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 曜(1992-),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住宅与住区。 E-mail:tj-zhaoyao@qq.com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checkpoints on the special economic region boundary-line; estrangement; occupational groups; social stratifi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4.005
备注
作者简介:赵 曜(1992-),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住宅与住区。 E-mail:tj-zhaoyao@qq.com
深圳二线关是特区与内陆的人为边界,边界内外土地政策、经济制度等差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二线关反而影响了城市的前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线关周边居民在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隔阂。通过对沿线关口之一的同乐关进行实地调研,对周边差异化的工作场所、收入、居住、通勤以及日常活动情况等五个方面,从空间分布与人口职业情况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二线关的这种分化隔阂问题,始于物质、空间上的区隔,随后逐渐以不同的职业为划分,各群体在生活环境、方式、境遇等方面呈现出进一步的隔阂,初露社会不公平的端倪。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通过置入职业教育,提供阶层流动,以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化、合理化的解决思路。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Region Boundary-line is a man-made border between the special region and the inland. Though the different land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undary contribute to the city development, the checkpoints on the boundary-line hinder the progress of Shenzhen gradually, hence the estrangement of nearby residents in living conditions and job environment to some extent.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f Tongleguan, one of the checkpoints, the paper studies comparatively the perimeter differences of working space, income, dwelling condition, commuting and other daily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ecial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occupa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tratification and estrangement result initially from the separation of material and space, and then the different job division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injustice. As a result, a further misunderstanding of each social group is aroused in the aspect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 the way of life and the survival circumstance.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issu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ational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quality by offer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social stratum mobility.
引言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背景1980年8月,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国境内一条区分特区与非特区的边界出现,称作二线关(海关所处的国境线称作一线关,深圳二线关与之相对应),如图1白线所示。其北部称为关外,南部为经济特区范围,称为关内,特区以南为香港。
深圳特区成立后,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如1997年《关于加强深圳经济特区地产地销税收管理问题的意见》中对第二产业中集成电路制造行业提到“规划建设首期面积3~5平方公里的深圳市集成电路产业园区。经认定进入产业园区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免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市政配套费和土地开发费”。在生产和利润等方面的影响吸引了资本、技术以及土地的不断投入,进而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深圳拉开了高速发展的帷幕。
在发展的过程中,同类行业由于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服务对象相近,带来相关产业的集聚,表现为地理上的靠近,其中围绕着二线关分布了大量的制造业产业园与城中村(图2)。随发展程度加深,职业不断细分,以土地、资本为限制,这种分异逐步带来物质环境、生活方式等更多方面的分化。如产业园有老旧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产业园,也有新进驻的以白领为主要劳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园; 居住建筑有由于地价权属问题遗留下的城中村,也有一批新建住宅。沿着二线关周边的可建设区域来看,二线已不只是一条线,更是变成一条受其影响的带状城市区域。
1.2 研究问题随着发展的推进,二线关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阻碍,边检关口的必要性已逐渐丧失,沿线改造势在必行。表面上这种阻碍是影响了城市的通行效率,但通行问题易于处理,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群体间的社会隔阂问题。如在物质层面,有相差巨大的住区日照时间、卫生条件、公共活动场地等资源配置不公。依照深圳市住宅的日照标准,大寒日有效日照时间不应低于3小时,旧区的住宅建筑日照标准可适当降低,但不应低于大寒日有效日照时间1小时的标准,取沿线150米见方范围内的城中村与现代住区进行日照模拟比较,其差异如图3所示。
同时,也有市民身份缺乏认同等心理层面的隔阂。如现代住区配套的幼儿园为双语教学,场地是专门建设,与之对应的城中村民办幼儿园,场地由城中村住宅建筑改造,场地局限,设施欠缺。调研过程中受访城中村家长对于相关提问的回答与回避暴露出心理意识上的隔阂是社会公平性问题的隐患。
结合背景内容与调研可以看到,一些二线关物质与心理层面的隔阂有由于空间分布引起的,也有随着个人职业身份差距而出现的痕迹。因此分析这些隔阂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由于分化带来的隔阂将作为研究的问题。
1.3 研究对象本文选择同乐关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此区域约3.38平方公里。通过图2可知,在同乐关周边较密集地分布了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群,是本研究的便捷对象。正是由于不同职业人群在地理上的相互接近,也使得在不同区域间的生活反差、隔阂问题更加突出。
对研究对象分地块描述如下:A为制造业产业园,主要人群是体力劳动者,占区域总人口的66.24%,基本都居住在产业园内,视公司的不同有不同比例的管理与技术人员; B为高科技产业园,主要是管理者与白领,含部分服务人员; C为B区配套的住区; D为老式住宅区,住有少量技术人员与服务人员; E为城中村,为技术工种、部分体力劳动者、服务人员提供住房; F混合住宅区,含新、老式住宅,为低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部分白领、服务人员提供住房; G为物流仓储用地,含住宿,主要人群是管理人员、体力劳动者与服务人员; H为办公用地,主要是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 I、 J(I空地,J7562部队用地)职业群体为机关、管理人员,由于保密性,该部分群体不纳入研究范围(图4)。
2 调查与分析
选择单位在调研范围内的人群,按照不同的职业群体进行分类统计(表1)。
2.1 工作情况更好的工作环境总是以更高的办公场地租金为特征,各产业园开发商除提供场所给自己的公司外,都会有部分办公场地对外出租(图5)。
从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价格最高的为B区的高科技产业园,价格为90元/月/平米,场所形式主要为高层(超过24米)办公楼,职业群体主要为管理人员与白领; 价格最低的为E区、G区的制造业加工厂房与物流仓储用房,价格为3元/月/平米,场所形式为单层厂房,职业群体主要是技术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但不同地块上的价格分布未出现明显的差异。从职业差别的角度来看,以各地块相同职业的人口比例作为计算加权平均数的条件,不同职业的工作场所价格由高到低排序为白领>管理者>服务人员>技术人员>体力劳动者。其中白领之所以大于管理者主要是由于在高科技产业园中的管理者与在制造业产业园中的管理者人数比例约为1:5,相当于同样是管理人员,5个中有4位是从事制造业管理工作的,进而拉低其职业排序。可见,单就工作场地来看,这种差异化的分布受主要职业群体的影响,同时以行业为区分,同样的职业身份也呈现一定差异化分布。
参考“五等分”法,对贫富分化程度进行衡量,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看每份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情况与差距。
基地内最高收入20%人口的收入占比为40.93%,最低收入20%人口收入占比是13.63%。改革开放前家庭经济史调查数据:50~60年代,最高收入20%人口在总收入中占比约为36%~37%,最低收入20% 人口占比约7%~8%; 90年代初期至中期,最高收入20%人口在总收入中占比上升到约47%,最低收入20%人口占比下降到4%~5%; 21世纪初,最高收入20%人口在总收入中占比突破了50%,较高的数据突破了55%,最低收入20%人口占比下降到3%[1]。该区域贫富差距程度较历史发展是减弱了的,但财富一定程度上集中在高收入阶层中,区域人群的经济状况相对均衡但整体偏低,主要原因是该区域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太多,占总人口的71.01%。根据图6,可以发现职业分化在造成差异化收入上的作用较强,尤其是两端的分化相对明显,但中间并未出现明显梯度。
2.2 生活情况由于调研基地的产业园工作特性,工作人员的居住模式主要为园区内的统一宿舍、公寓,或大部分在基地所圈定范围中的住区租住,因此研究区域内的住区情况可以反映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居住情况(D区人口与用地占比均较小,且住户混杂,包含相当一部分非研究范围内的工作者,故仅对其进行估算)。
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密度最高的区域是A区制造业产业园,达到了1.49万人/公顷,意味着园区的居住条件是比较差的,实地走访中也发现这里的居住模式主要是集体宿舍,人均每月住宿费125元,6个人住在20平方米的大通间宿舍中,其居住者主要是初职人员以及未成家的体力劳动者。人口密度最低的是C区现代住宅区,数值为0.29万人/公顷,居住条件优越,为B区的高科技产业园的员工提供居住,居住建筑类型为3~4层的小公寓(提供给高科技产业园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12~16层的现代公寓(提供给高科技产业园的白领租住)。E区城中村(人口密度为0.85万人/公顷),与F区混合住区中的保障房(人口密度为0.83万人/公顷)在数值上很接近,但通过图面的建筑肌理可以直接感受到两者的建筑密度是不同的,城中村密度明显高于保障房。主要原因是保障房均为18层的高层住宅,建筑占地面积小,而城中村则为平均5层的多层住宅,建筑占地面积大。单从建筑设计角度,可见日照等一些客观问题可以被改善。麻烦的是由于二线关内外的行政边界与关线本身不尽重合,而城中村正位于沿线的管理真空地带,加之房租便宜,其中90%都是非户籍或刚到深圳的人口,为流动人口自发聚居地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便捷,为改造带来了棘手的产权问题。(图7)。
从不同的职业来看,管理者>白领>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体力劳动者,虽然基本呈现出就近工作场地的原则,但以体力劳动者为例,年龄上成熟的或拥有自己的家庭与房产的群体,不会居住在合租公寓以及园区宿舍中,而年轻群体则主要是居住在园区宿舍中,相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居住条件。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群经济水平也类似,可见由于财富积累,弱化了职业分化的影响。
基地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住。租金最高的D区老式住宅区嘉华书院雅阁,达78元/月/户/平米,租金最低的是A区制造业产业园的集体宿舍,按照一人一户计算,为6.25元/月/户/平米; 从售价来看,最高售价旧是D老式住宅区中的嘉华书院雅阁,为68 000元/平米,G区中的祥云花园次之,为65 000元/平米,其中的居民主要是附近的技术人员、部分低级管理者、少数体力劳动者以及服务人员,售价最低的为在F混合居住区的南山华泰小区,为26 000元/平米,住户主要是普通技术人员、白领与部分服务人员、体力劳动者,售价低的原因是小区相对老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较差。居住区附近的学校为2004年新建的同乐学校,非重点小学。可见在空间分布层面,同一地块由于施工与配套的时间上较一致,所以条件更接近(图8)。
租金与售价在不同职业间由高到低排列,技术人员>管理者>白领>服务人员>体力劳动者。在实地调查中,管理者的居住环境是各类职业群体中最好的之一,如C区,人口密度低,均为新建住宅或公寓,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理应售价与租金最高,但其中租住的管理者之所以不用缴纳最高价格的主要原因是其所租住的房屋产权在单位手中,单位以福利补贴的形式为管理者以及部分白领提供了相对低廉的价格。同样,售价也是以福利的形式存在,并且业主均为内部员工(B区高科技产业园内的员工),售价仅为30 680元/平米。这种福利房价的操作使得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差异,并且促成了分异在地理上的表现。事实上这种操作形成同一职业群体的自我封闭与排斥,反应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同文凭或者执业资质证书一样,只有在职业身份上被认同为同一群体才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在调研C区的过程中,虽然小区没有门禁,但有来自F区的老人来此处的公共活动场地活动时会主动回避C区保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社会公平性的讨论(图9)
同时,通过采访,可以大致判断房屋产权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拥有情况是高级管理者>高级技术人员>普通技术人员与白领>服务人员与体力劳动者,其中服务人员在调研中大部分为外来租住的小型个体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屋产权拥有的分析, “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城市, 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户主为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有更高的比率拥有住房产权; 如果户主有较高文化程度(这支持了市场转型理论)、有本地非农户口、是男性、年龄较大, 均对拥有住房产权有正面效用”[2]。管理精英在住房产权上的优势, 主要是由于他们有较高的经济能力从房屋市场中购买商品房,这种经济上的约束力随房价的上涨愈发明显,同时住房购买力亦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
综上,居住区价格与人口密度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在空间分布上出现分化,而从职业分化的角度看,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职业群体居住的环境品质更高,而保证获得这种资源的方式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职业群体内部的封闭保护两项,但除体力劳动者与管理者分异相对明显外,其余中等阶层在居住情况上相对接近,呈混合居住。
通过上述对于居住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空间分布与职业群体分化共同作用,带来通勤上的差异性,具体分为四类:第一类,精英管理者与精英技术人员拥有距离工作场所更近的居住条件,但其中管理者由于经济实力强,一般拥有多套房产,在实际使用上并不经常居住在离工作场所更近的住房中。如C区现代住宅区中3~4层的小公寓,个别住房甚至被改造成花园式办公用房,而非用于管理者实际居住。第二类,白领以及普通技术人员的居住地一般距离工作场所有一定的距离,在购房时优先考虑居住环境,其次是价格情况,然后是通勤距离。在基地中由于高品质住区价格高而低品质住区居住环境差,可选择空房少,这部分职业群体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超过基地调研范围的其他住区。第三类,服务人员与非初职体力劳动者,他们优先以价格作为选择条件,其次要求通勤时间短,最后考虑居住品质问题,反映到实际便是居住地离工作场所较近。第四类,初职体力劳动者,对于居住地点选择能力低,主要随工作安排解决。
通过对不同地块中的可消费服务与活动类型进行统计,E区城中村所包含的种类最多,C区高科技产业园配套住区所含种类最少(图 10)。
按照不同的职业群体,以种类由多到少排序为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白领>体力劳动者>管理者。在通勤状况中提到白领比普通技术人员与服务人员更关注居住环境品质,但其住区内的服务与活动种类却较少,原因是白领住区的服务综合性高,如既包含购物又包含餐饮,仅统计便利店一项; 其次调研范围有限,而白领居住地距离工作场所有一定距离,通勤过程中按照累计机会的角度来看,服务的种类数量会有增加; 最后,白领相对文化层次较高,比较年轻,网络消费也会构成一定影响。另外,体力劳动者住区的服务种类多于管理者住区的服务种类。根据访谈,首先管理者通常不居住在调研范围内的住区中,其次管理者有相对较多的自由时间,且经济实力强,交通工具便捷,到达的日常活动范围更大,从而种类并不会受限于其住区附近; 而体力劳动者,其可自由支配时间相对较少,同时本身需求少,且日常活动圈普遍较小,住区附近的服务种类相对多而齐全,存在合理性。
综上,日常活动情况在不同的职业群体中呈现为由低阶层向高阶层,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类型由少到多的特点。而地理分布角度,除活动本身综合性与价格上存在相关性外并无其他明显特征。
作为消费活动的补充,统计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周边学校学费情况(图 11),义务教育学费为0元/学期。
看不同年级的两个极值:高中以上有义务教育的职校和专科音乐学校(修建中),高中有义务教育与民办学校(1 000元),初中有义务教育和博纳国际学校(G区民办初中)60 000元/学期,小学有义务教育与民办外国语学校(13 000元),幼儿园有E区城中村民办学校(4 000元)与C区高科技产业园住区配套国际学校(50 000元)。对应到不同的职业群体可知,收入在学校的选择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地理上的分异则主要在幼儿园教育上有所体现,其余学校无明显对应规律。
2.3 调研分析总结工作环境:职业分化层面影响力明显,白领整体工作环境普遍优于体力劳动者,高级管理者最优。体力劳动者内部,由于工龄、技术水平等条件有高低之分,高级工人人数不多,但工作环境与待遇优于低级工人。
收入层面:仅考虑工资,高级管理者收入是普通体力劳动者的6倍及以上,体力劳动者占总人口的71.01%,其收入满足日常花销后结余有限,其余中层职业群体收入处于居中偏下,但整体人数少,不同职业群体存在明鲜差异。
居住情况:对于中等居住条件的区域,居住人群无明显职业差异,不同年龄的群体由于财富积累,只要经济水平类似,便拥有对于居住条件的选择能力。空间布局的表现相对显著,职业分化则主要表现在两极上。管理者整体居住环境较好, 一方面因为有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由于差异化的住房福利,管理者通常可以获得更好的居住品质,存在基于职业内部的“封闭与保护”。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初职群体,年龄比较小,主要服从单位安排,居住廉价的集体宿舍。
通勤与日常活动:体力劳动者、服务人员、技术人员由于工作内容对场地依赖性高,普遍居住较近,且活动圈层较小,体力劳动者服务种类贫乏,后两者住区公共服务小而全; 白领、管理者,活动圈较大,公共服务沿通勤线路呈节点状分布,在住区本身层面来看,数量少但综合程度高,住区离工作场地较远(管理者拥有距离较近的住房,但不作为常用住房使用)。收入是子女教育的主导影响因素,此外幼儿教育上存在地理分异。可见上述现象,主要受经济、工作习惯制约,短期无直接解决方法,存在一定的隔阂。
综上,从职业群体角度探讨了以同乐关地区为代表的二线关沿线社会分层及地理分异情况,发现隔阂始于用地与政策,初期引起了社会资源的集聚分布,之后随职业分化,资源配置差异加剧,分层差异逐步变得明显,并且这些差异在社会公平性上确实存在影响。
3 解决思路
“分化是有积极作用的,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就是从分化开始的。”同样是产业园区,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单纯的加工类制造业会分化出一定程度的技术类制造(大疆无人机加工车间即在同乐关基地中),另外一些科技产品的研发也促进了高科技产业园的出现。“同样社会分化带来人们的利益多元化,反而不容易因个人差异而产生利益纠纷和心理失衡。”[1]但同时,二线关的这种分化也存在两种消极影响。
第一,在分化过程中,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人群在职业上的分化未基于个人意志自然选择,而更常见的是无奈地被迫选择。深圳的产业发展迅速,在2006年,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对于原本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来说,将面对职业转型的挑战。但这种变化带来的职业缺口,被不断涌入的新进群体所占据,未给待转型群体留有足够的分化时间,反而使得体力劳动者不仅面临失业问题,还要忍受无法转型的经济压力,甚至生活保障问题。
第二,当分化持续了一定的时间,以经济因素为基础,延伸到工作之外的住房、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社会差别待遇。部分差距的造成原因是基于职业自我获利的封闭与排斥,这就使得不同群体间的矛盾被放大,一定程度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性,可见“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往往是相对贫困、相对剥夺问题”。“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原来生活水平不错,后来下降或跌落,或者与周围的人比他的收入相对下降了,这种相对的下降比那些在贫困地区生活水平一直不高的人,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同时,非户籍人口一直是深圳的主体人口,约占80%,而其中相当大比例的非户籍人口在二线关周边的产业园从事第二产业工作。而对于非户籍人口,由于大部分社会公共福利无法覆盖,本身便存在一定的社会融合问题,而分化的消极作用无疑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如何缓解社会分化的矛盾呢?从发展的角度看,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翦伯赞教授称之为“让步政策”,使分化的程度降低一些,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紧张度,恢复了社会稳定。具体是“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首先富裕阶层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意识到社会财富属于社会而并非个人; 其次,扩大中产阶层,使其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起到缓冲的作用; 最后,使贫困阶层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反映,得到上升的机会”[3]。通过同乐关的调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主要是要为体力劳动者等处在底层的人员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与路径。这些人缺乏技能,少有一技之长,工作缺乏稳定性,容易失业,使得摩擦容易发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索罗金在他的《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
那么应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教育呢?“职业是评价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指标, 因为, 现代社会人的财富和权力大多来自其所从事的职业, 不同的职业联系着不同的报酬、福利、特权和声望。”[4]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而正好这部分底层群体年龄小,文化水平偏低,且主要从事正面转型的第二产业。职业教育的置入,不会影响收入差距带来的激励作用,但有助于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从人口比例的角度减弱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进而缓和工作环境与居住环境上的显著隔阂。
接受职业教育不仅是简单的消费, 而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企业和政府,打破持有“教育专利” 者的职位垄断, “弥补了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不足,促进了社会的合理流动和良性运行”[5]。通过职业教育,得到了从教育到职业再到阶层的转变路径,为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理想状态是可以达到由政府、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多方运营的模式(图 12)。
短期来看,以置入职业教育,提供机会平等为基础,再通过园区配套服务的方式,从物质层面对不同的区块提供改善。以同乐关地区为例,可以先沿着二线关,利用现有产业园区设置职业教育培训点; 其次在职业教育与周边住区的过渡区提供配套的商业、教育、医疗等服务; 然后依附公共空间设置一些公共活动空间,如法律咨询、体育、兴趣活动场所等; 甚至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以设置社区教学通讯点为契机在周边的社区中进行微更新,在住区内部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居民可以通过诸如小讲堂、产品试用、扫描二维码获取学园课程等方式参与进来。
回视二线关, 从深圳的城市结构来看,其发展是沿着横向水平展开的,而二线关作为城市新晋空间中心带,从地理位置而言有承担城市重要发展的潜力; 沿线区域,由于作为特殊的防护用地,在一定范围内不允许作为规划用地开发,而如今面对再利用,从宏观的城市肌理来看,这些空余的土地有助于教育产业的置入。以同乐关区域为例,可以整合的主要是关口的特殊用地和一些无人管理的空地,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周边现有的用地属性,通过保留人群的多样性来回应对于二线关历史的记忆。作为深圳发展的胎记,几乎每一个深圳人都或多或少有关于二线关的个人记忆,从心理层面而言,它承载着市民的城市回忆,职业教育产业的再利用方式可以更好地面对这一敏感用地的利用,并且对城市基础设施遗迹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 [1] 李强. 社会分层与社会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1):29-34.
- [2] 边燕杰.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5(3):82-98.
- [3] 徐志青. 从社会分层看深圳人口的调控与管理,[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9(5):81-84.
- [4] 庄西真. 社会分层和流动与职业教育发展,[J]职教通讯,2005(2):9-11.
- [5] 谢志平,周德义.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0(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