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16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064)
作者简介:朱君毅(1978-),男,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E-mail: zhujunyi99@163.com
(School of Business Medi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China)
Dunhuang; poetry by the people exiled to Tubo; lyric; space and time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1.012
敦煌陷蕃人诗是唐末吐蕃强盛时期被羁留于临蕃的汉人所作。反映了作者从敦煌前往临蕃的过程以及被羁留于临蕃期间的情况,寄托其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和悲伤、痛苦、矛盾的心情。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时空意识,即在诗歌的标题、诗句中使用大量关于季节、朝暮、时长、寒暑等时间意象以及方位、距离、风物等空间意象。原因是作者在此期间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空间中。前途的渺茫和对故土的思念使其对时空变化极为敏感,也使其诗歌具有了上述特征。
Written by the exiled poets when Tubo regime was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poems reflect their journey from Dunhuang to Linfan city where they were detained, and express their deep feelings of sadness, pain, ambivalence and homesickness when they were away from the hometown. The poems project a strong sense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poem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ime images such as season, morning and evening, period of time, summer and winter, and the space images like direction distance, scenery, etc.. The reason is that confined to very limited spac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oets were sensitive to the changing of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dim prospects and the wishful nostalgia, hence creating the poems of the features mentioned above.
敦煌陷蕃人诗是研究吐蕃统治河陇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敦煌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发现之日起,就有王重民等前辈学者先后进行研究。不过他们大多是对文献本身的整理和校录、对诗歌作者身份和创作时间的考证,少有从诗歌的抒情特质出发进行研究。虽然邵文实等学者在有关敦煌文学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但由于论著性质所限,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目前仅见顾浙秦在其论文《敦煌诗集残卷涉蕃唐诗综论》第二部分中的论述,认为这些诗歌“将异域风情物貌、塞外的荒寂、骨肉分离的孤独伤感、对亲人故友的忆念、异地送别的悲凉一一入其诗作,借以抒发其离情乡愁及对被羁用之愤懑,对边事征战的谴责,对安定团聚的企盼”[1],并指出了其文学价值。但是由于论文的“综论”性质,该部分的论述仍不够深入。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创作时间和地点都极为特殊,因此本文拟以诗中的时空意象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其中所寄托的特殊情感和作者的特别心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产生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诗歌,在敦煌P.2555写卷中有唐人诗七十余首,即后来所称“陷蕃人诗” [2]705-739。最早由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图书馆全文录出,并整理加工,后经舒学、高嵩、柴剑虹、陈祚龙等海内外学者校录、考释,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3]。一般认为,这些诗的作者有两个:一个是奉使离开敦煌前往临蕃(一说是被押往临蕃)后被禁的汉人; 另一个是马云奇,从敦煌被押送至安西。这些诗即是他们在途中和在羁留期间所作[4]48-53。有人提出,其中《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毛押衙,前五十九首的作者是邓郎将,其他包括《白云歌》在内的十二首作者佚名[5]34。还有的学者根据诗中对国名、地名、人物的称谓,认为作者是唐灭亡后,张承奉称金山国天子时奉命“入戎乡”的[6]507。
从诗歌的具体内容来看,的确记录了作者所在的沙州城被吐蕃攻占,作者于冬天从敦煌出发路过马圈、墨离海、青海、赤岭、白水,最后在临蕃被羁留的经历。根据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考证,马圈可能是敦煌郊区的一个驿站中心; 墨离海应当是莫离驿,位于库库诺尔湖以南; 赤岭、白水、临蕃均在西宁以西约120里内的地方[7]424。相比当时的边塞诗,这些诗歌集中运用了较多的时间与空间意象,书写了作者在此过程中所见所闻的异域风光,并以此抒发自己强烈的去国怀乡之感。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往往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构建诗歌意境。一开始可能是无意识的运用,后来成为营造诗歌意境的常用手法。如叶朗说:“从审美活动(审美感兴)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8]56-57在古典诗歌创作中,对时空的把握首先表现在作者对时间和空间意象的使用,并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达到诗歌言志和抒情的目的。陷蕃人处于中国诗歌走向顶峰的时期,自然也惯于使用这一手法。这些诗主要书写作者们的去国之旅,怀乡之思。他们在离开敦煌被押往临蕃的旅途中,所见所闻是与故国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随着故土远去,其空间距离愈大,他的前途愈加迷茫。在他们的眼里,这种异域风光绝不可能是书写豪情壮志的题材。寒冷的气候和险峻的地貌所引发的只能是伤痛和悲哀,因此这种感受与通常意义上的边塞诗歌完全不同。到了临蕃之后,作者应当是被强令担任文书写作的职务而长期滞留。从《梦到沙洲奉怀殿下》等诗的内容来看,这段经历对作者来说更是困苦交加、度日如年。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所引起的自然是作者日益增长的思乡之情,而诗中的抒情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空间和时间意象的依赖。
从《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和《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的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冬季离开敦煌,晚秋在临蕃被禁,则旅途的时间可能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作诗二十一首。从其在临蕃所作《题故人所居》“与君昔离别,星岁为三周”可知,作者在写该首诗时,至少已被禁三年时间。对作者而言,这种时间上的感受并非一般的羁旅诗歌所能表达,其内心的悲伤、痛苦、矛盾,均在诗中大量的时间意象中得以显现。
对季节变化的书写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现象。“春女感阳则思,秋士见阴而悲”,文人们往往因春花秋月等事物的变化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情感,因此季节也就成了诗词中常见的时间意象。而在陷蕃人诗中,季节意象的使用显得更加频繁。仅仅前五十九首的标题中,直接使用了季节名称的就有十八首,其中秋季的最多,共九首,而其他三季各有三首。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作者的实际行程:第一首《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表明作者是在冬季离开敦煌的,接着的《夏中忽见飞雪之作》《夏日野望》《夏日途中即事》是作者前往临蕃过程中漫长旅途的时间节点。至于后面的《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秋夜望月》等,则是作者在临蕃时所作。无论作者是有意通过这样的标题来记录其经历,还是仅仅遵循诗歌创作的某种传统,都表明了时间意象在其诗歌中的特殊意义。从这十八首诗的主题来看,对季节变化的书写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心境。其中《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反映作者被迫离开故土的无奈、惨然不乐以及不舍的心情。诗中“初日惨寒山”、“步步缄愁色”以及“黯然林树间”、“迢迢惟梦还”即是其写照。其余全是表达作者身处异域而感,怀乡、怀人、“非所”以及沦落天涯之作,也多是将悲愁之情怀寓于季节之变化、眼前之景色之中。在以“冬”为题的诗中有两首用了“寒”的意象,以“夏”为题的诗中有三首用了“雪”的意象,以“春”为题的诗中有两首用了“改年”、“春宵”的意象,其余以秋为题的诗中,有七首用了“秋声”、“寒草”等意象。就是说,作者无论是对哪种季节的书写,都会与上述情感关联。这些意象一方面是对当时季节的实际描写,同时也是用以表现心中凄苦感情的最好途径。
“朝/暮”同样也是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常被用来表现时间之短促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在陷蕃人诗中,如“朝/暮”、“朝/夕”、“白日/黄昏”等词语,至少在十首诗中出现。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这些意象来表达日复一日的羁留之感,表达对自己本来所属政权、故土以及故人的怀恋之情,最典型的如纪梦诗《梦到沙洲奉怀殿下》,记述回沙洲侍奉故主之梦。其中有“日夕恩波沾雨露”之句,以喻昔日“殿下”对自己非比寻常的恩遇,隐含着时间上的恒久。与今日“睡里不知回早晚,觉时只觉泪斑斑”对比,显示今日遭遇的漫长,隐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两相对比,更觉当下之凄苦。在这里,“朝/暮”的时间意象意味着个人际遇的确定或不确定。在《晚秋》中,同时出现了季节和朝暮的意象。作者首先描述了季节的变化:“戎庭缧绁向穷秋,寒暑更迁岁欲周。”在斗转星移中,作者被禁已快一年,他对故土的思念如是描述:“朝朝心逐东溪水,暮暮魂随西月流”。在这里时间有双重表述,一是“朝朝暮暮”,一是通过事物的变化亦即流水和月亮,由此以时光流逝的意象来表达对故国的思恋以及自身境遇的恓惶。不仅如此,“朝朝”和“暮暮”两句与上两句“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一起,将作者当下的悲伤、忧愁、恓惶如画写出。
在陷蕃人诗中,多有对光阴难度感受的表现。如果说季节意象主要通过对季节变化的描述而寄寓相应的心情,朝暮意象主要是描述日复一日的羁留而寄寓情怀的坚定,则时长的意象主要是描述羁留岁月的漫长而寄寓心中的煎熬。其中最多的是对漫漫长夜的书写:“一更独坐泪成河、半夜相思愁转多。”(《忆故人》)在《秋夜望月》中,描写诗人在秋夜因羁愁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直至月亮快要落下,才勉强入睡。此处月亮的移动显得如此缓慢,更显得长夜之难度:“月压羁愁睡转迷”,却又在梦中哭醒:“愁眠枕上泪痕多,况复寒更月色过。”又如《冬夜非所》也是描写诗人在长夜中“更深恨转盈”,难以入眠。诗中写到诗人冬夜的所见“星流数道赤,月出半山明”和所闻“不闻村犬吠,空听虎狼声”,映衬出其在“非所”之地度日如年的状况。诗的末尾“愁卧眠虽着,时时梦里惊”是作者借“长夜”意象所凸显的“愁”与“惊”的心境:一方面因愁而长夜不眠,当快要入眠时却又因惊而再次失眠。同样,在《闺情》中,作者用“千回万转梦难成,万遍千回梦里惊”表现其百结愁肠,用“百度看星月,千回望五更”表现其“总为相思愁不寐”的痛苦,又以“自知无夜分,乞愿早天明”为结尾,书写其“纵然愁寐忽天明”的煎熬。年、月、日、夜这些时间意象对作者而言,均成为抒发其无边羁愁的依托。
除上述季节、朝暮、时长之外,诗中还多见“昨日/即日”、“昔日/今时”结构的诗句。实际上是诗人通过今昔状况的对比来凸现当下境况的愁苦。虽然此种抒情方式在当时的诗歌中也属多见,但是能有陷蕃人这种今昔落差之巨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在《夏日非所书情》中,作者描写了所处地方的自然风貌和“戎俗”:“山河远近多穹帐,戎俗□观少物华”,表现其难以排遣的乡愁。诗中两处使用了“今/昔”的句式,即“自从去岁别流沙,犹恨今秋归望赊”和“昨来羁思忧如捣,即日愁肠乱似麻”,结合对所处异域风貌的描写,表现作者“不知何计得还家”的心思。在这首诗中,有“去岁/今秋”、“昨来/即日”、“六月/三春”、“凌晨/薄暮”四处时间的对比,可以说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际变化的感受,亦可照见作者因“非所”而积累的极度忧愁。在《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中,也是用了“今/昔”句式。不同的是,这首诗中主要对比临蕃城的今昔不同:“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时百草遍城阴”,作者继续描写临蕃城的荒凉:“隤墉穷巷无人迹,独树孤坟有鸟吟。” 据《新唐书》记载,临蕃城曾是唐王朝所设的戍城:“鄯州西平郡,下都督府。……肃宗上元二年,州没吐蕃,以龙支、都城隶河州。都城中,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9]1041-1043该首诗通过展现被占领之临蕃城今昔的巨大反差,抒写其心中的“恓惶一片心”。而在《梦到沙洲奉怀殿下》中,作者通过另一种“今/昔”的结构来书写。作者在诗中追忆自己飘零至沙洲,有幸遇到恩主(即标题中的“殿下”),受到无比的恩宠:“日夕恩波沾雨露,纵横顾盼益光华。光华远近谁不羡,常思刷羽抟风便。”不想转瞬之间命运被改变:“忽使三冬告别离,山河万里诚难见。”诗中写道,作者梦回敦煌“奉玉颜”,又回到了往日的美好生活中:“舞席歌楼似登陟,绮筵花柳记跻攀。”梦醒之后,作者又不得不面对“觉时只觉泪斑斑”的凄苦。这首诗实际上是运用纪梦诗的手法,以昔日之繁华对比今日之凄苦,以梦中之短暂欢愉对比梦醒之凄凉,同属运用时间意象表达曲衷的方式。
作者在身处雪域高原时,体验到的气候变化与在敦煌时截然不同。事实上,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地域的变化,更多的仍然是作者巨大的内心落差所导致的。这种感受同样通过时间意象抒写在诗中,并作为作者抒发内心情感的手段。例如《青海望敦煌之作》,诗中有“九夏无芳草,三时有雪花”,即是通过“九夏”和“三时”的时间维度对当地寒冷气候的表现。作者在诗中抒发其被羁留“海畔”(指青海湖)之悲,也表达难以解脱的无奈:“未能刷羽去,空此羡城鵶。”此处化用了梁简文帝的五言诗《咏单鸭》:“衔苔入浅水,刷羽向沙洲。孤本欲飞去,得影更淹留。”作者在这首诗以及《梦到沙洲奉怀殿下》中都用了“刷羽”,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其所寄托的殷切之情。在《夏日非所书情》中,作者写了“六月尚闻飞雪片,三春岂见有烟花。凌晨倏闪奔雷电,薄暮斯须敛霄霞”的异域气候,其中“六月”、“三春”、“凌晨”、“薄暮”,显然是用来与故土气候相对比的时间点。如前所述,这种对比旨在抒发其“不知何计得还家”的惆怅。在《晚秋羁情》中,也有类似的句式:“凌晨煞气半天红,薄暮寒云满山白。”显然作者并非如一般的边塞诗作者用这种奇幻的气候景象来构建其诗歌意境,而是在这种对比中,表达其身处异域的忧思以及早日还家的企盼:“不忧懦节向戎狄,只恨更长愁寂寂。”
陷蕃人诗主要抒发羁留异域的困苦和对自己本来所属政权、故土以及故人的怀恋之情。身处吐蕃军中,所见所闻带来的全是陌生感,甚至连语言也不通:“左右不闻君语笑,纵横只见唱戎歌”(《忆故人》),何况是被俘之人,其往昔的功名与追求均成梦幻,其返还故土的希望非常渺茫,甚至连生命也无法得到保障:“旋知命与浮云同,可叹身同朝露晞”(《青海卧疾之作》)。久处缧绁之中,作者度日如年,对时间变化的敏感自然就成了其诗歌抒情的重要特征。
作者在前往临蕃的途中,用诗歌写下了行进的路线以及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在临蕃羁留中,作者也用诗歌记下了异域的自然人文空间和身处其中的感受。这些诗歌大多数都有较强的空间意识,不过这种书写不是普通的写景,也不是通常的边塞诗的主题,而是单纯的借写景而抒其羁愁的方式。
根据诗中透露的信息,作者在前往临蕃的途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的行进路线和艰难跋涉都被写入诗中。作者用“东/西”或“南/北”对仗的方式写下了愈来愈强烈的去国之感。第一首诗《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标题表明作者是被从敦煌押往退浑国(即吐谷浑),在途中的马圈将要出发时所作。其中有“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即指出马圈处于敦煌以西,阳关以南的方位。写《青海望敦煌之作》时作者已被羁留于青海湖附近,他写下了“西北指流沙,东南路转暇。独悲留海畔,归望阻天涯”,表达自己思念故土而又无法归去的悲情。在《秋中霖雨》中,作者描写秋雨引发的羁愁,转而以“西瞻瀚海肠堪断,东望咸秦思转盈”,表现对唐中央政权的向往。不过这首诗中似乎还隐含着无奈自嘲的意思:作者一方面表达对“咸秦”的向往,同时也透露出因文才而在吐蕃受到重视的事实:“才薄孰知无所用,犹嗟戎俗滞微名。”根据史料记载,吐蕃在占领区劫掠人口后分别处置,其中有文才的往往会受到任用:“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使充所在役使,辄黔其面; 粗有文艺者,则涅其右臂,以候赞普之命。”[10]96虽然作者在吐蕃得到任用,并如诗中所说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西瞻瀚海”、“东望咸秦”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可见这种“东/西”或“南/北”对仗的方式并非是为了诗歌形式的要求,而是对作者所处环境和内心感触的实际描写。另外作者还在诗歌中留下了大量的地名,如标题中就有“至墨离海”、“梦到沙洲”、“夜度赤岭”、“晚次白水古戍”等实际地名,诗中也往往多用“海畔/天涯”、“东山/西岭”、“谷口/溪边”等结构。均为自己实际所处的写照。频繁的方位空间书写,正是强烈的孤独感和去国怀乡之感的反映。
从实际距离来看,青海至敦煌或青海至长安并不算远,远的是“戎”和汉的距离,是被羁留而难以归乡的距离,也是前途渺茫的距离,而诗中大量距离意象的使用正是这种心理感受的表现。或是用表示远距离的词,如“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夏日途中即事》)、“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与君万里难相见,不然一度梦中睹”(《秋夜望月》),或是描写吐蕃及其占领的地域之辽阔,或是描写与故乡、故人的距离之远,以抒发其心中无尽恨事。山河相隔不能归乡可以理解,而近在咫尺不能相见也是作者的困境,如《忽有故人相问以诗代书达知己两首》,描写了身为羁人与故人难以相见的尴尬处境。诗中写到,有故人(有可能是同样流落吐蕃的朋友)访问却未能见面,作者写下了“与君咫尺不相见,空知日夕泪沾巾”。诗中也透露出“以诗代书”的尴尬原因,即“未知君意复如何”、“非论阻碍难相见,亦恐猜嫌不寄书”。作者不仅有朋友之间“恐猜嫌”的尴尬,同样的心情在《阙题六首》第二首中也直接得以表白:“缧绁戎庭恨有余,不知君意复何如?一介耻无苏子节,数回羞寄李陵书。”作者在此将友人和自己比作被羁留在匈奴军中的苏武和李陵,以表达自己的尴尬处境和矛盾的心情。也就是说,无论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距离意象,其目的都是抒发同样的情感。
无论是在去临蕃的途中,还是在被羁留于临蕃期间,作者都写下了所见所闻。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这些诗句并非如许多边塞诗一样描写边地景色之奇幻,而是将其写成令人悲伤、惊恐、忧郁的背景,这当然与作者的处境及心情直接相关。首先最多的是对当地寒冷气候的描写,并在其中寄托其愁苦的心境。例如《夏日忽见飞雪之作》,作者描写了当地夏天仍然飞雪的景象:“青溪虽郁郁,白雪尚皑皑。海闇山恒暝,云愁雾不开。”如果说前两句只是气候的描写,则后两句中的“闇”、“ 暝”、“ 愁”已经将其抑郁的心情写入。至于紧接着的“唯余乡国意,朝夕思难裁”就是这首诗的主题了。其次是对当地地貌与人文景观的描写,也是将思乡之情融入其中。如《夏日非所书情》,在描写了多变的天气后,接着写险峻的地势:“傍对崇山形屹屹,前临巨壑势呀呀。”对此作者仍不由自主地书写了难以排遣的羁愁:“为客已遭屯否事,不知何计得还家。”在《晚秋登城之作》中,作者先以“孤城落日”、“乡国云山”、“ 风光惨淡”等句表达飘零异域的乡愁,接着写了当地风光:“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暝草寒。谷口穹庐遥逦迤,溪边牛马暮蹒跚。”单就其中涉及的风光而言,俨然一幅高原牧场的壮丽景象。然而作者悲愁的心境却在其中一览无余:“目前愁见川原窄,望处心迷兴不宽。”该首诗的最后作者同样抒发其乡国意:“乡国未知何所在,路逢相识问看看。”因此,无论风光如何“美好”、“壮丽”,在作者的心中却都是相反的感受。
对陷蕃人来说,他们在被羁留期间,所能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一定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他们在此期间所作诗歌中的现实材料也基本上限于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显示的空间描写,也只有高原风物。事实上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自己身处何方,何日能回归故土。无论如何,他们的空间描写最终都被纳入其特定的乡愁抒情中。
显而易见,将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作为抒情视角,是陷蕃人诗最主要的特征。无论是对旅途见闻的书写,还是对滞留青海的书写,其实质都是作者心灵对此过程中时空变化的主观感受。其中绝大多数的时空描写都被导向作者思乡的忧愁痛苦等情绪。这与运用这些时空意象的诗歌传统有着直接关系。例如在使用时间意象的十八个标题中,使用“秋”的有一半,这事实上也是文人在表达悲、愁等情感时惯用的意象:“为客愁多在九秋,况复沉沦更千里。”(《秋夜闻风水》)唐代的边塞诗多以壮丽奇伟著称,无论是边塞风光的书写,还是感情的抒发,都有充分运用上述时空意象构建宏大意境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实际处境不同所造成的。而陷蕃人诗则不同:由于其作者处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从往日唐王朝正统的身份地位沦落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他们与亲朋故旧相隔如参商,偶然与同在“戎庭”的故人相通消息,还可能有着种种猜嫌。在这种孤苦伶仃的生活中,他们虽然能够继续从事诗歌写作,但是其感情基调已全然不同以往。他们所能做的,唯有苦度时日。因此其诗歌表现出对时空变化的特别敏感,而充斥其中的则是挥之不去的去国怀乡之感。黑格尔说:“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的,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11]119黑格尔认为,诗歌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营造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对陷蕃人诗来说,其总体水平可能达不到这么高,但是他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敏感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其特殊心境的直接反映,值得研究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