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彻底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自身以及家庭成员的生存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中,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这部分时间创造出的价值——剩余价值——完全被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与此同时,工人的剩余劳动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即为资产阶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创造出了“自由时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由时间”范畴进行了如下界定:“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6]103可见,“自由时间”是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为社会成员的自由活动与全面发展提供展开条件的一种时间,它成为劳动时间之外的一种时间形式,也可以说是剩余劳动创造出了自由的时间。为了增加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不断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机器设备(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革命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可他们最终都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达到最大限度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马克思在后来的分析中更为具体地写道:“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6]103-104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一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被过多地创造出来,那就意味着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变相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趋势不断得以发展,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提高,商品量也随之大幅度提升,最终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严重时就要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虽然资本会带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不会让工人享有这份时间的,他们依旧会变本加厉地强迫工人参加劳动。基于客观事实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已经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就是以广大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就剥削者来说,资产阶级从中主要获取两个方面的生存条件:第一个方面是他们赖以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一点同样也是资产阶级作为“个人”或作为“阶级”存在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则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等等),——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2]214。由此可见,不管是资产阶级的存在,还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基础之上。从上面的分析中便可得知,“自由时间”的产生明显暴露出一个客观现象:正是因为阶级对立的存在,所以,虽然原本只是一种时间,但是对资本家而言它表现为自由时间的形式,对工人们来说它则成为一种被奴役、被剥削、“异化”了的时间。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自由时间确实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它在整个人类历史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对“自由时间”范畴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概括出它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自由时间”能否被创造出来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自由时间里,人类会从事一些推动社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的活动。毕竟倘若没有自由时间的话,就不存在用于“闲暇”的时间,不存在用于诸如国家的管理之类的“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当然也更不会发展出用于诸如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所有这一切对于推进社会的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因此,马克思才就这一层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同时,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2]215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自由时间”已上升为成就社会进步以及人类解放的一个途径,也成为代替“劳动时间”之后去衡量社会整体财富的一项指标。这样的话,“自由时间”中的劳动就会随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进而摆脱掉了单一进行物质生产的活动,人类可以从事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创造性活动,以便从各个方面推进“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其中也包括科学、文学、艺术……之类的精神财富。由此可知,人类创造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时间——便成为整个社会财富发展的基础。这里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范畴,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增强、社会的发展,人类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104
第二,自由时间成为“自由”得以发展的助推器。在“自由时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第二个作用也就突显了,因为社会的进步已基本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这就会带来人类对“自由”更为强烈的渴求,“自由”成为马克思时间问题域中的一个关键范畴。他曾概括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6]108马克思正是在对“自由时间”进行深刻解析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自由发展的根本。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是,人在“自由时间”中充分享受着自由,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在自由时间里,娱乐、学习、社交……各种活动都真正在现实中体现着“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是最终达到人的一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自由时间”是构成人类,包括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全面、自由、充分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一时间里,人类活动不再单纯是一种手段性存在,而成为一种目的性存在,人因此成为一个能够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人”。马克思还提出达到这一“自由王国”的根本途径,即人类自由真正实现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完全消灭私有制,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要使许多人有余暇,雇佣工人就得拚命干,或者说,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自由时间,取决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2]236言外之意,只要存在着私有制,就必然会存在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的自由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至此,我们分别从“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三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时间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当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背景下,使时间研究涵盖了“劳动力”、“剩余价值”和“自由”等范畴,也就是说,他在分析每一部分时间结构时都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另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因而每一个范畴都意在揭露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应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