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宋代城市经济研究——以《夷坚志》为中心考察”(17SKZD01)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男,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史。E-mail:wnsylsy@163.com
(College of Humanism,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cities in the Song dynasty; middle-class residents; economic activity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6.007
城市居民构成及其属性发生显著变化,是宋代城市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之一重要标志。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城市常住人口成为宋代城市居民的主体构成部分。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记述周详生动的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大量记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经济活动。立足《夷坚志》记载,依从业和财力状况看,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致包括独立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交通运输、屠宰家畜、瞧病救人、绘画雕塑及授徒讲学活动的城市常住人口。其中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独立从事的各类工商业生产,主要指经营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加工制作生产生活器具、跨地贩物、经营店铺及流动出售小商品五种形式。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有力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It is one of the major turning points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that the urban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ttributes changed remarkably. The city permanent population, mainly engaged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become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urban residents of the Song Dynasty. Tales of Yi Jian by the scholar Hong Mai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is numerous and all-embracing in volumes and detailed and vivid in description,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f urban residents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cordation of the book, the middle-class residents of the Song Dynasty generally include the city permanent population who are engaged in various occupations lik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livestock slaughtering, medical practice, painting and sculpturing, and apprenticing and teaching in terms of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mong them,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merely by the middle-class residents refers to five types of business, such as the catering services, the accommodation and bath services, the manufactur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ppliances, the cross-regional sales, the shop management and the petty commodity peddling,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social economy, especially the urban economy in the Song Dynasty.
在中国户籍统计和管理史上,宋代首次将城乡人口区别开来进行统计和管理。对乡村人口的统计及管理姑置不论,就城镇人口的统计和管理而言,宋代对城镇人口冠以“坊廓户”的称谓,并依据资产多寡将其分成十等。大抵说来,资产雄厚的前三等户为上等户,资产一般的四五六七等户为中等户,绝少或根本没有资产的八九十等户为下等户。各地划分“坊廓户”等级的资产标准固然不一,但就从业及财力状况角度看,上等户大致包括经营工商业生产的富商大贾及作坊主、经营放贷业务的高利贷主等。他们财大气粗,业务规模大,多数情况下都雇人劳动,占有和剥削他人的剩余劳动。在城镇享有相当的话语权。中等户大致是指独立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的普通城镇居民,财力及业务规模有限,多数情况下依靠家庭成员劳动,自食其力,间或有雇佣个别员工的现象。下等户主要指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的底层民众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上、中、下三等户,也大致对应着宋代城镇居民政治、经济地位悬殊的上、中、下三个等级。这种把城乡人口分别进行统计和管理的做法,不仅是中国户籍统计和管理史上的重大变化,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以及由中古向近世城市的转型。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坊廓户”的大量出现,正是中国城市由中古向近世转型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居民。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记述周详生动、民间及生活气息浓郁的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大量记载了上述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研究该问题的一笔鲜活生动、弥足珍贵的资料。
立足《夷坚志》的记述,就从业角度看,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抵是由经营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独立加工制作生产生活器具、跨地贩物、经营店铺出售商品、流动出售小商品、说和交易、租赁房屋及交通工具、运输人物、屠宰家畜、瞧病救人、绘画雕塑及授徒讲学等城市常住人口组成。这些分布在不同行业、从事着不同营生的城市居民,却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即都拥有一定资产(如房舍、生产工具、车船等),诚实劳动,自食其力。这些终日坚守在不同岗位的城市居民,为宋代城市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及科技发展出力流汗,添砖加瓦,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促进和推动宋代城市发展繁荣的中坚力量。本文重点探讨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的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经济活动。
与前代相比,宋代城市固然发生了诸多显著变化,但总体上仍呈现出以消费为主调的特点,换言之,宋代城市仍属消费型城市[1]946,此其一。其二,宋代城市人口激增与居民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其三,作为一定区域“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2]264以及“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3]56的中心,城市是各色人士的憧憬之地,人们出于求学应考、投资兴业、务工谋生、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公干私务、上访打官司等不同目的往来城市的几率大大增多。由此便促进并带动了宋代城市饮食、住宿、洗浴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不少居民的从业选项,临安某一出售熟食者曾说:“今临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辈也。”[4]571
(1)饮食服务。饮食服务业曾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主要产业。专门记载宋代汴京、临安市井买卖、民情风俗、山水名胜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多部史志著作,就曾不吝笔墨,连篇累牍地记述了两市饮食服务业的繁荣盛况。《夷坚志》则更多留意州治、县城一类中小城市的饮食业,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史志著作合璧,则大致构成了宋代城市饮食服务业的全貌。据《夷坚志》记载,宋代城市居民经营的饮食服务业因财力差异而决定了形式上的不同。其中,财力殷实者于市井要闹处经营着像样的酒肆、酒楼、酒店。如汴京某人经营的“酒肆,花竹扶疏,器用罗陈,极萧丽可爱”,由其小女“当垆”[5]29; 鄱阳人舒七利用“其家与城隍祠相近”的地段优势,就近“开酒肆”[6]1268; 鄱阳某人于城内经营“酒店,重楼颇洁”[7]734; 同为鄱阳人的杨某于近街经营“杨家酒垆”[8]1546; 宿豫角城人张充,“徙居山阳北神堰,大启酒肆,家亦赡足”[9]1327; 楚州人张生,“居于淮阴磨盘之弯,家启酒肆,颇为赡足”[10]1039; 春谷县某人,“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11]856; 临安某人经营“升阳楼”[12]44; 有些店主还刻意店内装饰,在酒店墙壁上“画仙人醉后奋袖坐舞”[10]1010。财力平常的经营普通酒家、食店,加工买卖小吃或一般饭食。如婺州刘、韩二人都经营“酒家,刘氏颇平直,韩氏狥利”[9]1347-1348; 临安班家包子店则远近闻名,临安“一食店,视其牌,则班家四色包子也”[10]991。同样,汴京“东华门外魏氏所造豝鲊……谁人不识!”[13]1633“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且雇有“爨仆”[7]775。“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货糍饵。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为曹一,求备舂粉使令之役,衣饭外不请工钱,燕留之为仆。小心祗恪,颐指如意。虽令干置它事,悉皆尽力。凡四年,晓夕如一”[9]1333。可知燕五并非出于业务需要而主动雇佣曹某。“临安浙江人舒懋,以卖鱼饭为业,多育鳅鳝罋器中,旋杀旋烹”[4]611。更多的是固定加工出售某一种熟食,“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锅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14]916; 九江城内有“鬻米粽者”[15]1079; 鄱阳“有鬻胡饼者”[15]1082; “临安荐桥门外太平桥北细民张四者,世以鬻海蛳为业。每浙东舟到,必买而置于家,计逐日所售,入盐烹炒”,后来因故“改货煎豆腐以赡给”[10]991-992; “信州五通楼前王氏,专售荷包煿肉,调芼胜于它铺”[16]1427; “平江细民张氏,以煮蟹出售自给,所杀不可亿计”[15]1080; 昆山人沈十九“以煮蟹自给”[17]332; 鄱阳人黄二于“巷口卖浆”[9]1376; “福州北门卖豆乳人家”[12]474。还有走街串巷流动出售熟食的。临安人孙三夫妇“每旦携熟肉出售”[9]1372; “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庆元元年二月,正负担于德化桥上,买者颇集”[6]1283; 临安一大早就“有卖豆乳者”[7]761; 石头镇“市民龚三者,日持蒸芋来鬻”[6]1259; “范寅宾自长沙调官于临安,与客买酒升阳楼上。有卖熬鸡者,向范再拜,尽以所携为献”[12]443; 卖熬鸡竟卖到酒楼里。这些不同形式的饮食买卖者对应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
值得重视的是,商品经济的浪潮峰谷,使得某些起底微薄的饮食买卖者,因头脑灵活,善于经营,注重质量,买卖风生水起,收入剧增,继而投资放贷业务成为高利贷主,跃升至上层居民行列。上述“以锅饼饵蓼糤为生”绰号“许糖饼”的许六,后来“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14]916。由“糖饼”到“六郎”称谓上的蝶变,折射出烙饼起家的许某身价、地位及财力等方面的跃升。
在宋代,茶肆已成为城市各阶层民众交际、联谊、叙旧、休闲、洽谈业务的主要场所,所谓“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18]130。太史局令史吴师颜,“居于临安众安桥下。绍兴壬戌秋……或诣其家邀之出,就相近茶肆款话”[6]1285。临安汪圣锡“省试罢,与同辈十余人在茶肆”小憩[15]1133。于是,城市中层居民经营茶肆者不在少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史志著作均有大量记载,《夷坚志》中也有涉及。
茶肆一般多为家庭成员自主经营,所得收入勉强糊口,“京师民石氏开茶肆,令幼女行茶”[5]8-9;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妇每相与愁叹”[6]1278-1279。有些富人从长远计,开办茶肆让儿子操持,“金陵商客富小儿……男既长大,父启茶肆于市,使之主持……经纪称遂”[13]1742。“信州贵溪闻人氏有二子,长曰邦荣,次曰邦华。父在时预为区处生理,于县启茶肆以与邦华,于州启药肆以与邦荣”[13]1592-1593; 汴京有“张家茶肆”[17]275。个别茶肆概因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家庭成员难以应付,不得不雇佣员工襄助,“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雇有“茶仆”崔三[11]805; 鄂州南草市某茶店雇有“店仆”彭先[19]1136。
(2)洗浴服务。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及居民收入的渐次增加,人们注重个人卫生也自在情理之中。于是,经营“浴堂”、“浴肆”为人们提供有偿洗浴服务的新业态便应运而生。因为“浴堂”流程复杂,所需人手较多,主人还得雇人打理,“京师浴肆给使之隶,夜后收拾器具,获一客所遗黑角筩,仅如指大”[9]1365。 “给使之隶”即系该“浴肆”雇佣打扫卫生的员工。有些茶肆、旅店、浴堂三位一体,同时兼营休闲、住宿、洗浴三种服务。
宣和初,有官人参选,将诣吏部陈状,而起时太早,道上行人尚稀,省门未开,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则浴堂也,厮役两三人,见其来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时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体肥腯,遂设计图之。密掷皮条套其项,曳之入帘里,顿于地,气息垂绝。群恶夸指曰:“休论衣服,只这身肉,直几文钱。”以去晓尚遥,未即杀。少定,客以皮缚少缓顿苏,欲窜,恐致迷路,迟疑间,忽闻大尹传呼,乃急趋而出,连称杀人。群恶出不意,殊荒窘,然犹矫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风耶!”俄而大尹至,诉于马前,立遣贼曹收执,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得三尸,犹未冷,盖昨夕所戕者。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13]1625-1626。
“群恶”即是该资料中提到的“厮役两三人”,从事谋财害命的勾当,但此类“浴堂”终究属于典型个例,不宜做过多解读。而茶肆、旅店、浴堂三位一体,休闲、住宿、洗浴一条龙的服务模式在宋代城市服务业领域的出现倒是值得注意的。
(3)住宿服务。宋代城市流动人口激增,住宿服务业随之得以兴盛,但凡旅店,无不顾客盈门,譬如:江州某“僦舍,商贾杂沓”[19]1151; 处州某旅店“极新洁,商客投宿甚众”[19]1178; 阆州一客邸,“士人估客往来无算,骈集此邸,至于散宿户外”[12]516; 抚州富翁赵某,旅途中需要住店,“时虽未暮”,要下榻的旅馆“下室无虚位”,不得不“上楼”入住[13]1614; 邵武人黄若讷,“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试,中途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满其间,无可栖泊之地”[11]807等等,不一而足。住宿服务业之火爆可见一斑。于是,从事为流动人口提供商业性住宿服务,越来越成为城镇居民的从业选项。“张外舅寓无锡,买隙地数亩营邸舍”[12]522; 余干人杨生,“移饶州市门,娶妻开邸,生事绝如意”[4]666; “建昌城内驿前,绍兴间富家创旅邸”[8]1473; “处州民叶青,世与大家掌邸店”[19]1178; 甚至贫病交加的娼妓也经营旅店以资谋生,“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13]1665,并雇有“主事仆”襄助。此外,《夷坚志》还记载了汴京“沈氏客邸”、[6]1285临安“黄氏客邸”、[10]991襄阳“张氏客邸”[6]1262等诸多私人开设的旅店。
这些旅店经营者,一方面待客热情,深谙和气生财之道,广都人费枢,“宣和庚子岁入京师,将至长安,舍于胭脂坡下旅馆,解担时日已衔山。主家妇嫣然倚户,顾客微笑,发劳苦之语。”[12]384另一方面受商品经济浸淫、熏染,店主行事格外刻薄生分。潭州某妇人“寓城下客邸,无僦直,主人逐之去”[11]869; 安徽当涂县青山市一贫者夜坐旅店门外,原因是“店舍嫌我是乞儿,不肯著我歇,故不免露坐”[8]1523。
宋代城市固定及流动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刺激和带动了以饮食、洗浴及住宿服务为主的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繁荣;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繁荣,也为城市广大居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消化吸纳了城市大量富余人员,有利于社会稳定。
身怀某种技艺,拥有一定资金、工具及原材料,独立加工制作并出售生产生活器具的手工业者,在城市中层居民及城市手工业者群体中占有相当比例。多数情况下,他们把临街的屋舍当作生产作坊兼销售店铺,或将加工制作成的器具拿到市场上出售,像农民在自家土地上耕耘一样,终日在作坊加工制作并出售手工业品。例如:“温州瑞安县木匠王俊,自少为艺,工制精巧如老成”[13]1639; “侯官县市井小民杨文昌,以造扇为业”[6]1249; “余干县帽匠吴翁,徙居饶城,谓之‘吴纱帽'”[13]1562-1563; “饶民江廿三,居永宁寺东街,为结络匠”[16]1398,加工首饰品; “饶州民严翁,为桶匠,居城外和众坊”[7]740,制作木桶; “处州松阳民王六八,及箍缚盘甑为业”[11]1031,加工餐具; “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4]613,加工银器; “饶州天庆观后居民李小一,以制造通草花朵为业”[6]1282,制作通草花; “鄱阳市民许二,与弟许三居于行春桥北,多酿酒沽,而日输官课”[8]1514,“石溪人杨四,工造酒,富家争用之,因是生理给足”[8]1526,从事酒的酿造和买卖; “无锡张木匠,造盆器出贸于街。一日差晚,在茶肆前交易”[19]1208。
另外,有的手工业者在自家作坊承接他人原材料,按对方要求加工其所需成品,鄱阳余四与吴廿二经营的染坊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16]1440。有的用自己原料,按要求加工对方所需手工品,如潼州人耿迁面街制作并经营出售幞头(头巾)的“幞头铺”,曾以“五千”钱的价钱,为人“施工”大幞头[7]782; 鄱阳造纸匠姜某,“以钱二千、米一石”的价钱,为周某制造“经纸”[9]1318-1319。有的流动作业,随时满足居民某一方面需要,汴京一染工,“推小车,车上有瓮,其外为花门,立小榜曰:‘诸般染铺',架上挂杂色缯十数条”[17]310。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者身怀绝技,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了精湛技艺,如上述手推小车流动染布的汴京某染工:推小车,车上有瓮,其外为花门,立小榜曰:“诸般染铺”,架上挂杂色缯十数条。人窥其瓮,但贮浊汁斗许。或授以尺绢,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顷取出,则成青绢矣。又以尺纱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纱矣。他或黄、或赤、或黑、或白,以丹为碧,以紫为绛,从所求索,应之如响,而斗水未尝竭。视所染色,皆明洁精好,如练肆经日所为者,竟无人能测其何术[17]310。该染工将盛有“斗许浊汁”的水瓮放置在流动的小车上,随时根据顾客要求,在“少顷”时间内,能染出“明洁精好,如练肆经日所为”的各种颜色的布料来,令人惊叹不已!还有,汴京某锡工给成品的琉璃瓶内胆壁上镀金:徽宗尝以北流离(琉璃)胆瓶十,付小珰(太监),使命匠范金托其里。珰持示苑匠,皆束手曰:“置金于中,当用铁篦熨烙之乃妥贴,而是器颈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触,必治之且破碎,宁获罪不敢为也。”珰知不可强,漫贮箧中。他日行廛间,见锡工釦陶器精甚,试以一授之曰:“为我托里。”工不复拟议,但约明日来取。至则已毕,珰曰:“吾观汝伎能,绝出禁苑诸人右,顾屈居此,得非以贫累乎?”因以实谂之。答曰:“易事耳。”珰即与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亲阅视,为之幸后苑,悉呼众金工列庭下,一一询之,皆如昨说。锡工者独前,取金锻冶,薄如纸,举而裹瓶外。众咄曰:“若然,谁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办此?”其人笑不应,俄剥所裹者,押于银箸上,插瓶中,稍稍实以汞,掩瓶口,左右澒挏之。良久,金附著满中,了无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众始愕眙相视。其人奏言:“瑠璃为器,岂复容坚物掁触?独水银柔而重,徐入而不伤,虽其性必蚀金,然非目所睹处,无害也。”上大喜,厚赍赐遣之……巧思得之于心,出人意表[4]678。该锡工利用水银“柔而重”的物理属性,将金子均匀镀在成品琉璃瓶的内胆壁上,可谓“出人意表”,巧夺天工。这些染工、锡工的精妙高超技艺,让人不得不叹服民间之藏龙卧虎。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手工业者的坚韧坚守与默默奉献,才提高了宋代手工业技艺,推动了宋代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宋代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功不可没。
另外,《夷坚志》中还记载了不少城市其他手工业者,诸如“染工”、“漆匠”、“皮匠”、“玉工”、“铁工”、“铁匠”、“锻工”、“针工”,等等,谅不一一赘述。
跨地长途贩物这一传统商业活动,在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宋代获得了新的发展,也成为城市中层居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门径。“绍兴二十八年,华亭客商贩芦席万领往临安,巍然满船……是年郊祀大礼,青城用芦席甚广,临安府惧乏,凡贩此物至者,每领额外增价钱二文,尽买之,遂赢二万。”[13]1655-1656“枣阳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16]1446昆山县东近海一商人驾舟,“满舱皆鳖也,垛叠缧缚,莫知其数”,价值“三万”,“将贩往临安鬻之”[13]1577; “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致温裕”[16]1465; “鄱阳萸冈民黄廿七,作小商贩。绍熙元年,到景德镇贩陶器”[16]1465; “湖州小客,货姜于永嘉”[13]1595; 夔州人王道成,“射利江湖间为贾客”[8]1517; “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驰担村邸”[13]1734; 襄阳宜城刘三客,“庆元三年八月往西蜀作商,所赍财货数千缗”[16]1400。
对这些行商而言,其从商之路,充满了无比艰辛与风险,所谓“常年贾贩,汨没风波间。获利几何,而蹈性命不可测之险?”[4]647-648一是战乱兵燹的威胁。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五月,“兵戈震扰,群盗如猬。一更后邻船聚话间,遥望东北方火光亘天,照耀湖心,上下一色,皆谓岳州又遭贼爇。既而此光迤逦转东南去。明日,商客从城内来,言天上昨夜血光见,方金虏犯湘、沔北还,而钟相、孔彦舟、曹火星、刘超、彭筠各拥众数万,遍行寇毒,一道生灵,縻灭殆尽。”[16]1410-1411在此,我们不得不慨叹和点赞行商这种不惧艰险与牺牲的精神。二是对行商生命财产危害更大也更常态化的是路途土匪、海盗的谋财害命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暴力洗劫。如横行陆路的强盗对行商疯狂劫夺,沂州人解忠,“天资贪狠,暴戾不仁……后窜身淮上,与不逞子陈二劫临泽布商”[9]1325。“淳熙十六年,赣州宁客商贩往荆南,回经汉川,路到鄂渚,地名杨太莱店。前过苇林畔,一人从内持棒走出,痛殴之死,曳入苇丛,而掠其资货”[16]1461。南安上犹县至桂阳一带,“峻岭旷谷,夐无人烟,经日才得一村落”,有三“武士”,“两人持长矛,一人执大刀,色白如银,执刀者最豪健”,路过“商客”,被其“所戕”[14]906。横行江湖的江洋大盗也异常猖獗,雷州岛一带海域,“洪涛间红旗靡靡,相逐而下,极目不断,远望不可审,疑为海寇或外国兵甲”[17]318。 “绍兴八年,丹阳苏文瓘为福州长乐令,获海寇二十六人”[12]480。宜黄人莫寅“持钱三百万,将买盐淮东……既过丹阳,盗夜入船,谛观之,若甲士数十辈往来者”[4]602,对行商大肆劫财害命。太原人王超,“壮勇有力,善骑射”,早年入伍,“后解兵籍……入重湖为盗,戕夺人货”,80岁时犹“恶习不悛”[14]912-913。婺源盐商方客“至芜湖遇盗,先缚其仆,以刃倳腹投江中”,对方氏则“缚手足,缒以大石,投诸水”[5]31。三是江湖变幻莫测的风涛巨浪,动辄使行商船翻人溺,人财两亡。宋高宗绍兴廿五年(1155),湖口“北风大作,白浪涌起如屋……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17]266“吴松江石塘,西连太湖,舟楫去来,多风涛之虞,获致覆溺”[12]443。四是旅店店主动辄对前来投宿的行商狠下毒手。“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留数日”,主妇“告其夫云:‘此客所将货物不少,而单独出路,可图也。'夫即醉以酒,中夜持刀斫之……客遂死。夫妇共舆尸埋于百步外山崦里”[17]204。南康人周某,有“外州商贾”“挟赀”投宿,周见其“独行,心利其财,因与泛江出郭,阳为舟覆,溺杀之,而隐没所赍。故生计日进”[13]1603。“丽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货于衢婺间。绍熙四年至衢州,诣市驵赵十三家,所赍直三百千,赵尽侵用之。王久留索价不可得,时时忿骂。赵但巺词迁延。一夕,醉以酒,与妻扼其喉杀之”[10]1032。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所以,为防不测,行商多结伴而行,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九月,陶某、祝某、何某、吴某、董某一行五人,结伴“贩南药”至寿春出售[9]1313-1314。“临安茶商沈八,偕伴侣三十辈,负担”至常熟县卖茶[19]1167。然而悲催的是,尽管商人结伴而行,有时也难逃被谋财害命厄运。舒州人曹一“经过连州,见有十二商客,所赍颇厚,因诈作提茶人,就山冈上倾茶与吃,而和药于中,皆困倒不醒,即杀之。而拣去金银北还”[9]1333。
至于贩物途中客死异乡或与他人发生口角被殴致死者也不鲜见。明州女丘氏“父作商贾,死于湖南,但与继母居茅茨小屋”[13]1751-1752。某茶商贩茶至淮北颍州、亳州一带,在饭馆与一僧人发生口角,“僧取锡杖击其背,商踉跄仆庭下,立死”[13]1590-1591。
行商不仅自身遭遇种种肉体磨难,而且别妻离子,忍受情感折磨,给家人造成种种不幸。“乐平流槎金伯虎,与所亲余晖携纱如襄阳贩售,其家染疫疬,妻及一子死焉。金闻耗东还”[20]1807。临安人孙自虚,“于将军桥瓦肆僦屋设卜肆自给……一妇人入拜求卜”。妇人说:“丈夫出外贩江,一年无信,若道中时,专当相谢”[16]1465。有的行商之妻为寻觅逾期未归丈夫不得不踏上凶险未卜的寻夫路,金陵人陆道姑,“夫出作商,累岁无音耗。姑寄子于所亲,布裳草履,独往他邦访觅。遇一僧于路,扣其所之,具以告,僧曰:‘汝夫亡久矣,无用去。'姑且疑,念业已在道,前进如初”[15]1111-1112。房州人解七五姐,为寻夫“脱身行乞,受尽辛苦,两脚皆穿”[8]1544-1545,吃尽苦头。或寻夫途中窘蹙无奈沦落风尘,抑郁而死,使人不胜唏嘘:(岳州人邹曾九)往舒州太湖作商,留其妻甘氏于兄甘百九家,约之曰:“此行不过三两月,幸耐静待我。”已而至秋未归,甘氏逢人自淮南来,必询夫消息,皆云已客死。甘不以为信。又守之逾年,弗闻的耗,晓夕不自安。不告其兄,潜窜而东,欲寻访存亡。既抵江夏县,不能前,为市倡谭瑞诱留,遂流落失节,其心绪悒怏,近半岁而死[8]1541。或携妻贩物身死异地、路途失散,使妻子受难异乡。建康府某妇人“自建康府随丈夫为商,中道相失,抛我在此(池州建德市)受苦”[9]1373。至于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自不在话下,“世世为行商”的登州黄县人宗立本,“与妻贩缣帛抵潍州,将往昌乐。遇夜,驾车于外,就宿一古庙,数仆击柝持杖守卫”[5]12。
源自城市中层居民的行商,以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付出,跨州逾郡,贸迁百物,不仅有利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而且有力促进和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
面街经营店铺固定出售自产或转售他人、他地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也是不少城市中层居民的主要营生。例如:徽州歙县李生,偶遇蔡承务小女,因其为“父偏室所生,遭嫡母逼逐,却带得金银数十两随身”,李“慕其财色,即握手登途。西留汉川县,开米铺,历七年,生一男一女,贸运积数千缗,渐成富室”[13]1697-1698。处州龙泉县张氏经营“米铺”出售稻米[17]289; 严州人陈永年兄弟“开银铺于临安市”[4]613; 临安秦氏也经营“银铺”出售银器[6]1263; 饶州张小五,于“德化桥上开磁器铺”[8]1540; “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6]1248; 鄱阳张廿二,于县城经营“陶器店”[7]735,经销瓷器。汴京人张拱经营“药肆于宜春门后坊”[12]520; 汴京张二大夫,后徙“居吉州,启药肆”,[11]845信州贵溪闻人氏“于州启药肆”[13]1592; “平江人江仲谋,于府内饮马桥南启熟药铺。绍熙五年,又执一肆于常熟梅里镇,择七月十二日开张”[19]1168; 婺州徐氏于“金花门外,开药寮(药铺)”[9]1348,出售药品。“鄂州民媪李二婆,居于南草市……以鬻盐自给”[13]1775,经营盐铺卖盐。“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4]670-671,“鄱阳市民汪乙,居仓步门外,贩鱼鳖以供衣食”[7]734,“临安中瓦市卖冻鱼吴翁,与一子并妇同居”[13]1695,经营水产品店销售水产品。临安王良佐“居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6]1239,经营油肆卖油。宗室赵某,定居池州,“以沽酒为生,亦复间椎牛供客馔”[13]1573,鄱阳东尉某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酤为生”[19]1207,赵某与其妻离异后,“妻与婢寓鄂州,卖酒自给”[21]1797,经营酒铺出售散酒。罗山县沈媪,“启杂店于市,然亦甚微”[8]1508,经营杂货店买卖细小物品。可见,这些坐贾起早摸黑,风雨无间,但生意状况并不全如人意,或兴隆、或平淡、或萧条。“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可能乐者不多,忧者却不少。
《夷坚志》中还记载了一些不明出售商品方式的城市中层居民,如:“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7]752; 福州某人“以货茶筅为生”[8]1497; 豫章王生夫妇,“随宜商贩,济度时日”,妻子“素善针指”,“绣领茵之属出售”[9]1315; 洪州有人“鬻冠珥”[5]142; 吴旺“家于府子城下,以货绦自给”[12]465; 歙州朱庆于“州桥卖纸”[13]1600; 江陵傅氏“以鬻纸为业”[13]1654; 汴京有“甚多”卖镜子者[17]238; 楚州董成二郎“以商贩斛米自业”[11]800; “平江城北民周氏,本以货麸面为生业”[9]1357; 汴京有“鬻果小民”[4]611、汴京阚喜“以年老解军籍为贩夫,卖果实自给……卖瓜于东水门外汴堤丛柳间……午暑方盛……妻馈食适至”[17]275; 苏州有人“鬻生果”[19]1172;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卖之,夏日则货蚊药以自给”[17]242; 汴京骆生“卖药”为生[4]610; 林州“有人以弄蛇货药为业”[17]351; 鄱阳市民蒋二,“寻常装造印香贩售以赡生”[8]1513。从洪迈叙述的语境和口气判断,上述经商者属于经营店铺出售小商品的坐贾可能性要大一些。
面街经营店铺出售日用百货,是古今城市商业交换的主要方式。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量从事经营店铺出售日用百货的经济活动,不仅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繁荣,而且也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
在从商的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中,还有流动出售小商品的商贩,肩扛车推,走街串巷,吆喝叫卖,早出晚归。譬如:买卖药品,鄱阳城内“淮客申先生者,售药于市”[6]1293; 泉州有三位残疾女性,“夜夜捣药”,昼则“货药于市”[5]184; 汴京一卖药老翁手推药架卖药于市,“药架甚华楚,上列白陶缶数十,陈熟药其中”[12]489; 潭州有“卖药老媪”卖药于市[21]1793。有的商贩手持别致道具作为独特标记以吸引顾客,“饶州城内德化桥民高屠,世以售风药为业,手执叉钩,牵一黑漆木猪以自标记”[16]1459; 豫章人李全,“持大扇书‘李家遇仙丹',揭二拐于竿,服者皆验”[4]551-552。买卖布帛,蜀州江原人杨望才,“每持缣帛卖于肆”[12]386; 蕲州蕲口镇人金生“抱贩束帛”于市[16]1433。买卖瓷器,饶州汪有三,“居在双巷,早间担瓷器出市变卖”[13]1757。买卖首饰品,临安“有市民持冠珥为市”[9]1339。买卖水产品,乐平县大清早,有人“负担”出售“蝦蛤螺蚌”[16]1420。买卖花粉,福州“有贩妇”,“以卖花粉之属为业,出入县舍”[12]444。买卖玩具,德兴县“廛市有摇小鼓而售戏面具者”[13]1578。温州还有人“持檀香观音像”货于市[12]417。这些流动小商贩买卖时,多伴有吆喝叫卖之声,如临安赵师炽“时常作市廛小辈叫唱果子……唱卖果子”[20]1802-1803。
流动出售小商品,是宋代城市中层居民适应当时广大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而创新的一种商品买卖形式。它的出现及活跃,对于促进宋代城市商业发展与方便城市居民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卷帙浩繁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关涉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经济活动记载的挖掘和梳理,简要勾勒了占宋代城市居民主体部分的中层居民中从事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加工制作生产生活器具、跨地贩物、经营店铺及流动出售小商品者的经济活动情状,分析了其经济活动对促进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与方便城市广大居民生活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上述宋代城市部分中层居民经济活动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量从事传统及新兴的工商业生产,表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繁荣远远超迈前代。就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的经济活动看,诸如跨地贩运的行商、经营店铺出售小商品的坐贾等商业行为,前代城市虽已存在,但在宋代新的社会背景下有了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宽; 至于有偿洗浴服务等商业行为,则是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与时俱进,基于宋代城市变迁背景而开发的新产业,也是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新业态。二者共同指向了一点,即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繁荣远远超迈前代,从而为中国古代城市职能于宋代发生历史性转变,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诠释和佐证。第二,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积极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为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主要靠自食其力谋生,独立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的宋代城市中层居民,胼手胝足,起早贪黑,风雨无辍,劳作在不同的生产岗位。通过他们的执着坚守、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促进了各地的商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他们居功至伟。第三,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量从事的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流动出售小商品等各类工商业生产,既繁荣了市场,也极大地方便了其他城市居民及外来流动人员的生活。第四,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加工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有利于宋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提高和改进。宋代城市中层居民通过加工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既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丰富了市场供给,同时在加工制作过程中,经过不断积累和创新,使宋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得以极大提高和改进,如前述流动染布的染工、在琉璃瓶内胆壁上镀金的锡工,其印染与镀金技术、工艺便达到了出神入化、巧夺天工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第五,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属性及其经济活动,为中国古代城市职能、居民属性在宋代发生重大变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