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极玄集》版本,普遍认为有两个系统:“一为宋钞本一卷本,另一为元建阳蒋易所刻二卷本”^[2]668。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极玄集》被收入其中,此版本的《极玄集》共收录诗99首,分上下两卷。卷内有姚合“极玄集自序”和蒋易所题“极玄集序”,基本上保留了《极玄集》的原貌。在首页,出版社声明此版本《极玄集》以元至元刊本为底本,对于这一说法,傅璇琮认为:“元至元刊本为建阳蒋易刊本,但现今已不存,今人所见的或为明代重刻本、或为何焯所抄录的本子。”^[2]667-668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未见建阳蒋易刊本的一手资料,故笔者赞同傅璇琮的观点。

1996年,傅璇琮主持编制《唐人选唐诗新编》一书,对《极玄集》的成书、版本、流传均作详细考证。其中《极玄集》是以宋钞本为底本,共收录诗100首,未分上下卷。傅璇琮经多方考证,增添了戴叔伦《送谢夷甫宰鄮县》诗一首,恢复了诗歌总数目,是《极玄集》整理方面的又一进展。除此之外,《唐人选唐诗新编》还附有详细的版本考证说明——《极玄集》前序,是一本对研究《极玄集》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书。

华夏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唐人选唐诗六种》。其中,《极玄集》由蔡宛若作注,有诗99首,无戴叔伦的《送谢夷甫宰鄮县》,分上下卷,出版社指出此版本以元刊本为底本。在卷首,有出版社所写的《关于<极玄集>》之序,序中含有姚合、韦庄等人对《极玄集》的评价。对《极玄集》有整体介绍,方便读者整体把握,未保留姚合撰写的《极玄集》原序,实属一大遗憾。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每首诗末尾出现注解,这对理解诗句、体味情感有很大帮助。整个《唐人选唐诗六种》浑然整体,若为多个选本中共同选录的诗歌,只作一次注解。

2006年,昆仑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其中包括《箧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标明《极玄集》所采用的是元代至元刊本,共收录诗99首。《极玄集》前面有姚合等人所作的序,此版本对《极玄集》的流传与保存有一定的贡献,丰富了《极玄集》的版本,但其瑕疵之处同“1978年海版”。

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其书共有唐人选唐诗十六种(除“96年新编”的十三种外,还有《元和三舍人集》《宝氏聊珠集》《瑶池新咏集》),该书由傅璇琮、陈尚君等主持编撰,为最新版本。在增订版序中,对较1996年版略有改动之处一一指出,其学术态度令人敬佩。并附有“前记”,以宋刻本为底本,论述了影宋抄本的长短之处,对《极玄集》卷本、流传、刻本做了详细地论述。笔者认为,此版本是研究《极玄集》最好的参考资料。

关于刻本,除上文所提到的宋刻本与元蒋易元刊本之外,邹艳在《论<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中提到十种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莫堂跋、杨守敬题款的明刻本(莫跋明刻本); 明嘉靖刻《唐人选唐诗六种》本; 明杨巍辑《六家诗选》本; 明万历张世才刻《唐诗六集》本(清华大学藏); 汲古阁刊本刻《唐人选唐诗八种》本(湖南藏本有佚名录清顾广圻批校,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本有高世异校跋并录莫友芝题识); 明又玄斋秦四麟抄本; 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北图藏); 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有清丁丙跋); 《评点极玄集》本(明徐武子)。”^[3]123

傅璇琮在《唐人选唐诗新编》中,提到了“郑振铎藏明刻唐人选唐诗六种本(郑藏明刻本),明又玄斋秦酉严抄《唐诗极玄》本,傅增湘过录之何焯校汲古阁《唐人选唐诗》八种本(汲本)”^[4]530。由此可见,《极玄集》刻本相当丰富,也显示出《极玄集》受到众多人青睐。

赵蔚荣较早提出这一观点,指出“《极玄集》中酬赠送别之作为55首,感兴咏怀之作44首”^[5]28,认为《极玄集》中的诗歌多与生活相关。周衡也持此观点,认为“送别、酬和、寄赠等社会交往诗依旧是《极玄集》最多的一种题材”^[1]52。俞林波对《极玄集》中重复率较高的字做了统计,认为《极玄集》有“送别诗 31 首、寄赠诗 11 首、题咏诗 4 首、酬和诗 4 首,共 50 首,占全部选诗的 50%。另外,选诗题目中虽没出现‘送'、‘别'等字,但表达这一意思者仍然存在,所以,送别诗、寄赠诗、题咏诗、酬和诗的实际数量比我们统计的还要多”^[6]44。周非非也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题材上看,首先,送别、酬和、寄赠等社会交往诗数量最多,约48首……其次,感兴、闲适题材的诗歌也多达43首”^[7]33。诸怡冰也认为“送别题赠题材是最多的”^[8]6,并将《姚少监诗集》与《极玄集》比较,为后续《极玄集》研究打开新思路。

除以上之外,吴凤玲在《从盛中唐<唐人选唐诗>诗类分析看士人审美心态的变化》中,将《极玄集》中所有诗分为“咏怀、赠答、咏史、乐府、游览、行旅、哀伤、挽歌、题画、题壁、杂诗、咏物”^[9]15十二类,其分类之详细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分类之时,略有混淆重复之嫌,如“哀伤”本为一种情感基调,并不是一种题材,其分类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赵荣蔚较早在《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中提出:“无一首边塞题材的作品……边塞之作的蓦然消失,也是甘露之变后诗人对现实社会失去热情,对国事漠然视之心态的消极折射。”^[10]9此后,林虹、周非非、何卉分别在《从唐人选唐诗看唐人的诗学观》^[11]12、《姚合诗歌论稿》^[7]、《<唐人选唐诗十种>诗学观念》^[12]中重复此观点。2009年,王茹对“无边塞诗”一说提出质疑。稍后,张华林不仅指出《极玄集》有边塞诗4首,并指明《送杨中丞和蕃》与《送彭(王)将军》“为现存‘唐人选唐诗中'入选频率最高的唐代边塞诗名篇”,这为《极玄集》中“有边塞诗”提供了重要论点。在对《送杨中丞和蕃》与《送彭(王)将军》等诗歌进行品鉴后,发现其有大量描写边塞之景的诗句,如“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 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塞多”等,作者借边塞之景渲染气氛,体现送别友人之时的复杂心情。因此,若认为《极玄集》绝无“边塞诗”,实属不妥。

整体来看,《极玄集》无抒壮志难酬、表入世之情的诗作,也无赞扬事物品行与情操、讽刺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 意象也多为柳、鹤、琴、霜等生活常见的事物,较少出现生僻意象。因此,《极玄集》以日常生活为描写中心,冷谈政治。

此观点较早出现于赵立新的《唐人选唐诗研究》中,指出“这个选本,鲜明的推扬清幽玄远的诗风”。《唐诗学史稿》中,也指出《极玄集》的风格为“清幽淡远”^[13]101,此后,被多数学者认同,成为《极玄集》重要审美风格之一。

周衡认为“《极玄集》鲜明地突出了一种清幽冷僻的审美风格”^[1]53。周非非、诸怡冰、俞林波、何卉皆指出《极玄集》具有“清幽淡远”的风格特色。周非非认为《极玄集》具有“清疏平诡”^[7]34之韵味,俞林波指出“《极玄集》主要选清新一派诗歌,间有绮丽派,不选写实派”^[6]40,诸怡冰也认为其“清幽深细、真婉淡雅”^[8]40,何卉在《<唐人选唐诗十种>诗学观念》一文中认为“《极玄集》的诗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凄清、玄远”^[12]33。 除此之外,陈斐在《试论<众妙集>与<二妙集>编选倾向兼谈与姚合<极玄集>之关系》中也认为其“风格清幽闲雅”,并详细论述了《众妙集》《二妙集》《极玄集》三者之间的关系,逻辑严密,极具文学价值。

《道德经》中有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姚合称所入选的诗人为“诗家射雕手也”,再结合所选诗歌看,多为五律,言语精炼,意味玄远。因此,认为《极玄集》具有“精致玄远”之美。

倪进等在《中国诗学史》中将《极玄集》与《中兴间气集》比较,提出《极玄集》具有“精致玄远之美……更突出一种孤寂的情景和细致的刻画”^[14]333-336。《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一文中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其“十分精致,玲珑剔透”^[15]72。《极玄集》以五言为主,五言较之于七言有幽深、精巧、含蓄的特点,再加之《极玄集》中诗词对景物描写精巧细致,因此认为《极玄集》有“精致玄远”之美是值得信服的。

鉴于作品多送别之作,文章中又多次出现“泪、寒、凄”等字眼,故此,认为“悲凉凄苦”为《极玄集》审美风格。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赵荣蔚、陈斐、王茹等。

赵荣蔚指出:“描写景物细致入微、刻画入神……具有浓烈的苦闷和伤感情绪”。王茹在《<极玄集>与姚合诗歌批评研究》中,从“悲自身之凄”、“叹朋友之别”、“怀故乡之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极玄集》具有“悲凄”之特色。陈斐在认为《极玄集》具有“清幽淡远”的特色同时,也认为其“情调悲凉、凄苦,企慕隐逸、闲适”。

由于《极玄集》成书于晚唐,大历诗人占据多数,再加之有大量的送别酬唱之作,故此,鲜有人认为《极玄集》有“雄浑开阔”之美。但王茹在其硕士论文中论述了《极玄集》这一特点。

首先,王茹认为大历诗人有盛唐情结,他们的诗歌或多或少会掺入盛唐气象,姚合年轻时心境开阔,有雄浑气概。其次,王茹先后列举《送晁监归日本》《观猎》《送彭将军》等诗,并分析了其雄浑诗风。王茹提出这一点,对于《极玄集》研究是有正面意义的,扩宽了《极玄集》的审美风格。但从整体来看,“雄浑开阔”是《极玄集》少数作品的审美风格,不足为其主要风格。

“清幽淡远、精致玄远、悲凉凄苦、雄浑开阔”都为《极玄集》的审美风格,是研究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但《极玄集》中也有活泼快意之作,如《少年行》《羽林骑》等,这一审美几乎未有人提及。这两首诗,无论从意象的选用,还是色彩搭配与情感,都体现出轻松、快活的意蕴。由此看来,《极玄集》的审美风格仍旧有较广的研究空间。

“选本通过选这一特殊的行为按一定的原则为作家在选本中排列次序,为作家定位”^[16]8。姚合将王维放置卷首,选本中有王维诗二首,其中一首就有“射雕”二字,因此,《极玄集》有标“王维为宗”之意。王维诗境清幽,充满逸致,与姚合“诗风清丽的特点、清幽闲远的意境”^[17]82-85相吻合,故此,姚合以“王维为宗、清幽淡远”为选诗原则。

持上述观点的有王茹、张震英、周衡、许连军等。许连军较早提出此观点,“王维、祖咏二人可以说是盛唐山水诗的代表,其诗模山范水,清幽淡远,且寓禅趣禅理。这正是姚合诗歌创作所追求的,也是姚合编选《极玄集》的旨趣所在。姚合此举显然是以王维、祖咏为标准、作范式,标举清幽淡远的诗风。”^[18]张震英也赞同此看法,认为“王维、祖咏是《极玄集》诗人共同风格的渊源所在”^[17]91-95。除此之外,王茹关于此观点的论述更为详细,王茹将姚合、王维以及《极玄集》中其余二十位诗人的诗歌作比较,列举诗歌相通与相似之处,得出:“可以把王维看作统领全集的诗人,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角度找到王维对大历诗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姚合等人。”^[19]13

安史之乱后,经济萧条,社会黑暗,士子关注日常生活的热情高于关注社会政治,审美流行由“富丽雄浑”转为“清幽淡远”。《极玄集》风格清幽淡雅,是紧扣中晚唐审美的表现。

邹艳在《<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中,从“独重大历诗人,扣合了中晚唐的历史背景”、“选诗重清幽淡雅悲凉、妙合中晚唐诗风总特点”、“选诗以五律抒聚散之情,切合动乱伤离别的社会现实和诗人喜律的特点”^[4]119-126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极玄集》的这些选诗标准深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又反映了盛唐之后士子文人的创作心态、人生价值”^[4]119。文章逻辑严密,是论述《极玄集》选诗原因最详细、最全面之作。

《极玄集》以五言为主,其中五律占很大比重。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其中五言诗,特别是五律诗是重要体裁; 五言有精炼、幽深、含蓄等特点,文人间交往,以及在正式场合,五言诗备受文人喜爱。姚合在编选《极玄集》时注意了这一点,因此《极玄集》以五言为主。赵荣蔚、俞林波等表达了这一观点。

赵荣蔚指出:“《极玄集》99首作品中,五言占有绝对优势。其中,五言排律 1 首,五律 87 首,五绝 8 首,七绝 3首,无一首七律,几乎全部为五言律诗。这一方面因为当时进士试诗均为五言体,写作五言可以为应试做准备。”^[5]28此后俞林波也提出:“五言的这一文雅、持重的特点,五言多被正式的场合选作‘语言形式'。唐朝,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规定的应试诗在形式上是‘五言'的,一般是‘五排'。‘五言诗'还被用于比较正式、严肃的交往之中。”^[6]41-42

姚合生平姿态平和,热心助人,在《极玄集》序中,姚合也指出此书为“庶免后来之非”,因此,《极玄集》有提供范式、供后人参考学习之意。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的有王茹等。

王茹分析了《极玄集》中王维、祖咏等人的炼字情况,认为姚合编选《极玄集》受到了皎然诗歌理论的影响,指出:“在《极玄集》短短的小序中,姚合提到选诗的目的,是‘庶免后来之非',他大概是要免除后来人的非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他要通过选诗来树立作诗的典范,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指点迷津,避免后人在创作时走不必要的弯路。”^[19]17

选本的编纂,会受社会及个人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氛围及审美流行是编者应该考虑的,而选本也具有示范作用,因此,《极玄集》既契合中晚唐审美,也为科举交往、后人写作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凡是对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册、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20]329,个人的喜好是影响选本的因素之一。姚合对王维诗歌的赞赏与认同,在其诗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将王维放在选本之首的缘由。

姚宽在《西溪丛语》中指出:“殷墦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21]59《极玄集》共收录诗人二十一位,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大家”为何未出现于《极玄集》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原因上:其一是“李、杜、陈、元白等人的诗歌与姚合对诗歌审美追求不符”,其二是“李、杜、陈、元白等人的诗歌审美与当时社会审美不符”。

曾枣庄指出“因艺术趣味不同(如《极玄集》《才调集》,多数都未选杜诗”^[22]。张小琴也认为未选“杜诗”入集的原因在于杜甫的大部分诗歌与晚唐社会情形不符,指出:“姚合所处的社会和文坛风气上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三大政治痼疾……因此,诗作中有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姚合为扣合这一历史背景,追求凄婉哀苦的诗韵,其选诗也就以闲淡幽远为标准。”^[23]23对姚合未收录“元白”等诗人诗歌的问题,赵荣蔚认为《极玄集》的出现是社会审美由“尚艳到崇雅”的标志,而元白等人的诗具有“迁艳”的特点,故未选“元白”诗歌。 孙桂平也认同此观点,并提出《极玄集》的出现是姚合反对“元和诗风的表现”^[24]93-94。选本的成书,必然会受到作者自身喜好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未入选的诗人未必成就不高,我们应理性而客观地看待。

改革开放以来,《极玄集》与其他选本的比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极玄集》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又玄集》的比较; 其二是《极玄集》与《众妙集》《二妙集》的比较。

曹丽芳在《韦庄研究》一文中将《极玄集》与《又玄集》共同入选的诗人及诗歌做了整理,指出:“韦庄与姚合的审美标准有很大的相似成分。但韦庄针对姚合己经选定的作品又作了不同的取舍。”^[25]36除此之外,周衡从体裁、题材等方面对《极玄集》与《中兴间气集》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兴间气集》与《极玄集》都是以大历诗歌为选择、品鉴对象,然而,基于接受水平、期待视野特别是审美视野不同,他们对大历诗歌的艺术关照往往存在差异……《极玄集》作为一个深远的选本,其必有独特之处,而非《中兴间气集》的复制品……姚合在《极玄集》中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一种清幽冷僻的审美风格。”^[1]53

陈斐在《<众妙集>、<二妙集>与姚贾诗派的确认》《试论<众妙集>与<二妙集>的编选倾向——兼论与姚合<极玄集>之所关系》等文章中论述了三者的关系,认为《众妙集》中所选诗人诗作分为“姚、贾之渊源者,受姚、贾濡染者,诗作与姚、贾类者三类”^[26]。诸怡冰等也论述了这一相似的观点,认为:“《众妙集》比起《极玄集》来,其所选诗歌显得更为精致。而造语的平易浅切不务怪奇则是二家选诗的共同特征。因此,就选诗来看,四灵之一的赵师秀,其与姚合的审美追求和趣味确实大体一致。”^[8]17卢燕新在《〈极玄集〉、〈诗例〉〈极玄律诗例〉考辨》一文中对《极玄集》《诗例》和《极玄律诗例》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姚合有《极玄集》,为选诗总集; 有《诗例》,又称《极玄律诗例》,为选评律诗的总集。”^[27]文章有大量的史料与理论支撑,观点令人信服。

如《姚合诗集》《中兴间气集》等。一方面,姚合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选本中,在其诗集中也有所体现,将姚合诗集与《极玄集》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显现姚合独特的审美个性,也能为《极玄集》研究提供材料支撑。另一方面,《中兴间气集》与《极玄集》是现存“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成书时间最为接近的,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显现出各自的特色,也能看出中晚唐诗歌审美风格整体倾向。

多视角审视《极玄集》,应注意《极玄集》与“佛道文化”、“生活美学”、“地域关系”的探讨。首先,《极玄集》中“尚闲适”之诗较多,并且收录灵1 皎然等僧人的诗歌。赵立新在《唐人选唐诗研究》中对《极玄集》与“佛道文化”有所涉及,但未详细论述,因此,与此相关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其次,《极玄集》中所选取的意象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描写细致入微,将日常生活提升到艺术审美层次,可从生活美学视角审视《极玄集》。最后,石树芳、傅璇琮等人分别在《唐人选唐诗研究》《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中论述了选本与地域的关系,但未涉及《极玄集》与地域关系的论述。笔者认为,《极玄集》所入选的诗人大多为河南、江苏等地,这与姚合任官游历是否有关联?因此,《极玄集》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有待考证。

首先,关于唐诗研究,日本学者提出了众多观点,可借鉴吸收,为《极玄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关于研究方法,欧美学者常常独树一帜,可将其内化、运用于《极玄集》研究中。值得补充的是,1989 年,简贵雀的博士论文为《姚合诗及其〈极玄集〉研究》,但在笔者搜集有关《极玄集》的论文时,未搜集到其原文,实属一大遗憾。可见,学术交流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极玄集》研究也应遵循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