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闽南文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基于“人缘”关系构成,胡沧泽教授指出:闽南文化是两晋南朝、隋唐五代中原河洛汉人南下与闽南原住民交流融合而形成,经宋元不断吸收阿拉伯等外来文化而臻于成熟,明清时期由于人多地少、海禁及战乱而大批移民潮汕、浙南、台湾和南洋,从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存在的一种文化^[1]。基于“文缘”关系构成,林华东教授指出:闽南文化是以闽南方言为外在特征的世界各地闽南人,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思维意识、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区域性文化^[2]2。

文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产物,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主体是人类。闽南文化是闽南人在闽南地区长期的历史生产生活中形成发展并向外传播的一种区域性文化。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域为泉州、厦门、漳州,是福建省最富庶的地方,常被称为“闽南金三角”。该区域海域广阔、港口众多、土地肥沃、人杰地灵,与台湾隔海相望,更远达东南亚诸岛国; 背靠崇山、戴云山、武夷山,历史上长期将战乱纷争隔绝于外,成偏安之地。闽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与丰富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闽南文化源于汉晋,成熟于两宋,发展于明清。在近千年的社会历史演变中,闽南文化是闽南原住民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是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汉民系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鲜活的历史性。闽南人虽远离中原,但秉承“慎终追远”的民风,保持着“重乡崇祖”记忆祖先的精神。闽南方言成为举世公认的古汉语“活化石”; 泉州南音、南戏演绎着中华文化深厚的内涵。他们强调自己是中原士族的后裔,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积极举办书院,努力推行文化教育。朱熹曾盛称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闽南文化在继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不断把它内陆化、本土化。闽南人既重视精神上的远古寄托,又念念不忘现实的摇篮。一统性和草根性并存,尚义性和功利性共生。为了生存,闽南人敢于冲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积极从商。但又不会“见利忘义”,闽南人只要有经济实力,就会考虑做善人、行善举,从而光宗耀祖、造福桑梓。

(2)强大的包容性。闽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多次受异质文化的影响,接纳了外来文化的成分。先是来自国内其它民族的文化,包括先秦时期的越文化、汉晋五代时期和唐代的中原汉文化; 后来则是来自五洲四海的外来文化,包括东亚、南洋、阿拉伯、欧洲和美洲的文化。使得闽南文化得以博采众长,而将多种异质文化中的精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和“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的泉州仍保留着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世界仅存的摩尼教佛像石刻,以及千年古刹开元寺、中国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等文物建筑。在闽南民间艺术中,仍保留传承着源于唐代音乐歌舞的南音、宋代戏曲的梨园戏以及宋元时期称“悬丝傀儡”的提线木偶戏等。

(3)鲜明的海洋性。早在距今3 000～7 000年时期,闽南地区的先民就在闽南海湾、海岛、丘陵等地区聚落而居,过着捕鱼、狩猎、捞贝、采集的生活^[3]40。自唐以来,闽南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不畏风涛之险,出没于雾涛风浪之中,开始进行着国际贸易。到了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由此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闽南地区海外贸易因之勃兴。谢履《泉南歌》所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元时期闻名于世的刺桐港(泉州港)便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明清时期,尽管沿海居民的出海贸易受到政府的种种限制和压迫,但闽南人求财富、谋生存的决心并未被阻止。闽南人重视海洋并善于进行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今闽南商人仍活跃于世界各地。

(4)独特的开放性。历史上,闽南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随帆漂流,遇陆而居,凡海水潮汐所能到达之港湾及江河之畔,随处可见闽南人的身影,播下闽南文化的因子。闽南人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和韧性,从某种程度上也使闽南文化具有较强的海外传播与辐射能力。特别是闽南先民们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带去了中华文化的“和合”、“创先”精神,与当地民众风雨同舟、披荆斩棘,成就许多伟业。唐宋以来,闽南人还借助海洋,向外拓展、开发贸易,抢占先机、搏击商海,不断促进着中西海外贸易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地闽南人更是善于捕捉信息和发展优势,把服装、体育、电子信息等产业做成一流的产业,演绎着著名的“泉州模式”和“晋江经验”。

历史上,闽南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祥地,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朝,泉州就与南海诸国交通往来。唐代,泉州成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市井十洲人”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南宋,泉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 元代,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到南方,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国内外商贾从泉州运载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销往他国,又从他国运来香料、药材、珠宝到中国贸易,泉州便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国际化大都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大为赞叹:“行五日毕,则抵壮丽之城刺桐(今泉州),此城有一名港在海洋上,乃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所卸胡椒甚多,若以亚历山大运赴西方诸国者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4]342此外,漳州(月)港也弥漫着海洋文化的氛围,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习俗。从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这里曾是“海舶鳞集,商贾成聚”的对外贸易商港,市井十分繁荣,是闽南的一大都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明初,朝廷虽下令施行“海禁”,但月港地处偏远,令难执行,反倒成了沿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直到清初实行海禁,经历250多年“繁华甲一方”的“东南小苏杭”——月港才逐步走向衰落。

自古以来闽南地区就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荷兰考古学家德·弗玲斯的研究,从印尼出土的中国瓷器可以推知,中国人到印尼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五代十国时期就有闽南人通过海路南行,郑和下西洋时有不少闽南人随其大批出国。到了明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到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时至今日,闽南人仍乐于奔赴海外寻求谋生经商之道,他们大多白手起家,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在居住地站稳了脚跟,有的甚至成为闻名海外的商界精英。闽南人在思想观念上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逐步形成开朗乐观、开拓进取、敢拼爱赢的性格特征。闽南商人在长达千年的商业活动中,编织了范围广袤的贸易网,使闽南商人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商人群体之一,也推动了以闽南方言为标志的闽南文化走向全球。目前,世界上100百多个国家中,大约有6 000多万人说着闽南话,占世界人口的1%左右^[5]。闽南人在海外的迅速崛起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除了秉承中华民族的勤奋和节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美德外,闽南文化的鲜明特性以及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理财观、致富观、经商道德和创业精神,均对海外华侨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闽南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质。历史上,它伴随着中原文化向闽南地区传播而逐渐形成,又随着闽南人海外移民、海上贸易的开展,不断向台湾、东南亚等地传播延伸。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更进一步促使闽南地区与世界各地经济、政治的往来,尤其是文化的交融。据《台湾省通志稿》卷 2《人民志氏族篇》记载,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泉州、漳州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拼搏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台湾现在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大多是源自闽南文化,如闽南语、南音、南戏、生活方式、民风习俗等。闽南人在东南亚人中占比例很大,那里的华人社区长期以来最通行的汉语方言就是闽南话,在文化互相交融过程中,闽南话掺杂了一些外国语元素而部分外音又由闽南语演变而来。同样,闽南地区固有的各种宗教,也在与外来的宗教双向交流中存在与发展。比如,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神学文化的宝库”,形成了中西文明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相熔于一炉的奇观,体现了世界多种宗教文化的盛行与并存、发展与交流的历史轨迹。此外,闽南侨乡民居,既保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遗风,又融入了西洋、南洋的建筑风格,别具一番韵味。

闽南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上承下传的传播性特征,即主体文化由中原文化传播而来,融合当地的土著文化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尔后又通过闽南人大量移民台湾而传播到台湾,以及通过移居国外的华侨华人而传播到国外。时至今日,闽南文化既保留着极为丰富的中古时期的中原文化气息,又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拓展,闽南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辐射性和凝聚力,闽南儿女把闽南文化、中华文化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又通过文化的力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闽南人以及各国各地有着共同文化信仰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闽南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长期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与催化剂。如何最大程度发挥闽南文化的积极效应,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之间更加紧密、和谐的合作与互动,推进和加速沿线各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现我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经济利益是世界各国的永恒关注点,是驱动各国政策走向合作的核心因素,闽南文化的弘扬应密切结合经济交往,既要发扬闽南文化中开放务实、创新包容的精神,又要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互惠互利,让闽南文化的精髓充分渗透到经济建设当中去。闽南文化虽然是闽南人创造的,但它的内涵中有不少本质性的东西体现了普世价值,因而具有推广普及的意义。例如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人文精神的复合性、宗教文化的谐一性、民俗民风的多样性等。可以说,“闽南文化的爱国爱乡、慎终追远、崇文重教、爱拼会赢、开放创新等优秀品质,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6]。

多年来,闽南人在开展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的过程中,“既能以开放兼容的胸怀接受多元文化,又能够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异域文化和谐共处”; “开拓海上贸易而不掠夺,与对方互惠互利友好往来; 海外移民而不殖民,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建设新的家园”^[6]。闽南文化的和谐特色与中华文化的“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历史上起着凝聚侨心的纽带作用。当前在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丝路”各国同乡会、商会的交流平台,加强政府机构间和闽南华侨华人社团和行业商会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加强海内外联系。充分发挥世界各地侨胞在各领域的优势,提供有利双方的经济合作机制。从历史经验来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是与发挥民间力量积极性、创造性密不可分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独特优势,使民间力量成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随着当前两岸间宗亲会、民间信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两岸文化交流应该扎根民间,依靠民间团体、社会团体来推动,两岸基层民众间的交流有助于两岸的共同合作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种文化充分交流、相互碰撞,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如果我们要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软实力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被大众所关注,仅凭号召、响应远远不够,真正需要转变的是要实现闽南文化的内容创新,激活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一,注重闽南地区民俗信仰的现代开发。闽南民间信仰充分体现了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感恩与敬畏、宽容与悲悯、开放与创新。当下我们要以现代观念对闽南民间信仰进行重新诠释,使之成为符合现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资产。例如,以慈济健康来诠释保生大帝的信仰,以对土地(自然)的感恩与敬畏来诠释福德正神的信仰,用悲悯情怀和以德报怨的精神来诠释普度的民俗,使这些传统的信仰习俗重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焕发光芒。其二,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做法,对传统闽南文化加以保护、传承、创新。比如在台湾,文创、旅游、饮食、海洋、休闲等产业都从闽南文化汲取了无限的精华,深刻展示与延伸了闽南文化的内涵,并以文化创意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台湾妈祖祭祀活动已被广泛传播,台北、台中等地竞相举办天后宫妈祖文化节、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等。在传统祭祀、佛祖绕境等仪式基础上,还加入艺术表演、阵艺比赛、文化观光等现代元素。其三,借助新媒体传播闽南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内容层面,还需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现代性打造。此外,还应致力于将闽南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数据库,把图书、报刊、音视频、图片等文献整理入库,成立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闽南文史资源库、地方戏曲库、闽南族谱库等,确保闽南文化研究资料保存完善,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传播最大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