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人们网络表达的观点、内容、形式呈现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思想异化、情绪抗争、文化冲突是网络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集中展现。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和主导是积极应对新常态尤其是网络社会思想混乱、价值多元、挑战话语权威等的战略考量。“网络社会”具有网络化社会(Network society)、互联网社会(Cyberspace)和互联网社群(Cyber-community)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网络化社会指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 互联网社会指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并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社会; 互联网社群指的是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一个个具体的网络社群^[3]。总而言之,人人参与是建构网络社会的基础,无论是网络化社会、互联网社会还是互联网社群,均依托于网络技术、以不同侧面反映治理主体的心理导向和行为外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网络发展迅速,网络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互联网普及率得到明显提升。据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 992万人,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4]。网民治理主体已初步形成,并随着联网技术和上网载体的普及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就开展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从《圣神家族》在思想上彻底划清与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开始; 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唯物主义缺陷,提出思想观念产生的基础是物质活动,即“思维的真理性来源于实践”^[5]7; 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明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观念表达。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缘起,有“观念说”和“矛盾说”两类。前者认为,意识形态起源于人类祛除意识中的愚昧和蒙蔽性,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思想观念^[6]; 后者提出意识形态伴随社会出现就一直存在,其本源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进而维护社会系统良性运行^[7]。理论维度看意识形态论历经四个阶段:第一,意识形态斗争论。从阶级社会产生开始,意识形态就自觉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性、合法性的重要工具,直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尤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指导共产国际运动和争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权的指南,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第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事实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而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到意识形态消亡的话题,但终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国家消亡,即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然而,西方理论界以此为楔子开始掀起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思想。如20世纪30年代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提及意识形态衰弱问题,50年代首次兴起“终结论”,其代表人物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9]409-418; 第三,意识形态演化论。随着新自由主义论的渗透,80年代末终结论再度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走向新的演化道路。无论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指出的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方向是自由民主,亦或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的当前意识形态的冲突正在让位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等,均以不同侧度试图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遮盖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价值输入的本质; 第四,意识形态控制论。后现代思想家如福柯主张抛弃意识形态概念,而采用话语权,他提出“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 ^[10]58。此种模式即是对意识形态表达的话语权控制,简言之,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内在契合,不可分割,控制话语权便可掌握意识形态,并使之合法化。

事实上,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从特定意义上讲,是一对联系紧密的关联词,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它们结合的产物^[11]。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联系,具有共生性质的互构体。从概念上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党的思想理论观点与宣传舆论工具影响和引导他人思想,被他人所认可并遵行的能力^[12]。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凝聚广泛社会共识和团结民众思想基础的重要观念表达。

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意识形态是党的性质、社会形态、国家治理目标和民众信仰的决定性要素,体现国体政体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13]435党一直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视为工作中的制胜法宝,是带领人民进行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原则立场。新的历史特点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突出表现为长期隐藏、短期爆发、影响深远、极具危害性,党对该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受到挑战。其来源:一是理论体系挑战。网络社会中充斥各种思想、宣传多种理论,“杜林论”正以隐形方式在网络中潜滋暗长,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发出正面挑战,对党建构的科学理论体系构成潜在威胁; 二是理想信念挑战。马克思建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网络中遭遇淡化挑战。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意识中“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网络表达缺乏责任意识和政治觉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怀疑论初见端倪; 三是文化认同挑战。网络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部分网民崇洋媚外思想高涨、丧失民族特质,在网上恶意宣传负面信息,诋毁国家形象,缺乏对国家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缺失对本土文化的高度自信; 四是合法化挑战。西方民主思潮在网络社会中悄然传播,部分网民片面认识、错误理解和放松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此种所谓的“民意”向现有网络社会秩序发出挑战,其根本目的是挑战人民政权的合法性。

当前,社会高度开放,自由化浪潮席卷态势明显,认同危机成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但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党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更为深化。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社会中的建构存在滞后性。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其势必会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观念的改变突出表现为行为的异化,网络的虚拟、镜像、缺场正为心理和行为异化甚至越轨提供了某种可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和任何领域中都要积极渗透。网络社会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新领域和极端重要领域,然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尚显不足、党对塑造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重视程度还需加强、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待改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理者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滞后性。另一方面,网络社会中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管控过于柔性。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工作方式和手段不能过于柔性,需要刚性斗争、采用高压态势敢于和善于斗争。网络中不仅要沿袭和借鉴以往意识形态斗争的先进经验,还要全方位、多角度、各领域地宣传主流意识,树立鲜明的主流旗帜,不能态度暧昧,更不能丧失阵地; 此外,非主流思想试图淡化和充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各种形式掩盖其与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动机,需要引起党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斗争是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网民是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传播者和建构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表现为党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引导危机,而实质则反映了网民主体的正向价值观念危机。个人的价值追求汇聚为集体乃至国家的追求,而国家或集体的价值输入则会深刻影响个人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进而影响公民个人的网络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即国家的观念表达和输入,中国问题关键在党,使网民树立崇高的政治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党的职责所在,是党作好网络群众工作及意识形态输入的重要任务。一旦意识形态输入缺失,价值引导功能缺位,网络虚拟、镜像、缺场的特殊性使得网民意识更为自主,表达更为自由,价值更为多元,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失序,价值混乱,异见反而受到推崇的危险境地。可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对网民价值引领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并不表示就掌握了主动权和引领权,话语权还要具备排他性,体现唯一性。网络社会虽然是高度包容、开放、自由的社会,网民之间交流不受国家、地域、语言、文化等条件限制,但意识形态有着严格的认识限制和范围界定,必须集中体现社会形态、国体政体、制度体制,其与现实社会尤其是民族国家一样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特征。因而也就决定了建构党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其介入的唯一性就是要体现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事实上,非主流意识形态正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主流话语,网络意识形态的界定不明显,部分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缺乏清醒认识,迷茫、暧昧乃至否定的错误立场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产生危机。由此可见,网络社会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流话语,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动权和引领权,凝聚最广泛的共识,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目标任务,积极排除和肃清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介入与干扰。

建设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为了进一步与网络社会有效互构,促进网络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表达和传播方式,必然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地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创新^[14]。党领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建构、稳定和固化网络社会体制机制方面具有正面的导向作用,能够引领网民参与网络社会治理,发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实现对网络社会稳定、协调治理,净化网络生态环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然而主流话语权在网络社会中遭遇挑战,原有的网络生态格局遭到破坏,国家政治引导和个体本位自律的动态平衡性被打破,网络社会失序,缺乏对主体的有效规训,使网络生态环境走向恶化趋势。主流话语权危机、网络生态格局的破坏表现为矛盾复杂且对立,难以转化为统一思想,而其中涉及的网络谣言、信息安全、舆情预警等网络事件频发,严重干扰到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到国家稳定发展大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关键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的主导地位。新时期,我们正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建设的庞大网络体系需将网络安全摆在首位,无论是技术安全、信息安全,还是网民人身安全、国家核心机密安全等,其前提和保证是意识形态安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构性决定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强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积极培育网络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宣传、建构、形成到内化的系统性渗透机制; 提升网络文化建设能力、方法与水平,创建出弘扬正能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成品;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向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网络化输入,丰富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网络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指导意义研究。简言之,网络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是完成虚拟与现实的合法化转变,到建构成熟完备的内化体系,进而实现外化行为规范的价值追求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其必须主动掌握网络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网络时代新形势,尤其是网络技术平民化、大众化,以及身体缺场下的对象群体互动形式灵活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从技术和情境两个层面发出严峻挑战。实践证明,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同样是在党,关键在提高党对新科技把握、掌控、引领的能力与水平,根本是通过网络平台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权威,输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网络平台更有效地塑造党员干部形象,强化网络社会政治引领,凝聚网民社会共识,为净化网络空间、建构网络生态、方便人民生活等提供国家保障。此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媒介的非可控性和隐蔽性,输出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侵蚀的不仅是民众的思想,更影响到社会主义举旗定向的道路问题。作为执政的共产党,需要提高警惕性,做好技术防范和网络干预措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群众毕竟是通过社会主义形象和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作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15]。为此,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能力提高”为己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忘初心,恪守本色。

主流意识形态需回应网络参与主体的期待,发挥最广泛的政治思想基础作用。网民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角色,成为党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乃至国家政权合法性、权威性的践行者和维护者。事实上,意识形态与国家、人民具有内在共生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的是人民期待,维护的是人民利益,体现的是人民性,既体现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形态表达,也自然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拥有稳固而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取得大众的认同,需要从外在灌输走向内外共生。在坚持灌输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行为发挥作用^[16]。以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网络参与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互构功能。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化建构,要继续坚持服务群众的价值导向和目标任务,促进现实社会命运共同体向网络虚拟社会命运共同体转化,进一步促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向网络领域延伸,既要稳步推动网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场域建设,也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跨边界渗透。最终实现网民主体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自觉成为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和话语语系的传承者。

新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树立阵地意识,激发主流意识形态战斗力是维护政治大局、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复杂而尖锐的特征,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17]。而我国目前网络社会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长期渗透、集中爆发,既混淆舆论正确价值导向,又干扰群众理性判断,更威胁到国家稳定发展大局,损害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新时期要以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视野开展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一是要提高网络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深层次掌控和研发网络核心技术,全方位掌握信息转播渠道,进一步促进传统主流媒体向自媒体转型,提升网络安全防控的国外、国内源; 二是要站稳网络斗阵的原则和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网络斗争,旗帜鲜明地对错误思想、错误观点进行批评和规训,运用道德和法律双重屏障净化网络生态格局; 三是要探求网络斗争的技巧和方法。科学研判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和趋势,力求短期有效遏制发展态势,联合网宣、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合作。简言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关系重大,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厘清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改进斗争方式方法,确保网络社会成为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新场域。

訾议,网络社会必然形成,而互联网技术这场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变革,也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冲击,引起社会意识层面的思想混乱、价值多元、是非难辨等观念型冲突,挑战了党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虚拟社会通过与现实社会组织运行模式的互构,以经验借鉴和政策改进的方式逐渐实现建构自身运行系统的存在状态,然而该状态并不是形成良性生态格局的充分条件。事实上,每个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个体都有可能从意识自由演化为行为自由,进而缺乏对网络法则乃至社会规范的基本遵循。因此,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和价值观念的引导是规训主体行为、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现实社会权威型秩序的切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