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原本与知音之遇期待的传达渊源至深。无论是人与物,还是人与人的碰撞和相遇,都存在一种心神交合、无法言表的知音之妙。于人与物的交道而言,超道人听到枯桐在火中燃烧的声音,立刻断定它是良琴之材而及时救之于薪火之中,并请名工制美琴三张,这就是人对物的知音之遇。这种人对物的知音之遇在中国文化中十分悠久。《后汉书·蔡邕传》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6]559所记载的也是桐木在烈火灼烧中发出特别的声音而引起了蔡邕这位精通音声的高人的注意,从而成就了“焦尾琴”。这里,超道人与蔡邕的善于识音,正同春秋时代的秦人孙阳识马、楚人卞和识玉一样,都是人对物的知音之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这种知音之遇在古典文化中所表达的重点并非突出某一人在某方面的技艺之精,而是通过知遇这个情结性的文化话题表达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君主和臣下之间的沟通、了解、知遇,其最终指向常常是政治角色中君臣遇合的重大社会主题。在柳宗元《霹雳琴赞引》中,这种知音之遇期待的传达同样贯注其中。
柳宗元在其元和四年所做的《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 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圆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 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独怆怆如此。诚不足为理世下执事,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1]418柳宗元居于永州期间最深刻的感受是觉得自己像是身处牢笼之中,哪怕是出去游玩,他的快乐也十分的短暂,而压抑的心境却是常态。柳宗元的压抑来自于他政治的不得意,来自于他的高才大志无法实现和无法通达的失落。他笔下的霹雳琴取材非常神奇,这种枯桐生于石上,又遇到了雷劈火烧,这种险恶环境成就的美质和作者的精神追求达到了一种物我相通的知音之遇。这既是人对物的知音遇合模式中的情感投射,也含有以物比德自我激励的意味。诚如吴承学所说:“直接赞美事物的品格,以物寓意,有所寄托。如晋阮修有《大鹏赞》、唐柳宗元有《霹雳琴赞》。”[7]可以说,即便时移世易,那些资质超拔的经世之才无不在期待着君主对自己的赏识。蔡邕请裁制的焦尾琴、孙阳所知遇的千里马、卞和所认定的和氏璧,无一不成为中国古代渴望入世的杰出人才自我投射的文化象征符号。他们太希望可以得到为政者的慧眼相识和由衷眷顾,能够宏图大展,壮志得酬。他们太希望能够通过君臣遇合的途径来获得自身命运的转折,哪怕自己这样的良才得到君主的发现要通过烈火灼身、刀砍斧劈的考验。对他们而言,只要最终能够获得知音之遇而终成美器,便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抵达了生命的意义。无疑,这是一种带有悲壮色彩的涅槃之旅,而柳宗元在永州通过被超道人所知遇的、经历过雷击火烧劫后余生的良材所制的霹雳琴,所表达的也是他历经百千磨挫后依然渴望得到君主知遇的深切期待。
刘熙《释名》曰:“称人之美者,曰赞。赞者,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8]345刘勰曰:“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然本其为义,事主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9]17-18赞作为一种称美文体,讲究“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也即言简意丰、意旨遥远,柳宗元此文即是如此。在《霹雳琴赞引》中,柳宗元不仅在散文体“引”的部分详细交待了霹雳琴的由枯桐而成良琴的传奇经历,直称“微道人,天下之美几丧。”[1]285且在四言韵文的“赞”辞部分再次明确“超实为之”[1]285,反复褒赞成就了霹雳琴的超道人,从而又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知音赏遇。
人与人之间的知音遇合最为典范的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神交。然就知音的修为而言,后世并不乏人。《后汉书·蔡邕传》载:“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僮仆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6]559-560可见,听音察意正是善识音者杰出的音乐素养和修为。在中国古代,这样高水平的音乐人才代不鲜见,俞伯牙如此,蔡邕如此,超道人和柳宗元当亦如此。柳宗元被贬永州,遇到了精通音声的超道人,感喟于“微道人,天下之美几丧。”[1]285这里,是柳宗元对超道人高妙音乐修为的赏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赏识在彼此相通的交集点上就达成了知音遇合。柳宗元不但赏识超道人的音声造诣,并且还可通过从超道人学佛来获得心灵的一些安宁和慰藉。他在《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写道:“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1]585
前文说过,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即便是在游山玩水的行程中也快乐甚少。然虽如此,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的片刻安宁对他还是一种难得的闲适,超道人禅院门庭的清静也能给他带来一些短暂的慰藉。
《诗眼》云:“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盖言因指而见月,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1]585至诚洁清,遗经得道,都是柳宗元与超道人交往中所获得的一些可贵的心神安宁的典型体现。
确然,柳宗元笔下的霹雳琴不但具备人对物的知音之念:比德和寄托,也具备柳宗元对超道人这种人与人之间在某些方面的情感共通和彼此赏识的知音之遇。但同时,这种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知音遇合,显然又不能完全符合作者的心灵期许,因此就显得委婉曲折、耐人寻味。
不过,柳宗元《霹雳琴赞引》所提炼出来的知音遇合的期待却成功投注在了霹雳琴中。明代僧人广育赋诗道:“十年重屈指,只此冷然心。看剑雌雄合,论文今古深。鸟归黄叶影,虫吐碧纱吟。不少知音者,还挥霹雳琴。”[10]689(《次答茅止生元戎见赠韵》)在这里,霹雳琴就是非常典型的承载知音遇合情怀的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