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具体化、民族化。艾思奇等学者在文章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具体途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3.1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只有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其普遍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艾思奇强调:“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4]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需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具体的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方针、路线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而通过“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准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实际的具体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同时要就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根据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地运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践,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时间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如艾思奇所说:“就必须要依据新的实践条件来把既知的规律加以补充和发展,就是要把握更具体新的规律和新的理论原理。”[8]另外,通过“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就是将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特定对象进行考察时得出的论断,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符合实际; 有些结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具体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了; 还有些结论则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着重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结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论述,“就是要把既知的较一般的规律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向导”[8]。正确区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关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具体结论,敢于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2 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将中国的实践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中发表了一系列哲学方面的文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艾思奇将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艾思奇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给予毛泽东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有益启示”[13]。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抗战实际,在总结抗战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转变为具有中国经验、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在指导人们的思想行动和夺取抗战胜利斗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14]所以,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通过革命实践发展起来的指导理论,要面向现实,发挥其为抗战服务的作用,以丰富抗战斗争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教条公式。重视社会实践,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强调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特殊的意义;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其本身,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推进; 强调哲学都有其时代任务,配合着时代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革命实践对发展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实践推动理论创新。所以他在报刊中发表大量哲学文章,积极推进对哲学的理论阐述和方法论介绍,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科学联系,发展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术论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艾思奇进行总结,强调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哲学阐发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党内教条主义,与各种反动势力的错误思想做斗争,并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抗战任务。如在文章中阐述新民主主义相关理论,“因为边区施行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政策纲领,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原理。”[15]在《进一步认识中国现实》一文中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是引导我们去研究活的具体事实的方法指南,而不是摆在前面来裁判一切的教条。”[10]艾思奇很好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积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完善。
3.3 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结果的问题,这就需要检视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进行互动并交融,而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复制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过程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提升改造,成为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同样,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的重构整合,更加得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艾思奇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以此阐明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提升改造。毛泽东思想中,就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强调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条重要途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思想的载体是语言,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变成中国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能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接受能力来阐明,“要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16]。艾思奇认为首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人民群众的语言非常丰富,生动活泼,而且表现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艺术界的工作者要开展到农村、工厂、部队中去工作的运动,努力与实际斗争生活相接触。”[15]其次,要坚持开放的学术态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其中的有益部分。当然,对其他国家、民族、政党以及不同人的文化思想也要进行借鉴,学习其中的精髓部分。要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不断剖析自身局限,善于超越自身理论。“大胆尝试了各种形式的利用,不论新形式、旧形式、中国的、外国的、地方的、民间的、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艺术形式。”[16]艾思奇认为只要是可以利用的,就没有不可以尝试的,但是要注意各种思想文化的糟粕部分,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要批判继承和吸收,并且在实践之中不断创新。如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先进部分; 反对封建唯心主义的思想、文化复古主义、反民主、反科学的“伪三民主义”等。同时强调创作的自由,认为“各党派各阶级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系统”[10],他们只要能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共同一致的纲领原则,而不是基于完全统一的思想系统”[15]。强调开放的学术态度,反对教条公式。最后,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不等同于庸俗化,同时,大众化、通俗化的成效还有待加强。在《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文章中强调,“文化人在群众中的深入工作还不很充分”[15],“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早已提出,而文化工作本身还是不能说已经深入群众”[16]。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不是要降低质量,而是一方面要求加强实践和创新,将成果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让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理论成果,同时通过教育使得人民群众可以享受更高一级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