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战略地位,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顶层设计上启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制定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对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做出了部署,将有利推动生态文明制度成果转变为生态文明治理效能,更大程度上为公众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乡村振兴新形势下,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作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和县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乡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的必要保障。

生态文明治理效能评价是通过衡量生态文明治理的成效水平,检视存在的治理风险,提出治理的改进对策。本文基于乡村旅游地地域环境的特殊性、生态资源的独特性、旅游发展的重要性、环境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对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效能评价展开实证研究,以系统论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采样数据验证和结果分析,得出结论,并对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效能提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研究拟融合生态文明特征和乡村旅游地实际,为建立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风险机制提供可操作的工具,同时为乡村旅游生态化转型研究提供理论范式。

学术界最初关于生态文明的理念由我国学者叶谦吉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主张人与自然界要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在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从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教育建设、生态法治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论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近年来,学界从生态层面对乡村旅游地进行了较多关注,骆育芳^[2]认为乡村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阵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 王涌涛^[3]、周贵平^[4]、付检新^[5]、王振鹏^[6]、崔林^[7]认为生态文明和乡村旅游地发展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许黎等^[8]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开发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 唐承财等^[9]设计了北京乡村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9]; 龚志强等^[10]建构了生态文明和旅游目的地之间协调度的耦合模型和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分析实证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

关于治理的概念,Islam M W等^[11]认为治理就是对目的地进行社会行为管制、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组织动员,以利于目的地发展;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 张志胜^[12]提出创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发挥利益攸关者主体势能和作用,实现多元共治局面; 胡乔石等^[13]、张燕^[14]立足我国新农村建设国情,主张构建和优化多中心治理和多策略治理的路径; 王文豪^[15]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农村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 方世南^[16]探讨了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的意义、价值和实现路径; 围绕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治理; 殷格兰^[17]对江西婺源乡村旅游地游客环境感知评价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差异化环境治理策略; 王新萌^[18]对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构建了预警指标体系,提出了预警方法; 潘崟等^[19]、何梅青等^[20]对历史文化村镇和民族村寨外部空间、民族文化利用和保护进行采样验证,构建相应的文化环境预警系统。

目前,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研究多偏向于单边性环境治理,或从环境主体感知与权能参与角度,或从自然、文化等单一环境预警系统构建角度等进行研究,而尚未涉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旅游发展诉求与生态环境预警系统构建等多元结合的生态文明治理效能研究。事实上,当前生态环境治理是践行“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制度的着力点,针对生态文明进行有关治理效能的评价研究,特别是立足典型乡村旅游地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将更好地拓展研究人员审视生态环境治理的视域,更精准地揭示生态文明治理潜在的风险,更有效地探究生态文明治理风险防控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在乡村旅游社区主体与环境、产业、社会、制度、文化之间产生自我调控、自我适应、自我发展的结构形式。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系统中,位处系统中心的主体系统是治理响应集合,主要由宣教导引子系统、监测监管子系统、环境抚育子系统和资源利用子系统等构成,并形成相关正向作用力,推动主体系统运作发展(图1)。其中,宣教导引系统通过环境教育和低碳理念推广,宣传生态价值和环境伦理道德,激发公众保护生态、爱护自然的主体责任意识的形成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监测监管系统通过科学监测和法治监控生态系统,督查和整治环境风貌,约束损害环境行为; 环境抚育系统通过采取养护、修复、修缮等方式,开展环境改善; 资源利用系统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态资源利用,运用碳汇机理,达到最大化减轻环境压力、最优化实现产品价值。

图1 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系统概念模型

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治理系统具有复归性、协同性、共享性、融合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复归性是指乡村旅游地治理活动所依托的乡土特色的生态资源、自然风貌、聚落文化,在保护、利用和开发活动中与环境相协调相适应; 协同性要求乡村旅游社区主体要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并合理配置相关要素和资源,形成多元协作、多边参与的效应; 共享性主要体现乡村旅游地在治理活动中取得的成果面向当地农户、商户、旅游者、开发者共同享有,满足更多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权利和诉求; 融合性强调治理空间和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共生性,即包括社区、景区、保护区“三区”融合,也包括预防与控制、约束与激励、指导与监督等的融合。

研究样本数据验证了鼓岭生态文明治理现状,明确了当前生态文明治理存在的问题,明晰了治理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结果分析如下。

从自然环境上看,鼓岭环境质量较好,生物资源组合度好,森林覆盖率高,区位空间优越,气候气象适宜性较好,水源保护和生态修复较好,地形地貌条件和气候适宜性较理想。总体上,鼓岭生态涵养功能较强,利于乡村旅游生态化转型,但由于临近福州市区,受外界影响较大(社会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交通往来日趋便捷),使得鼓岭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生态脆弱性有增加趋势。

从社会影响上看,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鼓岭主要村庄从事旅游接待的人数和户数不断增加,且增速较快,尤其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加入; 村民多集中在从事住宿业、餐饮业、农家乐及物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近年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林下经济种养业和初级农产品销售,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以从事当地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的低级工为主,数量较少; 村民对旅游开发是较为支持的,主要认为能增收致富; 乡村旅游参与者对生态保护认同比例较高,多数从业者(包括外来人员)认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少数从业者对这方面不甚理解或者误解; 自然教育的意识在鼓岭旅游度假的青少年游客中有较好的反映,主要与鼓岭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引导有关,且这种意识有趋于强化的良好迹象。

从文化延续上看,近年来鼓岭近代文化遗存保护得到高度重视,修复养护了老建筑,整理发掘了历史文献资料,举办了鼓岭乡宴“十大碗”、中秋国际诗乐会、中美友好历史交流图片展、鼓岭历史文化研讨会和“感知中国、相约鼓岭”文化体验等活动,但近代建筑和传统风貌恢复的体量度还不大,相关文献的完整度还不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历史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力还不大。

从产业发展来看,近年来在鼓岭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和生态休闲设施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自身底蕴和特色,尤其依托自然山体和森林植被建设了3条总长6公里的非硬化游步道,与游览线路连通,形成闭环; 旅游业发展指标性特征良好,产业效益明显,但旅游产业链延伸度不足,供应端生态资源转化产品的效应还发挥不够显著,林、农、茶、蔬果、花卉等旅游化形态缺乏,市场端旅游客源受季节影响极为明显,旅游设施平均利用率不高,此外,受景区知名度和交通区位影响,旅游客源较为单一,多为本地市民(近年来外地游客比例有所增加); 旅游项目建设和投入使用注重与环境相协调,但在培育碳汇旅游时体验环境应用减污降碳技术,推广使用低碳节能材料和清洁源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从管理水平上看,近年来鼓岭主管部门实施绿化全面提升工程,推进林相改造和退耕还林及大树(柳杉大树和景观大树)保护,栽植大面积公益林,防治森林病虫害,建立绿地养护应急修复机制,打造硬核开放式生态景点,举办了全民登山大会、福州鼓岭山径赛、国际自行车赛等活动; 改造提升环保公厕6座,强化村庄房前屋后卫生管理,并提高污水处理水平、垃圾回收率及环境保洁标准; 加大环境风貌的整治,对影响村容村貌的违法建筑开展清理拆除; 年绿化养护面积达到70 000平方米; 创新旅游项目建设运作的协调机制,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民闲置房屋,整合既有资源同时,采取以奖代补激励政策,鼓励原住民参与; 当前,鼓岭生态资源价值利用和产品转化程度不高,生态资源流转生成生态旅游产品的形式单一,仅靠国有资本公司租赁、托管,流转少量土地资源,尚未形成优质资源资产包,生态游产品开发市场化程度不足,资本运作模式单一(仅靠国有资本投入,社会资本、村集体资本参与不足),生态资源价值溢出效应未形成,生态项目开发风险补偿机制未建立,缺乏相应的机构授信、融资担保、收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