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Fengyang 233100, China)
Shakespeare; Marx; yeomanry; agricultural laborer; humanist care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5.012
莎士比亚笔下的“自耕农”形象具备经济独立、自尊勇敢等特点,在历史上长期以来也是保卫英国领土完整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中,这一阶层沦为马克思著作中极端贫困的“农业工人”,他们超负荷劳动,身体畸形,且精神空虚沦落。马克思对农业工人的高度关注,鲜明表现其经济学中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的独特视角,对于我们今天研读莎士比亚不无启示。
The yeomanry, whose image in Shakespeare's play is characterized of financial independence, self-pride, bravery, and so on, is the force to safeguar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large-scale industr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they become the impoverished agricultural laborers who are discussed in the Marx' work as their bodies are abnormal and their minds are vacant by overworking. The high atten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laborer” by Marx indicates obviously the humanist care in his economics and the unique perspective he cites from Shakespeare's, which would enlighten us in reading Shakespeare's work.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7个剧本,笔下人物却极少涉及农民,迄今数量繁多的莎学论著中,亦鲜见探讨“农民”形象。然而“农民”问题却为马克思长期关注,马克思认为农民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在特殊时期又可作为革命阶级的联盟,而且农民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终将消亡。农民问题亦是马克思读莎士比亚所格外关注的焦点,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1]165,“莎士比亚所描写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2]12。马克思对莎剧农民形象的关注,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密切相关。因此,不了解莎士比亚笔下“农民”之特征,就难以充分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问题视域的缘由所在。考察分析马克思这一独特视角,也可能丰富我们今天的莎士比亚观。
莎剧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多,除了《皆大欢喜》中的牧民,还有《理查三世》《亨利五世》①中的自耕农。《理查三世》中与自耕农相关的描述集中在第五幕第三场,理查王倒行逆施,终于引起臣民不满,面对来势汹汹的理士满大军,理查做了一番阵前动员:“你们的对手是谁:一帮流氓、痞子、逃兵。你们有土地和漂亮的老婆,他们却来争夺田产、强奸妇女。……即使要败,我们也得败在堂堂的男子汉手里,哪能做这帮布列塔尼兔崽子的手下败将。当年我们的父辈就在法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让他们在历史上继承了臭名。……战斗吧,英格兰的先生们!战斗吧,勇敢的自由民!弓箭手,拉满弓,直拉到箭镞!骑兵们,狠踢你们骄傲的战马!杀开血路,前进!”[3]374-375
这里的“战斗吧,英格兰的先生们!战斗吧,勇敢的自由民!”两句,英文原文为:“Fight, gentlemen of England! fight, bold yoemen!”[4]272其中“gentlemen”指英格兰的贵族绅士②,“yoemen”则指那些拥有“土地”或“田产”的农民,亦即经济学意义上的“自耕农”③。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多有史料支撑,比较接近历史真实,④因此,从理查的战前动员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笔下“农民”形象乃至理查三世(1452-1485)时期自耕农的某些特色:①拥有土地:“你们有土地”; ②注重荣誉:“即使要败,我们也得败在堂堂的男子汉手里,哪能做这帮布列塔尼兔崽子的手下败将”; ③具有光荣传统:“当年我们的父辈就在法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让他们在历史上继承了臭名”; ④作战勇敢:“勇敢的自由民”; ⑤具备良好战斗技能:“弓箭手,拉满弓,直拉到箭镞!骑兵们,狠踢你们骄傲的战马!杀开血路,前进!”
当然,理查将自己打扮成正义形象,并不能改变其篡位的实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农民”形象及理查时代自耕农特征的认识:拥有田产,家庭安稳,具备某些优良品质。
类似地,在《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中,亨利王进攻哈弗娄城之前,也有一段战前动员:“向前,向前,最高贵的英国人,你们的热血都是从久经战争考验的祖先们身上遗传下来的。还有你们,健壮的自耕农,你们的胳膊腿儿都是英格兰所养育出来的,也在这里显示出你们土生土长的素质吧。让我们可以发誓说,你们无愧于自己所受到的培育。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因为你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是卑鄙下作的,你们个个眼睛里全都闪出尊严的光芒。”[5]245-246
“还有你们,健壮的自耕农”的英文为“And you, good yeomen”[6]88,也有译为“好农民们”[7]382,梁实秋译作“健壮的庄稼汉”[6]89,上文提及,“yoemen”可以译为“自耕农”,则此句表明自耕农是亨利五世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耕农作战时的勇敢品质可以信赖,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是卑鄙下作的”; 他们注重荣誉、尊重自己,“个个眼睛里全都闪出尊严的光芒”; 他们作战勇猛,遇到敌人就会“勇往直前”地冲锋。莎士比亚未交待“最高贵的英国人”所指何人,但从“要给那些出身低微的人们做榜样”一句可推测其为贵族士绅阶层,自耕农虽出身低微,却能与贵族并肩作战,表明他们在关键时刻足以成为拯救英国的中坚力量。
在第四幕第六场,亨利继续鼓励士兵们:“非常勇敢的同胞们,我们打得很好。”[5]288
英文版与“同胞”对应的单词为“countrymen”⑤,由于军队的主要组成为“自耕农”,此处译为“乡亲”也可。但无论是“乡亲”还是“同胞”,都表明王室对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军队的倚重与亲密感情。“我们打得很好”则表明以自耕农为主力的英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对自耕农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展示。战争结束后,亨利王命人清点双方伤亡情况,战败的法国军队有一万人陈尸战场,作为战胜方的英军则只有不到三十人的伤亡,如此悬殊对比堪称奇迹。莎士比亚指出,参战双方的士兵组成有很大不同。法国人方面,“在他们所丧失的一万人当中,雇来的士兵只有一千六百名,其余的都是亲王、男爵、勋爵、爵士、候补骑士以及出身高贵和身份优越的绅士”[5]297。而英国方面,阵亡人员中只有四五位有爵位的人员,其士兵的主要成分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健壮的自耕农”,他们拥有土地,生活优裕,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其作战能力极强,绝非法国贵族与雇佣军所能企及。自耕农的优秀品质,由此也可见一斑。
要考察莎士比亚与马克思笔下农民形象之巨大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思想蕴涵,必须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观。唯物史观强调运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马克思对待农民问题即是如此。马克思向来反对机械地静止地观察农民问题,而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背景下对其展开详细考辨。在马克思看来,农民阶层具有暂存性、落后性、附庸性等特点。
马克思在谈论辩证法时有一段精彩表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24以辩证思维观照,并将农民阶层置于广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其难以逃脱消亡的必然命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9]465,他进而指出,在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中,旧阶级不断消亡,新阶级不断产生,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后,阶级对立变得简单化,全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截然对立的阶级。而“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9]476。可见,农民只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必将在历史发展中消亡。
资本主义社会催生出全新的无产阶级,他们被残酷压榨,除了自身劳动之外一无所有,因此注定成为最革命的阶级。而其他阶级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保守落后的特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9]476-477。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农民阶级的消灭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8]551。
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展开深入研究,指出,由于生活环境、劳动方式等限制,法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却鲜有合作与交流,彼此十分隔膜:“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 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 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同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0]217
由于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过多的互动,彼此缺少利益层面的紧密合作,在社会中,他们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来为自己代言,他们整体上缺少前瞻性与自主性,为了土地的拥有权,必须依附其他阶层以寻求保护:“由于各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0]217-218
这种依附性导致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盲目性。只要保护阶层能够给予其相应利益,他们就对其衷心拥护,至于该阶层是进步还是倒退,并不为农民所关心。因此我们看到,在路易·波拿巴篡夺法国总统宝座的过程中,法国小农成为其最忠实的拥趸。19世纪中期,土地的联合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路易·波拿巴为换取农民的支持,却把农村土地划分成封建式的小块耕地并分给农民。这直接导致法国经济的长期停滞。马克思对此愤怒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 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 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 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 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 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10]218。
既然农民保守落后,其自身也只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那么他们是否应该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残酷铲除呢?虽然马克思肯定大工业消灭农民阶级的历史意义,然而,对于如何完成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却是需要相当谨慎的。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11]561也就是说,虽然农民阶层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夺从而迫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方式并不可取,无产阶级应该尽量减轻农民的痛苦,使其自然而然地完成历史使命,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道主义关怀于此可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马克思对“从骄傲的英国自耕农”的衷心赞叹,及其对“农业短工”的无限同情。
马克思认为农民阶层自给自足而难以联合,愚昧狭隘而缺乏智慧,保守落后而革命立场不坚定,有学者因此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的农民生产力,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雇佣劳动的生产力的反动”[12]45。不过,马克思相关论断主要是针对法国的小农经济,对于英国早期的自耕农,马克思则是充满赞叹。
前文述及,莎士比亚英文原著中的“yoemen”(或“yoeman”)之所指,也是马克思《资本论》视域的关注焦点,后者的汉译主要为“自耕农”:“在英国,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⑥“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⑦
马克思“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论断源于麦考莱《英国史》:“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1/7以上。”[8]784-785
这些自耕农占据英国当时人口的大多数,除了拥有耕地的农户外,再加上其他务农人口,总数已近人口的八成。联系到英国当时战争的频繁与残酷,对兵源的大量需求也可推断出自耕农不能只包括上层,即人口较少的自由持有农。可以认为,自耕农的首要标志是占有一定量土地,它包括世袭地领有农和注册佃户两部分,也包括土地很少,部分靠替农场主做雇工为生的小屋农⑧。他们自给自足,有一定社会地位,长期以来是英国军队的主要来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之后,他们沦为“农业工人”(agricultural laborer)。因此,莎士比亚剧本中“bold yoemen”译为“勇敢的自耕农”可能更为合适。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深情回顾英国自耕农的光荣历史。14世纪末,他们“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8]738; 15世纪是“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8]738; 他们曾被视作“可敬的阶级”[8]661,“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8]791,为英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资本论》更关注的是“自耕农”的沦落,例如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章中,“骄傲的自由民”已经沦为“贫民”。“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 而对于为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1]164-165
自由民沦为贫民后,他们的地位与奴隶相差无几:“工人和需要主人的奴隶不同,他要学会自己管自己。当然,这一点只有当考察农奴或奴隶转化为自由雇佣工人时才有意义。资本主义关系在这里表现为提高到较高的社会阶段。在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转为雇佣工人的地方,情况正好相反。在莎士比亚所描写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呀!”[2]12
当奴隶转化为雇佣工人时,他有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主人的自由,可以流动到较繁荣的劳动部门去谋求更多的收入。但是当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为资本家做工时,他已不能像莎剧描写的那样“安安稳稳地睡觉”,享受家庭的欢乐,他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工作,这种消除一切个体特殊性的劳动使得农业工人日益趋同,沦为换取收入的工具,而且有限的收入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温饱之外的许多乐趣。事实上,自耕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被剥夺了。而在《资本论》手稿关于“自耕农”的注释中,再现了这个阶层的光荣历史:“自耕农是英国独立自由农民,……曾是熟练的弓箭手,直到枪炮广泛传播之前,他们通常是英国军队的基本力量; 他们以自己在战斗中坚定勇敢而著称。……在英国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文献中都反映了自耕农个人的勇敢精神、他们的作战艺术以及他们作为“英国民族”独立的真正支柱和捍卫者的作用。”[2]585
该注释进一步指出:“‘骄傲的英国自耕农'(proud yeomanry of England)看来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好农民”,“战吧,英国人!勇敢战吧,农民们!”(“good yeomen”,“fight gentlemen of England”,“fight boldly yeomen”)的代用语。见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和《理查三世》(第五幕第三场)。”[2]585可见“反映自耕农个人的勇敢精神”的“英国文艺作品”,主要是指莎士比亚戏剧,而《全集》48卷译者也将“yeomanry”译为“自耕农”。
马克思的关注焦点在于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与英国农业短工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在《资本论》中有详细的描述。
1866年的调查显示,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8]282。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也加重了工人的工作负担,因为当绝大部分农活采用按日或按件来完成时,农业短工由于其他时间的失业而造成的损失使总收入降低了,而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却增加了。这种不人道的情况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批评:“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8]610而且,高强度的农业劳动的主体有时竟然是未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8]762
根据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当生活必需品涨价时,农业短工工资的涨幅未能与之保持平衡,这种普遍的低收入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农业工人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8]795农业工人收入持续减少的状况由来已久:“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8]660某些时期,工人的收入甚至连买面包糊口都不够了:“1795年,当一个8磅11盎司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为3先令。”[8]660
阿·杨格在《爱尔兰游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工人阶层普遍居住的臭气熏天、潮湿泥泞的住所:“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8]747医务调查委员西蒙医生的官方卫生报告则更令人触目惊心:“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8]747工人居住的小屋往往“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西蒙先生愤怒地表示,“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8]749-750。
186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农业工人的饮食状况还不如罪犯:“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这不免引起当局的忧虑:“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8]744-745同年的一项国民营养状况调查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8]745。
糟糕的饮食起居状况必然影响农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6号报告(1863年)》指出:“农业工人已经开始衰退了。”这个报告特别谈到萨特伦德郡:“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8]299疾病昭示生存的残酷:农业工人多“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8]747,居住环境的恶劣导致“传染病蔓延得很快,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8]751,此外,农业工人“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8]776。
贫穷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农业工人失去了乡村文明的教化,成为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长年的高强度劳动却只带来了贫困,一切都让他们茫然而痛苦,只能吸食鸦片来缓解精神压力,或者放纵肉体来获取廉价的欢乐:妇女们“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8]438林肯等郡的农业帮伙制度则催生出大量流氓无产者。他们形成帮伙,酗酒放纵,伤风败俗,男女关系混乱,私生子众多,“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8]762。重压之下,农业工人“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他们只想逃离家园,“移居美洲”[8]776。正如罗杰斯教授所言:“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8]743-744
可见,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自耕农”形象与《资本论》所见的“农业工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啊”。
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的重镇,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作品充满对人的重视与赞美。布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的重要贡献是“人的发现”[13]302,这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得到了最全面、最生动、最丰富、最深刻的发现:人类既有“高贵的理性”与“伟大的力量”,又有“优美的仪表”和“文雅的举动”,他们“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他们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4]303虽然莎士比亚前后期思想有所变化,但他对人类的赞美与信心一以贯之,其剧作始终颂扬自由幸福,赞叹正义公平,讴歌人类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莎士比亚笔下,爱情带给年青人自信与甜蜜(《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亲情给家庭成员以温暖和慰藉((《错误的喜剧》《李尔王》),友情让朋友支撑前行并学会宽恕(《无事生非》《维洛那二绅士》),人类用心体验着各种感情。在莎士比亚笔下,正义战胜邪恶(《理查三世》等历史剧),冤屈得以洗刷(《冬天的故事》),干戈终化玉帛(《罗密欧与朱丽叶》),世界最终实现和谐。在基督教禁锢欧洲人精神的中世纪,人在对神的顶礼膜拜中人失去了自我,丧失了自尊,人的尊严让位给神的威严。莎士比亚“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15]60,人类取代神祉成为宇宙的中心。莎士比亚从宗教的手中夺回了人的自尊,人的尊严也随之建立起来。《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凯易斯·玛歇斯,因为骄傲的自尊而不愿裸露伤口去迎合群众; 《终成眷属》中的穷姑娘海伦在自尊心的支撑下最终赢得爱情;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可敬的妇女们巧妙惩罚图谋不轨的福斯泰夫,体现了城市平民对尊严的捍卫; 《皆大欢喜》借小丑之口充分肯定了牧羊人的生活价值与尊严; 在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压迫人、贬低人、扭曲人的现象都受到严厉批判,相关故事也多以悲剧形式给人警醒与启迪,如《雅典的泰门》对“人尽可夫”的黄金的痛斥,《哈姆雷特》对谮越与乱伦的谴责,《李尔王》对忘恩负义的诅咒等。前文述及的自耕农,在战场上也闪耀着尊严的目光,人类尽显高贵本性。最终,莎士比亚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人文主义景观:乐观自信、积极进取、骄傲自尊的人类“完整”、高贵与和谐。
马克思十分重视莎士比亚笔下的“自耕农”形象,密切关注其在大工业时代的身份——农业工人,又在《资本论》中以相当篇幅来描述其悲惨境况,这在经济学著作极为罕见。马克思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源于其由来已久的人文主义思想。这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它“着重讨论的范畴是劳动、私有财产、(工人在他的产品和他的活动中的)外化,以及那些已经在人的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通过人并且为人的'恢复”。二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也即对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分裂成自利的资产者和抽象的公民的批判”[16]250-251。私有财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正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构成了贫富分化与异化劳动的前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因之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随着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及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传统经济学中所有论点背后残酷的人际关系之现实面目立即显露无遗”[17]256,这种揭露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人的格外关注。
1844年,马克思开始真正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当时的经济现实是资本主义工业在科学技术推动下飞速发展,传统工场手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生产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8]55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农业、工业的进步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骄傲的自耕农”逐渐消失和转变为“农业短工”乃至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断遭受盘剥,收入日益减少,身心都受到损害。更为重要的是,自耕农所具有的相对完整坚强独立的性格,也衰竭沦丧了,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关注问题的核心价值之所在。莎士比亚戏剧是欧洲人文主义的典范,虽然“自耕农”形象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并未被作为主人公而表现,但是在《资本论》时代,由“自耕农”演变而来的“农业短工”却是最普遍现象,并且足以成为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沦丧的最触目惊心的表征。
这种“沦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完整的人”的消失。众所周知,“完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理想中的人应当“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说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18]123-124。可见,“完整的人”就是自我全面发展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但丁等许多人文主义者精通百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出类拔萃的全才。当时的历史学家布鲁尼对人文学的定义即是“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手段”[19]146。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指出,“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13]130。然而在马克思笔下,工人却沦为机器的补充,工人变得畸形与愚钝,像动物一样片面地生产,人不再完整。其次是“高贵的人”的消失。莎士比亚笔下塑造了大量高贵的人,他们为捍卫尊严甚至愿意牺牲生命,这不仅包括社会上层贵族,即使是身居社会中下层的自耕农亦如此。前文论及,自耕农具有骄傲的品质与可贵的自尊,和平年代他们耕地生产,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战争年代他们为国征战,用鲜血与生命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尊严成为可供交换的商品,上层文化人沦为资本的高级雇佣工人; 底层农业工人则为生存挣扎,在某些方面甚至沦为奴隶,“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8]759贫困夺去他们的生活信念,不少人道德败坏,尊严无从谈起。最后是“和谐的人”的消失。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多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其悲剧也多以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故事,昭示违悖和谐精神的后果),社会底层也不例外。《皆大欢喜》中牧羊人库林的生活哲学即洋溢着和谐共生的智慧:他经济上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力量换饭吃换衣服穿”,生活中与人为善,“不跟别人结怨,也不妒羡别人的福气”; 他心态平和,“瞧着人家得意我也高兴,自己倒了霉就算宽自解”,知足常乐,“最大的骄傲就是瞧我的母羊吃草,我的羔羊啜奶”[20]66。至于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自耕农,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呈现出比较和谐的面貌。而马克思笔下的农业工人则“同劳动相对立”,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存在物”,他们在劳动中“失去现实性”[18]91,这种难以掌控劳动进程,无法把握劳动对象,不断失去自我价值的境况显然远离了“和谐”。
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创造出战争神话的优秀步兵最终在资本的威力下逐渐消失。这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被马克思认为是大租地制度“狂热维护者”的约·阿伯思诺特也感慨道:“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 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8]791
从马克思早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晚期《资本论》,其人文主义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为英国农业工人的现状深感忧虑,于是回首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就“自耕农”问题展开对话,从“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到“农业短工”的历史变迁与鲜明反差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在“自耕农”这一阶层的不断衰落。马克思对“农业工人”的相关分析,既有其唯物史观对农民的观照,又借鉴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资源,这一独特视角也鲜明表征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文理想与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的某种连续性。换言之,《资本论》对莎士比亚的这一独特视角,相对于今人的莎学研究不但依然新颖,而且不乏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