改善工人们的状况,当劳工们没有充分回应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感到沮丧”[1]463,少数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压迫制衡多数人,实则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反观“团结观念把共同利益定义为真正的自我利益,认为个体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这种观念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1]465,但威廉斯一以贯之的是文化的整全性,既包括了精英主义所认为的个人自由,也包括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务与扶持,至于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主体,而无产阶级是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是集体性和互助性的,他们的成功不是一个人逃脱去成就一番事业,而是求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进步。尽管两个阶级各有侧重,但是孤立地利用社会中的某一个部分都是无法掌控全部的,所以需要在“共同文化”中找到各阶层的一个契合点,然后每个阶层内部既有多样性也不会导致成员之间彼此相互疏离。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最后的结论部分提到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不仅仅是智力和想象性作品,它也指并且本质上指整个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来源于我们前面说的“文化-社会”传统的一个分支,其代表人物有浪漫主义艺术家布莱克、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等思想家,还有最重要的来源是T.S.艾略特,将“文化”概念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在《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艾略特分析了当时“工业文化”的定义,无论是工业产品原材料和市场、一些科学和发明创造,甚至于一些经济理论都包括在“文化”之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众多社会中日常的经济内容和科学理论纳入其中[7]86。
威廉斯在系统地分析艾略特的文化观念以及他并不彻底地反精英主义的思想后,批判性地继承了“文化包含整个生活”这一概念。这个看着好像颇为泛化的文化概念,却蕴含着强大的理论生产力,因为威廉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作为“整全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单指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而是由诸多现象构成社会总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威廉斯指出,“当我们共同生活的种种环境发生了普遍而重大的变化而引起人们一种普遍的反应时,文化观念就出现了,它的基本成分是对总体进行定性的力量”[2]22。当这种概念上的反应逐渐转化成个体行动上的反应,当个人的反应逐渐转化成集体的反应时,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文化作为活生生的实体得以自我实现。因此,文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威廉斯认为:“选择性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 第三个层面上,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弃绝。”[8]135这一传统依旧需要解决众多社会问题。从此“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不再是一种笼统模糊性的概念,其具有实践的可能。
威廉斯的文化整体观是最终以共同体为目标,寄希望于文化革命,希望以温和的方式实现阶级之间的融合,进而达到社会各成员间的平等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