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呈现出飞速地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持续攀升。中国迎来了社会转型时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也意味着全国各族人民基本迈进小康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核心衡量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 000美元,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仍是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难题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针对贫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希望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贫困问题特别强调:“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所以,‘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补齐‘短板',其中必须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1]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工作时就科学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并在十九大报告中系统论述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及其重要地位。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向度,即实践精神、整体精神、生态精神、人民精神。厘清精准扶贫的实践哲学向度,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如期实现“十三五”规划等多方面指明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精准扶贫的实践哲学向度分析,首先应该呈现其实践性。马克思在创建其哲学思想之时,其意旨就是对人的现实生活、命运的深切关注,精准扶贫的提出其意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实践性的高度契合,其实践性具体表现在形式层面与实质层面两个方面。从形式层面来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提出,是与旧的哲学即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区分。马克思认为实践绝不是形而上学层面抽象的实践,其实质就是从抽象本体论向植根于“现实社会”的感性、社会性的实践本体论转变。因此,马克思强调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孤独的自赏,而是所谓的“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2]220,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并相互作用的,哲学绝不是静止的而是“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2]75。因而,马克思提出实践概念,不仅是对旧哲学费尔巴哈抽象宗教观以及人性论的深刻批判,更是对“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的深切关照。精准扶贫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集中体现,无疑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问题关切的实践。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体现,不仅是一种行为的实践,也应该是一种体现实践主体能动性的行为,这种实践是在理性约束之下发挥其主体性的实践。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具体表现为革命,但马克思反对的是理性缺位的非理性或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马克思认为革命除了阶级斗争的层面,更高的一层意义就在于改造世界,在他看来,改造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实践主体的主观想法与客观条件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之所以超越以往的实践概念,就是给实践赋予了现实性,实践不再是抽象世界里的概念; 而是让实践变得富有生机,是一种“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实践是属人的行为,必然包含着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同时也必然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实事求是”。早在毛泽东时期就告诫全党:“我们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166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强调:“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多强调这个核心,不要书本教条。”^[4]382可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智慧,与这精髓一脉相承,精准二字就已经科学地体现了扶贫要根据具体的状况来制定相应的策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脱贫攻坚,其最大的现实就是农村还有七千多万的贫困人口。根据这一现实状况,习近平强调:“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5]290同时还告诫党员:“五个一批是主要路径而言。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要形而上学都照一个模式去做,而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5]293精准扶贫必须时刻彰显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才能更好地实现2020年脱贫目标。

新时期下中国共产党针对现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维度的有效体现,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根据习近平同志阐明的扶贫理念科学地制定出有效的扶贫措施,有力地回答了“怎么扶”的问题,告诫全党同志,要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实践维度,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热情帮助贫困户,尽快使其摆脱贫困现状。同时,也能有效地带动和感染贫困人员发挥其自身主观能动性,共同为中国脱贫反贫增加动力。

理论源自实践,某种理论或是认识往往是具有整体协同性的,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其反映的实践是整体性的活动及其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一个协同一致的范畴; 精准扶贫是理论,但其更是一种深层的实践活动,因此,其也体现着马克思实践的整体协同特征。从这个精准扶贫思想本身出发考察,不难发现其顶层理论设计到实践层面是一个有机协同的整体,该理论设计是从全局出发、从整体考虑,“四个切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理念与设计就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从设置到落实,从落实到效果,层层递进,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牢牢成为一块整钢; 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该理念也在不同层面呈现出整体协同的特点。

首先,扶贫实践内容决定了扶贫内容的基础性与扶贫效果超越性的统一。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实践活动的首要。扶贫的根本就是要解决广大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其他实践的基础,其他实践也立足于该基础。扶贫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在满足自然欲求的基础之上,走向更高的物质及精神追求; 精准扶贫就是从广大贫困户衣食住行的基础着手,以解决温饱为基础底线,从而进一步促进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最终由温饱迈入小康; 扶贫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基础,同时更好地带领贫困人口迈入小康作为其目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整体。

其次,实践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决定了精准扶贫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作为“现实的人”通过实践这种方式,满足自身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贯穿其中的两个必要条件:第1 对实践对象内在质的规定性,即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2 对实践主体自身需求的准确掌握,通常前者是真理准则,后者是价值准则。衡量一个实践的成功与否就是看其是否呈现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真理虽是由实践主体总结所得出,但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依据客观实在而产生,即客观的。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准则,就是要求实践过程中按照客体的本来面目进行认识、改造,发挥改造对象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就是尊重客体对象的本质属性及规律进行改造; 同时,实践的目的则是满足实践主体的价值需要,价值准则要求实践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使得其实现全面的满足与发展。一般意义上,人们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促使真理与价值两者相互协调、相辅相成,从而促进实践的成功与发展。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成功的实践,体现着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根据中国特有贫困特点,牢牢抓住中国贫困的特质与规律,同时,也为始终站在广大贫困人民的立场上,根据其具体诉求,制定及实施精准扶贫,真正做到真理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统一。

再次,实践活动的意向性与现状性统一,决定了精准扶贫是完善社会主义与实现共产主义的统一。实践是主体的现实活动,现状是决定实践深度与广度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践的现状性主要指实践主体在活动之时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不能逾越这个现实的状况。现状让实践不再是抽象的、随意的,使实践变得真实,有了当下性和条件性(有限性),既给实践主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给予实践历史性(具体性)。强调实践的现实性并非承认实践主体的受动性,因为实践也同样具备理想性。所谓理想性就是指人们在遵循现实性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活动; 是对实践预期的了解与矫正,暗涵着确立如何的目标以及怎样去实现目标。正是如此,实践才不同于其他本能活动,其具有着指涉未来、实现美好蓝图的建设性活动。马克思阐释了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意向性,将其运用到变革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信仰者,中国共产党根据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现实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措施,从而更好地去促进2020年全面脱贫美好理想的实现。这一举措的提出与实践,更好地促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更进一步,突出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生态思想有着重要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体现的精准扶贫,其必然也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即现实的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依赖自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55自然与人是相互作用及影响的,恩格斯强调:“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7]384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有着其内在的规律,人们在自然界中虽不同于动物只有受动性,人们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形成人化自然,但必须以遵守自然规律为前提,不能完全以实践主体为中心。如果不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味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也经典地提醒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7]383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将整个自然划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其目的就在于强调人在实践中看到自然的基础地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强调自然的基础作用是其生态思想的第一层含义,其更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是通过自然观延伸到社会生态观,通过分析自然与人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研究人、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和自然的统一体,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8]301。社会虽然与自然界是两个范畴,但这两个范畴并非是毫无联系的,社会是由人与自然构成的有机体,既包括现实人这一自然存在物,同时也包括了劳动创造的人化自然之物。因此,社会生态观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9]。马克思认为实践主体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动物之所以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在劳动中人们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人化自然,从而逐渐形成了四重关系,即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四重关系紧密相连,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形成了自然与经济结合的社会生态关系,并不断促进其发展。在形成了社会生态关系之后,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开始制约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划分出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中间形态、自由发展的最终形态,认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共享劳动成果,每个人彻底摆脱异化,走向一种彻底和谐。马克思预见到:“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297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重要举措的“精准扶贫”,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最为明显的是其“五个一批”措施中强调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但这绝不仅仅是唯一体现生态思想之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强调自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更深层地看到了生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贫困地区绝大部分生态环境恶劣,人与自然关系对立。扶贫要有成效,首先应当改善自然环境,看到自然对贫困人口生活的基础性。精准扶贫更为深层的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的社会生态思想,在改善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同时,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生产能力,真正做到让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从温饱迈进小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更为有效地促进“绿色发展”的实现。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的重要举措之一,其具有的特性与其他相关理念相互作用,促进中国迈向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精准扶贫不仅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重要内涵,同时也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层意义——群众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精准扶贫也体现着群众史观的基本精神、人民主体性精神,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广大人民的集中利益为最终目标,彻底地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特色,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立场的逻辑自洽,是实现精准扶贫、促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规律及行动指南^[10]。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要素来看,精准扶贫是理念更是一种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从事现实生活的人,即人民群众,精准扶贫的对象正是当下中国8 000多万的贫困人口,要切实围绕着他们的根本利益来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人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深深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根红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重回群众路线,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共产党人高度认识到,能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去开展工作,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标志及根本原则。早在毛泽东时期就强调:“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1]71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深刻领悟到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强调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2]70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其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始终坚持与群众密切联系,正是中国共产党比其他政党优越的地方,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精准扶贫的人民性还体现在群众路线的有效结合,着力推进扶贫脱贫步伐就是要与广大的贫困人口打成一片,坚决杜绝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及个人主义,要切实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考虑和解决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5]43精准扶贫不仅科学地划定了帮扶对象即扶持谁,也清晰地指明了帮扶的责任主体即谁来扶的问题。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5]295同时也要求扶贫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5]289换言之,就是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将贫困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了解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倾听困难群众的心声和诉求,而不是拍脑袋、离群众的肆意决策,是将人民主体地位、群众路线之精神融入及践行于扶贫工作中。

精准扶贫也强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检验扶贫工作实效性的重要评价指标。邓小平曾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13]206; 新时期下习近平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5]296“扶贫政策从设计到落实都要更加人性化、更加精细化,让贫困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5]292这也就意味着,精准扶贫不再是一句空的口号,也不是为了人民利益而盲目地不加分析地进行脱贫、扶贫工作,而是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彻底摆脱贫困,努力实现关系贫困人民生活福祉的各项工作的突破。精准扶贫要时刻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国祚之所是”,也才更加牢固了“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问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5]282这句话所蕴含的人民主体性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三个范畴要义,虽蕴含着三个主义,但其主旨都体现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根基、价值旨趣、实践指引。对其进行阐释有助于精准扶贫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双重迁跃。马克思突破性地将实践这一行为上升为哲学理论的根本原则,并将其转变为哲学思维路径,系统地回答了人和世界二元关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彻底实现了唯物与辩证、自然与历史的双重统一,实践、辩证、历史的全新唯物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维度是其首要性,它解决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实践,其终极目的就是要带领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向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促进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维度突显着批判性、革命性,精准扶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出发对贫困进行批判,对以往的扶贫思想进行创新,它的协同精神、生态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维度的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阐释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状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关系,以及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揭示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因;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其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驱动。精准扶贫就要以人为本,立足人民利益的提高,促进整个中国社会的高效发展。中国的扶贫思想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总结以往的扶贫经验、不足以及当下情况,在中国迈进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状况切实提出“精准扶贫”的科学扶贫思想并加以实施,开始逐渐改变过去扶贫工作中的不足,即贫困状况不了解、扶贫对象摸不清、扶贫措施不明确、扶贫效果不显著,促使这次中国共产党人在扶贫前面加上了“精准”二字。习近平也在讲话中科学地阐释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以及“四个切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深刻蕴含。这深深体现着马克思国家治理的双重维度,从人的解放出发的同时,更要摆脱物的依赖性。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有效契合,与此同时也是调节国家与社会之张力,努力促进从“虚假共同体”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14]。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纬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体现。“任何政党执政的重要条件是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15]精准扶贫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具体呈现,其蕴含着实践精神、协同精神、生态精神、人民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社会治理、缩小城乡差距的宝贵实践经验,发掘其哲学内涵,对中国当前和今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