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31个省份(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外)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1年的中国宏观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由此可以获取中国省份的宏观变量,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政府财政支出总计、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常住人口等。针对存在部分数据无法精确获取的情况,本研究利用与该变量相关的指标进行替代或采用估算拟合法进行补充。

为了解释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参考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本研究设计的相关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省域经济韧性。省域经济韧性是某个省份维持长期经济稳定运行的能力,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衡量省域经济韧性的指标主要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率、失业率、就业人数和贸易量等。一方面,就业率的变动率来衡量省域经济韧性的方法被部分研究采用,但由于不同城市不同年份的变动率有正有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数据缺失进而对结果造成影响; 而且由于就业率高的省份在经济系统遭受危机冲击时意味着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多的产业调整空间,进而维持其经济稳定性的能力也就越强,省域经济韧性也就较高。另一方面,由于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在近年疫情影响下浮动范围较大,加之数据变化因素较为复杂、获取难度较大,因此本文不将其考虑在内。综合以上因素,本文采用就业率作为衡量省域经济韧性的指标。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年末人口的比值作为研究设计的因变量以描述省域经济韧性。

(2)核心解释变量

省域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既有研究多采用高速公路观测里程数指标测度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本文在此基础上,甄选高速公路年平均日交通量和行驶量作为稳健性分析的指标。

(3)控制变量

省域经济韧性不仅受到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能受到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创新能力是影响省域经济韧性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创业活力能够加快新旧产业的更替,进而促进新经济增长路径的演化; 另一方面,在促进更多劳动者就业的同时,可以倒逼其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从而加快了城市要素配置的优化调整,所以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衡量省份创新能力的指标。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意味着该省吸引外资的能力越强并且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从而促进省域经济韧性的提升,由此选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对该指标进行衡量。政府质量是影响省域经济韧性制度方面的关键因素,高质量的政府管理往往意味着更高效的司法系统,能够增强该省的市场选择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而优化省份的资源配置以提升经济对抗冲击的能力,因此以政府财政支出与各省市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省级政府效率。为了控制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于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更准确地得到高速公路建设水平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以上所述的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宏观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并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res_it=β₀+β₁es_it+ηX_it+u_i+δ_t+ε_it (1)

式中:res_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经济韧性指标; es_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省份i在t年的高速公路建设水平; β₁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X_it是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其中主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政府财政支出总计等,变量具体解释详见表1。η为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 u_i、δ_t分别是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ε_it是随机误差项。对于该式,若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β₁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其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代表了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经济韧性提升的方向、力度以及显著性水平。若显著为正,则表明高速公路建设对于省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若显著为负,则说明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该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

表1 变量说明

(1)描述性统计。《中国统计年鉴》获取研究变量的相关数据后,通过STATA软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观察表2可知,省份经济韧性的均值为-2.099,最大值为-0.984,最小值为-2.628,这说明近十年来各个省份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省域间差异较为明显; 而标准差为0.355,表明相较于其他变量,省份经济韧性在全国的整体分布中体现出较为平缓的态势; 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各个变量标准差较大,省份高速公路观测公里数和行驶量的标准差达到了0.973和0.987,这说明各个省份的建设水平差异也较大; 而省份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在全国各省的标准差分别为1.499和2.561,相较于同为控制变量的政府质量变化范围更大,说明其他控制变量省份之间差异较大,但标准差基本都在可接受范围以内,离散程度较小,因此在进行分析时需要给予相关考量,这为后续实证结果奠定了基础。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相关性分析。为了排除变量之间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之前需要通过Person相关性分析对于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通过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到如表3所示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3可知,因变量lnres和解释变量lnes1的相关系数是0.297,并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省域经济韧性,因此可以开展下一步的量化回归分析工作。进一步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除lnes2与lninn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92,>0.6,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0.6,因此排除了各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线性问题的可能性。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在选取研究模型时,为了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本文首先进行了Hausman检验来确定。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控制个体效应之后加入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仍然显著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存在时间效应。因此本文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单独研究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经济韧性影响的基础上,每一次多考虑一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即依次研究在加入省份创新能力(在回归结果中表示为列(1)、对外开放程度列(2)和政府质量列(3))的影响下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省份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次基准回归采用省份高速公路观测里程数作为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衡量测度,同时对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取了对数。结果表明随着控制变量的不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省份高速公路建设水平都一直表现显著为正,且三者系数相比差异并非很大,这说明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省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省份高速公路观测里程数进行衡量,可能会有些许片面。因此,为避免选取指标时产生的偶然性误差造成伪回归的结果,进而验证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采用高速公路年平均日交通量和行驶量替代高速公路观测里程的数据再次对全样本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如表5所示。观察表5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加入省份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质量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下仍然显著为正,这再次证实了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是稳健的,进而证明了本文的研究论题,即省份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其经济韧性的提升。

表5 替换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指标的回归结果

前文的研究分析证实了高速公路建设可以提升省域经济韧性水平,但由于我国版图广阔,各省域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存在明显差异,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现实情况以及省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为此,本文从经济规模异质性和人口规模异质性进一步探讨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1)经济规模。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集聚大量资源,因此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为了避免由于地域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带来估计偏差,进一步检验这种经济规模的异质性。本文将划分31个省份为东部、中部和西部^①三个部分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表6～表7分别是对三个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所有变量相关的测度指标与基本回归相同,即在省份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质量三个因素的影响下研究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作用。从研究结果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省份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

表6 区分不同经济规模的回归结果

表7 区分不同人口规模的回归结果

由表6可知,东部地区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12,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而控制变量中省域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在多变量作用下的系数为0.140,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东部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升相比于扩大开放程度和提升创新水平等影响较小。由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时间相对较早,公路网体系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且已经较为完备,因此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于东部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但作用程度不大。

西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出现了负值的情况,并且和东部地区相似,出现了最终的回归系数为0.015,但不显著的情况; 而控制变量中政府质量因素和省域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在多变量作用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8和0.205,影响程度均大于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因素且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升相对于提高政府治理和行政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小。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制度因素、资源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导致其发展难度较大,且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东中部地区,因此通过提升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于西部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相比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16,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其他控制变量对于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针对中部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其省域经济韧性。无论从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方面还是回归系数的具体影响程度来看,中部地区都在三个地区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由此可知,在资源、制度等条件综合考量下,中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在影响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影响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

(2)人口规模。省份人口规模水平越高,可以使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省域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验证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是否受到省份人口规模的影响而存在差异,进一步检验人口规模带来的异质性。在计算全国平均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本文将全国各省分为高于全国平均规模的省份和低于全国平均规模的省份^②。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如表7所示,为对2类省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所有变量相关的测度指标与基本回归相同,即在省份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质量三个因素的影响下研究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作用。从研究结果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对省份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高低会因省份人口规模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7可知,人口规模较低的省份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16,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而控制变量中省域对外开放水平因素在多变量作用下的系数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政府质量因素在多变量作用下的系数为0.167,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人口规模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提升相对于扩大开放程度和提升政府行政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小,通过改善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但作用程度较小。

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23,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其他控制变量对于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如其显著。这表明针对人口规模水平较高的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其省域经济韧性。从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方面和回归系数的具体影响程度综合来看,人口规模较高的省份相对于较低的省份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和较大的回归系数,因此可以通过提升高速公路建设水平来增强这些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