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对其异化思想做了全面的论述,并把它确立为《手稿》的核心概念。当前,学界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理论对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进而呈现出种种新的解读。关于道德异化涵义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以下两种分野。

(1)基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分析维度,由界定异化进而推演道德异化。赵冰^[3]、李婧^[4]等对这一观点的阐述较具代表性,他们首先立足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论述,指出异化即异己化,且这种“异己的对象”对人采取的是“排斥”、“反对”和“统治”,进而由此推演出道德异化是指人类“设计”的道德违背了其原始初衷,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成为束缚、限制乃至反对人发展的桎梏。这种异己力量“通过控制人的精神而扼杀人的独立性和进取心,否定人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意向和能力”^[5],消解了道德主体的独立存在,以致使本是道德主体的人逐步沦为道德客体。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6]。与此同时,张元^[7]、王彩玲^[8]、王筱明和冯凯^[9]等对该概念的定义也基本指向于此。这种分析维度一方面侧重异化的道德对人这一道德主体在思想或精神层面的反对、制约以至禁锢、控制,异化一词也多被赋予“反对”、“束缚”、“控制”之意; 另一方面也侧重强调了人在道德发展中所应居于的主体地位,而非主客颠倒,即道德发展与人的本质相对立。此外,整个定义也贯穿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时折射出的哲学思维和批判方法,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和启发性。

(2)基于一种把道德作为一切的目的,纯粹为了道德而道德的西方伦理学道德目的论的分析思路,以道德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为依据,对比道德理想与现实,进而分析推理出道德异化。这些学者在对道德异化定义之初,实际就预设了道德的某种“理想”的“应该”状态,指出道德的欲求是善,人在从善中实现人的幸福^[10],而异化的道德因其背离了本质而变成自身的对立物,“成为‘伪善',甚至‘恶'的帮凶”^[11]。亦即道德本身所作为的“一种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及准则的手段”^[12]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偏离或背离。从而,学者程海霞、陆春蓉和朱丹丹观点一致地认为“所谓道德异化是指道德现状异于道德期许的程度,表明道德实际效果与道德本真过程的偏差”^[13]。陆辉则将其定义为“人类实然的道德行为与应然的道德期许(道德预设)相背反的状况”^[14]。再者,吴炫也基于该视角指出道德异化意即“一种道德如果是以‘理想人格'来要求‘现实人格',而这种‘理想人格'一般人又不能做到时,作为其逆反,它的不道德状态就会比‘现实人格'还不如”^[15]。可见,以上观点的分析理路一是强调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道德的现有与其预期; 二是侧重于分析道德在其本质上作为成就人、成就善的理想状态的“失真”。在这一定义中,异化多为“偏离”、“背离”或“相反”之意,且其是作为一种接近比较的方法贯穿于整个定义中的。这种分析道德异化的视角多关注最当下的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然而,无论是以上哪种视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道德异化还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定义,不利于人们对道德异化这一概念形成普遍的认知,甚至还有致使其陷入文字或理论推演漩涡的危险。另外,就异化而言,其本身就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的特点,随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就此定义道德异化是否也应体现出其开放性的一面,还有待重新审视和探究。就笔者而言,异化一词本为哲学范畴,探究和定义道德异化,也自是不能脱离其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异化境遇中分析这一道德现象,可将道德异化定义为:在道德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致使其内部各要素及要素之间产生了异于原来的状态,形成了一种与自身相对的异己化力量,这种外在异己力量作为一种对立客体进而反过来束缚或压制主体,使道德偏离其原有内涵、目标或人们内心所预设的理想状态,演变为一种与道德本质、与人的本质相对的力量而发展。

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标志,探究道德异化的特征正是为对其更加清晰明确的定位,归纳分析其异化的“一般性”和“共同性”之处,以期解开异化的神秘面纱。这一问题同样也引起了学界的积极讨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观点。

(1)学者程海霞立足于伦理学视角,从道德的立足点及其存在意义上产生的变化出发,将道德异化的特征概括为“从自律走向他律、从心灵驱动走向利益驱动”^[13]。

(2)周正芳则立足于认知心理学,从道德在其价值功能导向上所呈现的不健全状态出发,将其特征概括为“同情弱者的感性认知、法不责众的传统意识”以及“私人权利的过度泛化”^[16]三个方面。就这两者概而观之,都倾向于一种对道德异化前后的对比性考察,这种侧重比较且具动态性的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研究的手段,对帮助人们辨别道德异化现象、把握道德存在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相较道德异化涵义的研究而言,近年来学界对其特征研究的文章著述还较少,相关内容的提及也略为稀疏、零散,对这一研究内容的探索还有待加强。

笔者认为,除以上两者主要从道德这一角度概括其特征以外,还可试图以异化为立足点进行分析。一方面,从其本身来看,异化概念所特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也使道德异化被赋予反思性和启发性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异化还具有价值导向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从其产生或形成来看,“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17],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由此,道德异化还表现出客观必然性和历史短暂性的特征。此外,从异化所揭示出的主客对立的关系中,还可分析出道德异化在形式上的主客颠倒性等等,对这些特征的研究都还有待后续的不断拓展。

关于其具体表现的研究,学界主要立足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了分析总结。例如,学者赵清文立足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指出道德异化分别表现为“神学教条对道德本质的瓦解和道德基础的冲击”以及“现实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观念脱离道德的本质,被扭曲甚至颠倒,背离了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11]; 而屈炳祥则只就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异化现象分析指出“‘自私'、‘贪婪'与‘虚伪'就是这个社会道德异化的突出表现”^[19]。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学者们又主要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从道德异化所表现在对宏观的社会道德环境以及微观的个人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上加以分析。如,对整个社会道德环境而言,程海霞认为其异化表现在“过分宣扬法律、制度的作用; 对社会整体要求严格,对个体品质要求放松; 以及道德评价机制失准”^[13]三个方面。李婧基于同一视角将其归纳为“道德功利化和工具化倾向明显; 道德权威和约束力的弱化; 道德约束与人性的不和谐以及道德与良心发展的不同步”^[4]。而陆春蓉、朱丹丹对该问题的看法则与之基本相同,也将其概括为“道德功利性、道德工具性、道德权威的丧失以及道德与人性的偏离”这四点^[20]。此外,对微观的个人道德行为而言,学者赵冰又分析了道德在其自身不同层面中的异化的表现,即在道德规范上其成了道德主体所恪守的条框和命令; 在道德理想上其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 在道德评价上其异化成阻碍人们积极选择道德行为的否定力量,丧失其激励人扬善弃恶的作用^[3]。

以上学界对道德异化具体表现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学者们追溯历史,着眼现实,宏观与微观并举,从道德主客体出发绘制、展现了一幅幅道德异化场景。加深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略加比较,笔者认为道德异化的表现不仅只限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异彩纷呈”,若将其置于文化或政治领域,其还表现为道德价值的变质以及道德相对独立性地位的丧失等等。道德本是使人成为人,成为真正品德高尚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道德的异化使其真正的内在价值变质为阻碍人发展的力量,不是促进而是反对,不是完善化而是抑制化。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还时不时沦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的附庸,表现出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丧失。

与对道德异化具体表现的研究视角相同,学界关于其原因的探索也主要立足于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三大社会背景。基于前两者,赵清文指出,一方面,在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宗教的“伪善”是“导致道德异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其又鲜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是使“资本成为道德异化的最主要的原因”^[11]。基于后者,就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学者们主要从其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因素做了分析总结。如,李婧认为其产生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激发强烈的物质欲望和意念、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加剧社会不公、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与新道德规范的内在张力加大、道德教育的缺失以及网络负面效应的扩大”^[4]这五个方面。此外,陆春蓉和朱丹丹也从相似的角度将其归纳为“经济发展期的物欲膨胀、传统道德规范缺失和新道德规范建构的相对滞后以及现代法制的不健全”^[20]等原因。

纵而观之,学界从不同社会制度背景出发对道德异化的原因展开了探讨,视角清晰、开阔。而对比后两种观点如出一辙,都聚焦和关注于相同领域,且主要从其经济根源出发展开论述。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学界对道德异化原因的分析能够抓重点,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思维方式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揭露道德异化的真相意义重大。但也应注意到,“道德”是一定主客观条件相统一的产物,其来源于人类历史及生活实践,对于其异化问题的分析研究必然离不开历史背景、社会因素,而与此同时,在这当中也不可忽视道德主体即“人”这一重要角色。道德是人的道德,道德异化从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人的认知水平、思想观念、精神信念或伦理智慧的缺失和沦陷所造成,因此对这一方面的探讨还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道德异化的扬弃是指将道德领域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以某种积极或正面的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引导,使道德逐渐恢复其原本面貌、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去伪存真的过程。道德异化扬弃的途径则是指在实现恢复其真身的过程中所要遵循的路线、路径和运用的方式、手段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积极推动道德发展回归正轨,使其成为自觉规范人们社会行为,以及激发、树立和引领社会正能量的风向标。

我国学界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也是较为丰富且颇有见解的。如,学者程海霞立足道德建设本身这一视角,从社会与个人两个层面出发,指出“扩大道德的生存空间”是其最基本的前提; 是“在对社会整体提出公正性要求的同时,对个体的品德也作相应层次的提升”; 是要“建立稳定的、行之有效的社会评价机制”^[13]。另学者李婧主要就当前我国现存的道德异化问题,立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提出扬弃路径,即“树立崇高的价值观,防止对物质的盲目追求; 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缩小贫富差距; 建立适应社会转型期的道德规范,扭转无德可依的局面; 凝聚道德教育合力,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以及倡导主旋律,减轻网络负面效应”^[4]。与此相类似,陆春蓉、朱丹丹主要针对个人这一层次的主体,指出消除道德异化要“正确树立人们的价值观、以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道德规范”,同时还要进行“道德教育”^[20]。此外,除却以上从道德的具体实践出发进行探讨,学者周正芳还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要通过建构健全的个人理性来扬弃道德异化,因而要“重塑道德共识、内化法律精神、培养道德智慧”^[16]。

上述关于道德异化扬弃途径的研究,方位明确,立论清晰,见解独到。学者们的充分“建言献策”为道德冲出异化屏障、回归自身发展提供了多条可选择的道路,为今后的道德建设与相关道德问题探索开启新的征途,指引方向。当然,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对道德异化扬弃途径的探索最终也要回归于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并将道德实践渗透于道德建设的全过程。一如就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而言,要积极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整个社会要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道德建设氛围,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 同时,身处复杂多变社会中的每个道德主体还要努力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积极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立足于科学道德标准,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进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避免道德异化的产生。

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道德异化的思想存在已久,而未做概念提出^[13],研究道德异化,其内涵、本质、特征等正是探索道德走上回归之路的必然条件和重要基础。当前参与探讨的学者“前赴后继”,论文、资料也越加丰富,但对其概念的界定还众说纷纭,各有其理,各有所长,缺乏规范性,对其特征的研究则呈现出碎片化、零散化特点,学界还未过多涉足。更甚者,在本质、影响等方面则还暂属研究的边缘区域。此举种种,对后继者的研究而言都是较为不利的。据此,笔者以为,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探究道德异化首先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即先要明确界定异化,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道德异化。其中尤其要掌握异化本身所内涵的时代性及反思批判性特征; 定义道德异化更要充分考虑其科学合理性,即是否立足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否从基本内容及根源上入手,内涵、外延是否周全。同时,研究其特征也要抓住异化这一关键,注重其产生的质变及“特色”所在。而对于目前研究中还存在的“边角”地带,则还提请学界能给予一定关注,以望尽可能对道德异化问题做出系统、科学、全面的论述。

剖析道德异化,除却以上对其概念本身要加以探讨,还应加强其与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如将其与“道德矛盾、道德困境”等相近或易混淆的概念加以比较、区分。这便要求我们从其内涵上要深刻认识到,道德矛盾主要包括“新旧道德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21]; 道德困境则是指主体在道德选择时所面对的一种善善冲突的情境; 而道德异化则强调一种道德主客体的颠倒、对立,以及客体对主体的束缚、压制。进而对比分析得出道德矛盾与道德困境的作用力在于道德与道德之间,而道德异化的着眼点则在于道德的主客体之间,其根本的作用机制不同,由此更能鲜明地突显出其自身的特殊性,展现全貌。以此为例,上述概念间的辨别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道德异化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参考,更能明确其内涵,区分不同。

当然,基本概念的研究是基础,比较是研究的方法,是区分概念间异同的手段。故此,比较的最终还要回归道德异化的特殊性,从其个性出发,以系统的学科理论为后盾,立足实际道德实践,对其加以界定,以充分体现其权威性和理论说服力,也使得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趋于完整和科学。

道德异化问题涉及多学科多个领域,对其分析的角度也有所不同。目前学界主要侧重于伦理学视角,多采用定性分析及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探究道德异化从某种程度上其本就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推进的过程。为形成这种研究合力,还应积极使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参与其中,整合力量,博采学科之长。如目前有学者从逻辑学角度出发,基于心理逻辑演绎的视角来分析道德异化,堪称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思维方式,值得学习借鉴。实际上,若立足道德心理学来审视道德异化,其正是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在其自身发展或转化为个体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过程中,严重背离甚至反向压制道德主体的一种现象。同样地,对于道德异化中“人”这一主导角色或主体性要素的分析,也离不开对其心理现象、心理变化过程的剖析解读,不可避开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此外,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非自然生成或人类与生俱来,其获得正是“通过人们后天的道德社会化”^[22],即实际的实践活动,道德异化也正是这一过程中道德的“变异”、“扭曲”或“颠倒”性状态的存在,因而将其置于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中进行分析也是尤为重要的。在此可广泛借助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论和互动论等,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期下社会结构调整对道德产生的影响,通过探索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动机、情感意志变化的规律等,更进一步揭示道德异化 产生的根源。同时,道德是人的道德,人是道德的主体,从人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论入手探索道德回归之路,也必能有所成效或启迪。因此,只有充分结合、贯通和应用多学科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原貌,标本兼顾,打通中间环节,从认识、感悟、分析、评价到解决或治理问题。

学界目前对道德异化问题的研究基本遵循从解剖概念到揭示原因,并追溯至扬弃途径的探索之路,而对于启示性和总结性的问题反思环节则还较为缺乏。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强对道德异化启示的研究。一方面,反思道德异化这一问题或现象,警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首先在建设理念上,要注重将理论引导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在建设的现实要求上注重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23]; 其次在道德评价方面,则启示人们不仅要兼具客观、科学及合理性,还要注重自身道德智慧的培养以及道德责任意识的提高; 最后在道德选择上,也提醒人们在将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原则的同时,还应注意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凡此种种为激发、促使道德产生积极效用的问题,都是道德异化带给我们的思考。另一方面,反观学界对道德异化的剖析,恰如有学者所言:“从‘异化'的角度来审视道德,是道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3],而异化“本身除了是一种学术范畴外,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19]。由此,借助异化的角度来审视社会生活中其他的“裂变”或“变异”现象亦不失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新手段,以求不断接近事物的真相,这都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尝试。

总而言之,“分析—解决问题”是探究问题的基本路径,进而还应上升至尝试性“转变、革新—思维方法”这一更高层次,多重审视问题。无论是窥探藏匿于道德异化背后的道德建设危机,还是分析当前的实际道德问题,亦或是追问研究道德异化的思维方法,都无不关涉甚至切中对道德异化启示的探讨。

综上,学界对上述道德异化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索。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加,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和系统化,这有助于人们对道德异化形成更全面的认识,并促进形成对该问题研究的科学体系,这些成果也为我们今后探索道德领域的其他相关问题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提供许多有价值性的参考。但其中大多数的研究都侧重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社会领域,且多立足于伦理学视角。因此,这也启示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要紧跟时代步伐,拓宽立论角度和学科视野,以期不断完善和丰富学术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