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是人类感知时间的基本途径,叙述时间是叙述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读小说的重要维度。那么,何为“叙述时间”?《叙述学词典》中将叙述时间称为话语时间,即“情境与事件表述所占用的时间”[2]65。热奈特强调叙述时间的双重性: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并从三方面对叙述时间进行详细阐述:“故事中事件接续的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 事件或故事段变化不定的时距和在叙事中叙述这些事件的伪时距(其实就是作品的长度)的关系,即速度关系; 频率关系,也就是说(在此仅用一些还不够确切的提法)故事重复能力和叙事重复能力的关系。”[4]13申丹、王丽亚将叙述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故事时间”即所讲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事件可以同空间或多空间同时发生; “话语时间”即叙述事件所用的时间,叙述者可以自由安排叙述事件的时间。赵毅衡表示叙述时间是个模糊的伞形概念,包括被叙述时间(narrated time)、叙述行为时间(narration time)、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textual-extratextual time gap)、叙述意向时间(temporal intentionality)[13]145四种时间范畴,认为叙述时间最基本的问题是“叙述行为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分离、对比、错位等造成的”[14]95。被叙述时间即“被叙述出来的文本内以各种符号标明的时间”[13]147; 叙述行为时间即“叙述时间,指的是叙述文本占用的时间”[13]150。而时间变形是叙述文本得以形成的必然条件,可分为时长变形、时延变形与时序变形。基于此,下文通过分析《主角》中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时长、时序变形,探析《主角》的叙述艺术魅力。
时长用篇幅来“比喻”,指书面叙述文本转化成篇幅形式的抽象时间。在文学作品中,时长很难用具体的时间长度衡量。关于底本与述本时间长度变化的形式,赵毅衡对恰特曼的总结作了转述:
省略(ellipsis)述本时间<底本时间,因为述本时间=0)
缩写(summary)述本时间<底本时间
场景(scene)述本时间=底本时间
延长(stretch)述本时间>底本时间
停顿(pause)述本时间>底本时间,因为底本时间=0[14]106-107
实际上,延长和停顿在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在叙述文本中多出现省略、缩写与场景,省略在叙述文本中是不显示的,所以文学作品的叙述实际上是缩写与场景交织形成的。中国小说的开场,大多以缩写为主,用以介绍背景。陈彦遵守传统技法的标记,小说开篇以缩写的方式介绍主角忆秦娥,“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6]1。忆秦娥历经十余年,完成从放羊女孩到烧火丫头再到秦腔名伶的转变,述本时间小于底本时间,叙述者从故事发展的中间说起,接着回到故事的开始进行叙述。《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为轴心,以戏曲的辉煌落寞为载体,作为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陈彦运用缩写,用1 077页写了中国社会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变迁。在写宁州剧团外出演出时,汽车上,忆秦娥和封潇潇坐在一起,陈彦则运用了场景: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易青娥低声说:“不。”
封潇潇又沙哑着嗓子说:“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
易青娥说:“不。”
“你……你要累了,就……就靠在我身上。”封潇潇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不。”
……[6]322
以人物的直接对话形式呈现在叙述文本中,述本时间等于底本时间,陈彦将两人的情感萌生写得如此生动细致。“如果所用篇幅超过场景所应该用的篇幅,就应当是延长。”[15]110陈彦在作品中多处运用了延长,龚丽丽与忆秦娥争主角,在片场,皮亮与刘红兵起了争执,用了整整两页写两人的打架过程,中间运用停顿写了众人的反应。除此,陈彦在小说中多处还运用了省略,第一次剧团下乡演出期间,需要“存”字辈老人助阵。上部第32章结尾处说进城接人,第33章开始就写道:“苟存忠、古存孝和周存仁老师是下午六点到的。三个老汉也是挤在班车的屁股上,到地方一下车,被灰弥得,也只能看见一对‘灯'和一张嘴了。”[6]208此处的述本时间等于零,陈彦只写了三个老人来时的狼狈情态,对他们在途中颠簸的情况没有展开叙述,使故事时长压缩在有限的篇幅内。陈彦在小说中将省略、停顿、缩写、场景、延长灵活运用,构成一种“跳”“快”“慢”三种节奏交替的格局,形成独特的叙述效果。
任何小说不可能做到无时序变形,不存在绝对线性叙述的小说。时序变形是指述本将时间顺序互穿插,倒述或预述,或重复某些情节。“推迟说,即倒述; 提前说,即叙述。”[14]119一般说来,小说容量越大,叙述时间秩序变化也就越多,且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被叙述时间会以各种“时素”(chronym)标明,有的以“纪年时素”标注,有的以“形象时素”暗示。《主角》在被叙述时间上遵循年代顺序,在上部中存在着明确的“纪年时素”,如:“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1978年农历6月初六”,当然,更多存在的是“形象时素”,如:“毛主席去世了” “庆祝打倒‘四人帮'”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瓦尔特”等,遗憾的是《主角》中下部分的“时素”相对较少。《主角》在叙述时间上则打乱时间线,将倒述与预述结合,增强了小说的时间多变性和文本的可读性。首先,倒述是小说中常用的手法之一,即情节在述本中出现的顺序迟于底本故事发生顺序。《主角》中常以两人对话方式,插入倒述,如胡三元因炸死人进了劳改场,四年出来,在与忆秦娥说话时,以回忆的方式倒述了当年进劳改场、开公判大会的情况。“舅认了,为啥认了?毕竟把人炸死了。”[6]228胡三元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过去的四年经历,此时产生了一个叙述时候的“叙述自我”和一个底本故事中的“经验自我”,形成一种“二我差”格局,由此产生一种来自胡三元的“忏悔意识”。其次,预述是传统白话小说时序变形的主要方式,陈彦汲取传统白话小说传统,将叙述者的意识强加于还未体验的人物身上,使小说叙述发展的动力不是回答疑问“结果怎样”,就是表现故事进展的情况,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一是《主角》采用了叙述者预述方式。小说开始写道:“后来招弟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得,让她几次都想跑了算了。”[6]2“才知道”,是因为只有叙述者知道后事,等忆秦娥进了县剧团,看到舅舅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才体会到舅舅糟糕的程度。这些糟糕的事情是借胡彩英的意识叙述的。封潇潇一出场,叙述者就点明了他是忆秦娥的初恋,但此时忆秦娥并不知。叙述者侵入叙述文本,代替并超越人物意识能达到的范围,达到预述的效果。二是采用了人物预言方式。苟存忠去世后,郝大锤在院子里点“天灯”,古存孝就说“这小子,一定不得好死”[6]341。在故事发展中,郝大锤喝酒掉进井里摔死后,尸体很久才被人发现。事实上只有所有事件结束,叙述者才开始叙述,故事中的人物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只有叙述者知道所有故事,这是叙述者借人物之口预言,预先告知读者故事人物结果,促使读者思考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增强故事可读性。
要之,叙述时间是研究小说的重要维度,陈彦合理安排时长的省略、停顿、缩写、场景、延长变化,遵循故事年代线,巧妙打乱叙述时间,倒述与预述相互穿插于叙述文本中,完整呈现故事的发展脉络,使小说叙述充满魅力。
《主角》中陈彦更多地是在讲述大时代与小人物、苦难与人性、传统戏曲与时代发声的关系,近百万字的小说讲述了中国40年的社会历程,皇皇巨著必然涉及到作家如何运用叙述策略。在分析《主角》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及叙述时间过程中,陈彦独特的叙述方式不仅为读者呈现了高明的“讲故事”能力,还展示了叙述策略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