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研究”(14XZX001)
作者简介:王国兵(1983-),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省中共运城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雷龙乾(1962-),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国现代化。E-mail:790441409@qq.com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coordinates of practice;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ality; transcendentality
DOI: 10.15986/j.1008-7192.2019.01.001
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作为解释历史的方法,它不是证明现实和未来历史发展的绝对定理。通过揭示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实践“核心”逻辑,指出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为什么从以往的理性历史哲学转向。围绕实践历史哲学的逻辑,马克思站在实践历史哲学的两个坐标,即现实性和超越性上,指出实践历史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属性,形成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最终确立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新形态。
As a method to interpret history, Marx's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the practical view is not an absolute theorem to prove the rea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y uncovering the “core” of its practical logic, this paper finds why it is that Marx's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the practical view has changed from the ration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past.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pract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Marx stands on the two coordinates of reality and transcendentality and thus points out the realistic and transcendental attributes of pract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this new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a new form of Marx's pract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established.
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从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被思辨哲学认为是“现实的理所当然”和“理性的不言而喻”的抽象批判开始。在批判思辨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抽象—直观中,马克思发现现实生活自身的历史性和发展性,并指出哲学实质上就是现实生活自身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现实—直观。与抽象—直观不同,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现实—直观确立起自己哲学的历史形态即马克思历史哲学和实践形态,即马克思实践哲学形态。这意味着马克思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实践哲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实践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因此,从马克思实践观来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时,实践就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第一范畴。
实践是主体精神和行动相统一的自然现实活动。从横向历史来考察,实践既蕴含着主体的精神因素,即欲望、理想、目标,又蕴含着主体的物质要素,即物质需要、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因此,人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使人变得更能驾驭自己的一切,成为精神和物质上的现实的人。然而,马克思从现实中看到的人却是片面的人,要么是精神上的衰弱者,要么是物质上的颓废者。精神和物质发生着本质性的分裂和对立,人失去了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和物质的自然统一。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内在结构是面向现实生活,也就是要进入到人的社会活动中。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实践的表现就是人的现实社会活动,这个活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和人的社会活动。
围绕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主题就是评价实践活动的价值和人全部生活的真正意义,可以说所有精神实践活动都蕴含着对全部人类实践活动价值的思考。价值作为精神实践的主题,它既要表现作为民主的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形态,即民族文化形态和民族价值观,同时,它又要表达现实的人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烦恼。强调精神实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是要让历史表达个体的精神,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表现实践的丰富内涵,这是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重要关注。一切历史哲学都是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所谓非人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超越了抽象历史观和抽象的人,从现实中彻底揭示出抽象历史观和抽象的人的虚幻性和虚假性。而后指出历史中的人所具有的历史现实性规定和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现实性规定,从而把人从抽象的虚幻中拯救出来,使人恢复作为实践现实历史的存在者和作为实践独立人格的存在者。因此说,实践是包含丰富精神现实的实践,同时也是包含创造现实历史的实践。
围绕物质生产来说,它作为全部人类生活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32。同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表述了当盲人张开眼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所以,物质生产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每一代人的物质生产实践都是建立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所以说每一代人都是生活在创造历史的现实生活中。然而,创造历史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其中生产力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创造着生产整个社会财富的现实力量。从宏观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发展表现为生产力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更新、社会的物质生产率越来越高、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随着生产的世界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已经建立,世界逐渐呈现出普遍交往和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格局。在这种全球化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看到物质生产给人类精神带来的挤压,特别是当私有制被生产力极大发展时,人的商品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化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关系。此时,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善良感都被商品关系击得粉碎,人变得更加地无助、孤独、焦虑,生产也变得更加的技术化和强制化。人与生产—劳动的分裂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时也加速了人作为精神存在和现实存在的结构性分裂,以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历史逻辑就按照资本逻辑和异化逻辑的规定性运行至今。
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中看到了历史的现实,这种现实并不是其他哲学家所说的现实,而是生产不断地挤压和压迫人的现实生活空间和时间,同时也不断地制造人与物的对立,最终表现出历史创造人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这是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精神与物质对立的现实,而不是作为真实的人对人自身占有的实践。因此,马克思对这种分裂的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马克思主义实践所具有的结构:何为现实,如何改变?马克思认为,只有真正认识到现实,把握现实的人存在的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地为改变现实提供实践的动力。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人的现实过程中,首先区分统一的现实的人和分裂的现实的人。依据这个标准,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提出现实的本质就隐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即市民社会的秘密。市民社会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黑格尔认为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自由保障,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的秘密是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是市民社会各种关系的基础,它是每个现实的人的最现实和最真实的表现。
财产关系作为市民社会最现实的实践关系,表现出了人们创造历史过程中人自身的现实性,它是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存在方式,实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人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的精神生产活动,这两种活动所具有的现实性特征就是个体的偶然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它们突出地表现出个体对现实生活的趋精神化倾向。意思是作为个体的人,他对事物的把握和理解总是以自己的判断力为主,而不是过分依赖于对物质现实的考虑,特别是今天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表现出对理性精神的过度自信。但无论个体思想如何的趋精神化,这都不意味着他的超物质性和超历史性,而依然是在物质生产的现实逻辑和可能性范围内进行自己的精神自由。但是这种趋精神化在人的现实生产过程中不断地被扩大,再加之社会内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精细化分工,作为个体的人格精神不断地被提高,人成为现实的精神存在者。然而,今天的生产不断地进行集中,人不断地被职业化和功能化,生产不断地被专业化。结果导致人的精神和人的物质产生内在的分裂。这种分裂实质就是隐藏在市民社会中的人与物对立的财产关系,也就是私有制的现实化和历史化。
作为实践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历史哲学实质就是人们创造自己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过程。其中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趋精神化只是人的现实性的一个侧面,它与人的物质生活分不开,与人们实现自己和改变自己分不开,人的这种现实的存在表现为实践过程中的历史。正如说“现实是由历史造成的,而历史又是现实的不断累加,现实的不断变化,把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历史对现实的各种制约和影响逐一实现出来”[2]250。因此说,历史并不是超现实,现实也并不超越历史; 现实是历史实现自己的真实表现,历史是现实延续自己的过程。
实践构成历史的结构,其表现为“日常生活是由那些人们在历史时空中几乎不加注意的小事构成的。……这些每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断重复的,它们越是不断重复就越成为一种普遍规则,或者毋宁说就是结构。他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3]29。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内在蕴含着它们实践自己社会生活的各种追求,追求的目的就表现出人们对各种利益的希求。正如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95。这才是隐藏在每个历史主体和人类历史背后的永恒动力,也才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实践的历史性存在方式。
在把握这种历史性的存在方式过程中,马克思把它放在实践层面进行考察,指出现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同时还发现隐藏在这种现实背后的现实力量,那就是改变这种现实的实践。马克思通过揭开这种现实中的矛盾,指出无产阶级作为这种现实力量的承担者,是改变这种现实的实践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改变现实是马克思实践的旨归性内涵。如何改变?就是如何改变现实的问题,以往历史哲学都是站在为现实的合理性进行历史性辩护,而马克思则站在批判的角度,足以说明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对传统历史哲学的超越。改变的内涵是现实对现实的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变革,从历史哲学层面来说就是要消灭思辨哲学对现实的虚构,就是消灭人在实践现实中的分裂和对立,要把历史、现实、自然统一到每个历史主体的精神和物质生产过程中。
一言以蔽之,实践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第一范畴,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哲学走出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困境和解决了传统历史哲学所导致的各种对立。同时,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指出了现实的人在历史实践中的分裂性表现和如何解决这种分裂的问题,提出正确地把握现实和现实中的人,并为现实的人提供改变自己这种分裂的理论武器。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落脚点就是实践,实践在解决这种问题过程中也产生出新的历史哲学形态,那就是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
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现实性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四重关系”中,是人自身所具有自然关系、物质关系、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它们是人存在的现实基础,也是人创造自己历史的基础。建立在这四重关系基础之上的就是人类丰富的物质历史和精神历史,也是人类能够不断地继续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四重关系的实践构成现实生活的内在结构。因此,无论哪个阶段,所有社会的现实都是围绕这四重关系来展开。对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四重关系的诠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以往过度重视四重关系中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重视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关系。这种视角已经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偏颇,同时又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机械化和僵化,结果忽视了整体存在中的精神成分。鉴于我们研究中对个人精神和社会精神研究的不足,很多学者从西方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中来补全马克思关于精神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从马克思论述自身来探讨马克思关于精神的内涵。为了回归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存在方式,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现实性的四重关系。这四重关系就是作为构成历史形成的结构,对它的研究必须按照实践历史哲学的内生逻辑来进行。实践历史哲学的内生逻辑就是精神与物质统一于人的实践,人在实践中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也创造了人自身的精神。我们对实践驾驭四重关系进行逻辑阐释,说明实践如何在四重关系中构成现实,揭示出四重关系具有的现实性。
自然本身不具有任何现实,它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于人之前的时间性在先。作为自然存在的时间性在先和作为人的存在的时间性在后,我们对于自然没有任何可选择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是被抛入这个世界,我们与自然保持了极度的陌生感和对立感。自然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性,我们对自然来说没有任何存在感。以往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就是把各个时代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表现出来,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的理论基础就来源于人对自然的陌生感和对立感。然而存在主义哲学也只是把哲学放在这个层面,以至于他们无法对现实和历史进行细致的探究,从而也无法真实地了解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生命活力。然而马克思却并没有在这种陌生和对立面前停住脚步,而是发现这种陌生和对立只是思想内在的范畴虚构,不是所谓现实的范畴实践。马克思认为,作为具有实践属性的人,他自身就具有打破这种幻想的能力,他能够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其过程是人通过自己对自然的碎片化感触,首先获得自己存在的条件,其次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最后实现人对自然的意识化。同时,随着人感触的普遍化和自然意识化程度的深入,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就逐渐转向实践化和总体化,最终人可以利用具有共识化的自然意识去实践对自然的试探性解释。在自然化的意识和意识化的实践成为人类进行全部实践活动的主观性基础时,人的主观性实践过程就创造出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说:“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4]184这句话的意旨是自然规定着人的本质,即自然关系,同时也是指人规定着自然的本质,那就是自然的现实化。因此说,人在自然化和自然在人化的实践过程中,人逐渐地赋予了自然本身的现实属性,那就是自然成为现实的自然,成为人们创造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是物质关系的核心旨要,或者说它就是解决人的第一需求的根本关系。物质关系是每个社会最为基础的关系,也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为基础,它与现实的生活和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决定着人自身的现实创造。以往哲学家似乎都没有看到第一需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第一需要根本就不是历史考察的范围,把第一需要排除在历史考察范围之外,结果等到人类第一需要出现危机的时候,出现的就是哲学家的人道主义。与之相反,马克思最为重视人的第一需要,把它作为实践历史哲学考察的重要内容,并标明第一需要是实践历史哲学中最值得考察的现实关系。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面临“物质利益”的困难时,已经意识到这种物质关系关乎人的生死,是现实社会中最具现实性的社会问题。随后他又在政治经济学中肯定了这个关系是实践历史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指出要考察历史就必须要从这个现实的关系出发。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程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剥削和剩余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是关涉到人的生死的物质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的状况》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描述了工人生活的残酷现状,很多工人面临着物质困乏的威胁,甚至被物质关系压迫致死。因此说,物质关系是现实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把它作为历史哲学考察现实性的横坐标,是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区别以往历史哲学的标志。
社会关系实质表达的是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关系,它是包含自然关系和物质关系的基础,同时还扩展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上层建筑关系。至于社会关系中的自然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再论述,此处只就社会关系中的上层建筑关系的现实性进行说明。上层建筑关系主要包括宗教、文化、国家、法律,因为现实的人除了生活在物质关系中,同时也生活在精神关系中。这些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上层建筑关系也同样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影响,人的精神也似乎被上层建筑所左右。这一点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马克思《法哲学原理批判》中看到,黑格尔认为国家作为伦理实体,它的存在就是要保障市民社会的普遍交往,为每个人实现自己的自由提供现实的保障;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宗教和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决定它的因素是现实的物质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难以保障人们实现自由。同时马克思批判了宗教、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实的工具对人的压迫,还把宗教对人的摧残引入自己的著作。他在《神圣家族》中就引用了“玛莉花”的故事,揭示了这种现实的宗教关系对人的精神和生活的现实压迫,最终导致社会价值陷于崩溃的边缘。正如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4]4。因此说,上层建筑关系也是现实生活中最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它表现出了自己的“软强制”,也成为马克思考察历史的重要落脚点。围绕这个落脚点,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上层关系对工人的压迫和强制,指出上层建筑关系本身是现实性的重要表现。
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实现自身前进的动力。围绕生产关系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用200多年的时间创造了比以往社会生产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具有惊人的生产性,也具有惊人的现实性。这种生产力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离开这种生产关系没有办法生存。同时,也延伸到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中,意在指出如果不参与到这种世界性的生产关系中,就无法取得在世界生产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就会遭受世界生产关系的排挤和挤压。正如我国今天已经参与到世界生产关系中,并且成为世界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地取得了世界生产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这就说明了中国把握住了世界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并找到了挤进全球生产力体系的方式,充分证明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现实性理论在把握国际生产力体系的科学性。如果回到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层面,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现实性,实质就是强调生产力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现实,我们必须要站在生产力的现实性基础上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创造。因此说,生产关系作为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把握现实性的要素,同时自身也是现实性的重要表现。
以上四重关系是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中最具现实性的关系,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根基。每个历史时代的起点都是建立在这四重关系基础上,历史与现实的自洽性表现为在这四重关系中的实践,它们成为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实质“就是指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历史”[5]。同时,实践在这四重关系中也折射出现实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人的各种现实的精神特性和人格品质也在这四重关系中被催化出来,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即社会意识形态也逐渐地被确立起来。这些都表现出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表现出人自己的现实性和精神性。借助这种现实性和精神性,人把自己的主体性也投入到四重关系中,成为创造历史的参与者,成为创造历史的新关系。
人们在考察历史进步时,是难以用客观实证的方式加以验证的,即使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确定的数据或事件,也不能直接得出什么有效结论。因为对历史的考察是伴随着抽象的推理,就是以推理作为把握历史发展特征的方式,通过研究这些特征的变化,来确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它蕴含的基本价值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进步,同时这个进步存在着偶然性重叠或偶然性趋同。历史学家似乎发现这种偶然性重叠或偶然性趋同具有某种辩证必然性,并归结为“历史性的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精髓。
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在超越历史事件和各种历史符号的基础上,运用人类社会最具客观性的特征即生产力标准去把握历史自身的特征,并把这个特征作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标准。同时,马克思并没有用形而上的思维去虚构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同生产力形式的内在必然联系,最终得出超越历史过程和超越思辨幻想的历史性规律。马克思认为,历史性规律不同于自然性规律,它具有间接的推理性、时间的超越性、人文的抽象性和未来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考察历史过程中,虽然重视把历史性规律与自然规律进行对比,但是他在研究之初就指出了二者的区别。自然性规律具有数据的验证性、程序的标准性、过程的直观性、结果的必然性的特征。然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论证马克思的历史性规律时,其中不乏有人就是用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来套用马克思的历史性规律,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论述就是用自然规律来套用马克思的历史性规律的典型。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现历史过程中辩证偶然性的存在,也没有看到支配这种辩证偶然性的动力,似乎就更不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在现实实践中表现为辩证的偶然性; 辩证的偶然性在现实实践中表现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说,马克思历史哲学中历史性规律具有辩证性和偶然性,它表现出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同时又表现出发展中的差异性。为认识实践历史哲学打开了新的视域,就是实践历史哲学对历史表现出来的超越性。
历史的超越性表现为历史哲学对历史性规律和历史性认识的超越性,它构成我们把握历史的纵坐标,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如何发展和总趋势中蕴含的辩证偶然性因素,对于历史性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超越自然规律对我们认识历史的“羁绊”的基础,要专门针对历史性规律去发现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因此说,我们需要把握实践历史哲学中的各种超越性坐标,诠释实践历史哲学中历史性规律所具有的超越性。把握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中历史性规律和历史性认识的四大属性,我们就能够达到对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偶然性和辩证必然性的认识。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生逻辑是分析—演绎,所谓分析—演绎就是马克思在讲到人类历史发展时,参考了大量的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严格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强调逻辑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构造起这种统一的中介就是抽象概念。正如“任何科学的主要困难不在于理解概念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而是在于建立和拟定概念、范畴和规律的体系。……并在其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中反映所研究的现象的现实关系”[6]352。在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中,马克思重视把这些要素放置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研究它们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通过考察这些影响归纳出历史内在的根本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历史逻辑内在联系性推理,而后把握历史特征变化背后表达的历史性意涵。马克思把自己的推理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四重关系”上,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推理,发现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因此,马克思在历史研究时极度重视推理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推理表现出历史性规律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即历史性规律的间接性。历史性规律的间接性意味着历史哲学本身不具有自然科学规律的直接性,它表现出来的是历史偶然性与间接推理性的现实性契合。所谓现实性契合实质就是现实与思维的自洽,表现了历史性认识所具有的逻辑性必然。因此,从马克思对历史考察的方式和产生的结果来看,要求我们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只能做间接性的理解,而不做自然科学性的直接性理解。
历史总是现实的历史,但是历史哲学却是跨时空的。历史是实践的积累和叠加,它表现出了历史自身的时间性属性。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基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历史,这表明历史发展自身所具有的客观现实性。马克思把握住这种客观现实性,并从时间的维度揭示了这种客观现实性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与马克思这种认识不同的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也运用历史哲学时间的超越性,把握住了不同文化形态变化的动因,并从发展中找到了文化衰落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他们运用时间超越性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实质上对于历史哲学研究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哲学具有时间的超越性的根本属性。
历史哲学的时间超越性属性要求我们认识历史要从历史过程中把握其特征,而不是把握历史的侧面。历史的纵向把握就是要对历史过程进行把握,把握住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特征,如文化的特征、政治的特征、生产的特征、价值观念的特征等。同时,还要深入到实践过程中发现这些特征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间维度就是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时间的超越性,如不能把握住这个根本属性就无法达到对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本质认识,就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无论历史对我们的认识来说,多么的客观、多么的真实、多么的现实,当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时,它总是以抽象的方式表现,导致我们的理解困难和理解不完整。这种抽象源于历史内在呈现出来的“碎片化思想”“碎片化事件”“偶然性个人”等,同时还表现出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它作为对时代最抽象的把握,也使得我们对历史哲学的认识变得抽象。现实的抽象和时代精神的抽象构筑起了作为现实社会中人的认识逻辑的抽象,我们在把握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时也不时地用抽象范畴来把握历史的现实。正如“辩证逻辑的推演中,对在所研究的形式的历史现实中发挥着作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了抽象。……它是理解历史发展和现实结构的复杂性、本质和特殊性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所以,抽象是必要的”[7]59。实质上,马克思就是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同样也没有超出对时代的必要抽象,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其他大量著作中感受到。这些人文精神中的抽象逻辑也进入到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的范畴中,也成为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的实践历史哲学中就把关注点放到历史中现实的人身上。费弗尔曾说“我们没有关于恋爱的历史,没有关于死亡的历史,没有关于怜悯和残忍的历史,没有关于快乐的历史”。但马克思《神圣家族》中却讲到了宗教对个体的残忍,在《资本论》中讲到面临死亡威胁的人的惨状。所以说我们理解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一定要具备人文的抽象精神和能力,否则我们仅仅能看到马克思对各种现实的直接性描写,看不到马克思不屈尊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精神气质,这是实践历史哲学的灵魂。
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科学给人类社会的最大信心就是未来比今天更美好,并为未来设计出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它们在历史观上的延伸就是科学和理性将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历史进步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开放的最大可能。正如“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于一般实在的开放性。人类实践构造存在(onto-formatilive)的过程是使本体论(ontology)成为可能的基础,使它对存在的理解成为可能”[8]173。虽然,自从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观不断地受到现代性和技术性的挑战,现代性似乎想打破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历史观,并且妄称历史进步只是文艺复兴给人类的虚幻信念,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观; 同时技术的“作架”也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对人的生存空间和时间进行挤压,导致人们对自己和时代的焦虑感。但是,这些对进步历史观的挑战,导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历史还能不能进行下去”,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关乎所有学科的问题,所有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似乎都想对该问题找到现实的答案,但结果却并不理想。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并没有直接就该问题给予论述,但是我们能从他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结构中看到未来人的变化、未来社会的变化、未来历史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就是人类关于人类关系、关于世界关系、关于宇宙关系等的认识还有更大的现实性,同时人关于自己的研究也还有更大的空间。基于这些基础性的重要认识,将会为未来人类在社会发展和思想认识上的丰富提供更大空间。因此关于未来,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给予我们的指导可能是无限的。
总之,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争论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实践历史哲学。对于实践历史哲学来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握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中的现实性坐标和超越性坐标,深刻理解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的思想,用实践进一步扫清关于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性规律的自然科学式“羁绊”,坚持马克思实践历史哲学中的辩证偶然性和辩证必然性的规律,用实践历史哲学的现实性横坐标和超越性纵坐标来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历史哲学,发掘实践历史哲学内在的现实力量和实践精神,为把握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