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是哈维反价值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之一。他曾经在纽约城市大学的讲台上讲授了50多年关于解读《资本论》的课程,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广泛运用了《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分析了空间和城市化是如何被资本化的过程,指出“资本想方设法让大家都沉浸在无限消费的幻想中,信贷也流向土地和房地产所有者。这不断推高了租金和其他资产价格,让人觉得似乎房地产价格可神奇地上涨。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大肆借款,尽管反价值的力量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摧毁其产业”^[2]272。除此之外,奥尔曼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解读、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生产理论、福柯的权力规训以及都市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哈维反价值理论的构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01,对现实的反思是反价值理论的实践基础。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希腊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飞速发展等时代热点问题,站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反价值理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陷入无限积累和复合增长之中”^[2]266如同黑格尔笔下的“恶的无限循环”,在经济繁荣期间,无数塞满信用卡的人毫无顾忌地预支明天的收入进行消费,到经济下行时期,由于无法及时还款,大量的不良资产出现,不动产、大宗耐用品价格开始应声下跌,大资本乘机开始新一轮收割,低价购入资产等待新一轮经济繁荣再高价出售,这是债务危机和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愈演愈烈的国内经济危机的企图、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之一,正如他所说“纽约和伦敦那些高楼大厦所背负的巨额债务和反价值要靠孟加拉国和中国深圳的工厂来清偿,而不是靠曼哈顿或苏荷区”^[2]240。

反价值是价值流通过程的中断,是对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有抵消和贬值两种方式。由于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增殖自身,为了增殖自身而进行的生产、售卖、经营等行动只是为了实现价值而“迫不得已”,所以哈维认为迫使价值消失、增加生产和售卖的时间与难度、拖延资本循环速度的因素都可被当作反价值。

(1)反价值是对价值的抵消。“债务是反价值的重要形式”^[2]119,由于“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索赔,只能通过价值生产来偿付”^[2]120,当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抵消、清偿了债务,对价值创造主体而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就“消失”了。哈维指出债务变成反价值的原因之一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会促使资本为购买固定资本而停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变成停滞下来的储蓄资本,即生产投入资金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由于信用制度可以通过借贷或者利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债务就变成了一种反价值^[1],而且是一种在金融系统里面流动的反价值。

(2)反价值会造成价值的贬值。这种情况下反价值是造成价值流通过程中断和停滞的因素,在资本循环中表现为暂停运动的资本。由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其中出于任何原因导致的停顿或运动放慢都意味着价值损失,只有当资本运动恢复时这部分损失才能全部或部分恢复”^[2]112,既然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它在整个资本主义系统中连续不断地循环周转,那么一旦它停滞下来,就会造成反价值的出现。反价值代表着资本暂停运动而被视为一种凝固的具体形式,包括没有投入回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无法售出的商品资本。哈维指出反价值此时“作为一种生产过程、一种等待出售的产品、在商人资本家手中流通的商品、亦或是等待转移或再转移的资金”^[2]112,资本实际上是被“贬值”了,在这些状态中“休眠”的资本被“否定”“静止”和“固化”了。与此同时,反价值的贬值作用在价值实现和再生产环节还更具体地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和拒绝工作。第一,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价值无法得到及时实现(对于资本来说,“及时”最好就是刚生产出来就卖出去),这种实际售出时间与理想售出时间的时间差所造成的价值的损失就是价值实现环节的反价值。第二,拒绝工作。价值再生产环节是货币重新投入劳动的环节,也是资本最容易遭受价值消灭威胁的时刻,“威胁来自人格化的异化劳动。工人阶级是反价值的化身”^[2]116。由于劳动者在生产剩余价值时实现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再生产,资本循环中一旦工人停止工作(哪怕是暂时的),都会产生反价值,对资本而言是巨大的威胁。于是资本会尝试使用各种手段,培育工人安于、乐于工作的心态,当代的“连轴转”、加班、“全勤奖”都是资本进行消灭反价值的尝试。

(3)反价值诞生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有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商品无法及时售出的情况,当商品出现积压时,反价值就生成了。但是,哈维认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反价值产生不是偶然,而是资本本身性质的必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价值和新价值的同时,也生产出非价值,即“作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2]111。而在资本飞速循环周转的现代,需要交换才能实现价值的“非价值”大大延长了资本循环的时间,所以哈维认为马克思口中的“非价值”其实就是“反价值”,只不过在马克思的年代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此外,反价值具有二重性,反价值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资本所利用,也可以成为反抗资本的新渠道。在第一种情况下,危机的到来意味着商品的“贬值”(devaluation),贬值意味着它不需要像从前付出那么高的价值、甚至免费便能被获取,它的使用价值也就获得实现。因此,危机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资本与其说惧怕反价值,毋宁说也在利用它。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反价值也可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一个主动斗争领域,“反价值构成反对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土壤。在转变价值的意义和内容过程中,反价值不断被激起”^[2]123。

(4)反价值具有历史阶段性。反价值源自资本本身的性质,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反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会一直存在下去,这种矛盾运动会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定的变革。正如马克思《资本论》中证明的商品从生产到售卖会经历“惊险的跳跃”,商品必须是购买者得到使用价值而卖方获得非使用价值。而这种“惊险跳跃”在当代的新表现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重脱节,例如在房地产行业中购买一套房子的货币量不再仅仅是其遮风挡雨的使用价值,而是由于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而远远高于其使用价值。在美国,房价的上涨导致很多购买者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而投入泡沫经济中,一旦泡沫破灭,无力偿还房贷的话,就会连商品原先的使用价值也无法保存。在大量的次级贷、烂尾楼的废墟中,反价值开始绽放,资本展现出自己排斥自己的一面。同时,从哈维的思维逻辑进一步拓展,可以预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价值与使用价值再次合二为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资本这种代表一个经济集团和另一个经济集团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不再存在,反价值将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价值也具有历史短暂性。

总之,反价值是对价值的否定,是阻碍价值实现的因素,它促使价值流通和资本循环的中断和停滞,是资本循环本身一种永久性破坏力量,能让我们看到资本普遍贬值和危机。价值生产想不断延续下去,那么必须克服反价值,即需要付清反价值。

反价值带来更加剧烈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债务是反价值的重要形式,作为对未来价值生产的索赔,它只能通过价值生产来偿付。由于价值生产的未来被透支了,在这种想要及时“还债”和不想破产的驱动力下,“反价值的力量是用来释放所有休眠价值并确保资本循环的持续性”^[2]123,反价值的债务是价值和剩余价值进一步产生的主要动力和杠杆之一,于是“现在,债务不仅越来越决定当下的社会关系和福利,也越来越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图景”^[2]140。但是,这种驱动是饮鸩止渴,由于想偿付以前的债务而不得不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借新的债务来扩大生产,形成“滚雪球”效应,终点是“雪崩”那一天。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案例是,在美国一位工作者为了获得生活保障而去缴纳的养老、社会保障等基金,这些基金为了保值增值而投资或放贷,这些资本流入市场最后形成债务、期权等形式的反价值,成为推动最后经济危机“雪崩”中的一片雪花,而“雪崩”中受影响和损害最严重的却是缴纳基金的工作者自己,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①就是指这种反价值代替了价值的现象。

但是,反价值在经济领域中也开启了新的抗争场域。一方面是资本对反价值的抗争。由于在市场中,反价值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或消费能力的不足,资本家们开始推崇消费主义,建立起完善的预购信贷制度,“资本演变出诸如年限淘汰、广告投放和时尚长流等策略……来加速消费周期”^[2]303,灌输“用明天的钱买今天的快乐”的思想,按揭贷款、印度的小额信贷、中国的蚂蚁花呗、美国的无抵押信用卡,就是资本抵制反价值的尝试。此外,经济危机也是资本对抗反价值的一种方式,地铁系统破产,隧道的使用价值依旧在,美国次贷危机房屋被私募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以超低价收回,等市场回暖时再出售。另一方面是普罗大众对资本主义抗争反价值的反抗争。倡导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适度消费,乃至中国的在快节奏都市中追求平和宁静的“佛系”生活态度、日本的不考虑未来只关注当下享受的“三和大神”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资本的抗争。

“对于资本而言,消除反价值的威胁紧迫性要远远超过价值生产”^[2]118,资本操纵了政治和政策来对抗反价值,以便于财富增长和资本增值。

首先,摆布信用制度。哈维认为资本为人民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信用贷款,鼓励人民超前消费,中国有款叫做支付宝的软件会在双十一购物促销节期间为用户提升蚂蚁花呗(一种无抵押贷款)额度就是例证。这种大举调动摆布信用制度,创造债务的做法意味着恶劣的后果,比如说房屋按揭规训了大量的贷款者,使他们不敢放弃、抵制工作,乖顺地成为劳工。

其次,对消费选择和心理需求进行悄无声息的影响。现代资本培育出充斥即时消费、快速产品的“景观社会”^[4],这导致文化的根源变得飘忽不定,人们失去身份认知,从而制造出与商品相对应的人。这些消费者不得不通过商品来界定自己,拯救迷失的身份认知,例如某些被称为“果粉”的苹果手机使用者,通过手机这一商品和使用安卓手机的消费者拉开分野,在排斥他者中增强了自身的认同感,于是该产品的市场得到巩固和不断扩张。

再次,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价值体系之间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哈维指出现阶段资本正在试图跨越空间的界限,像德国这样资本密集型的价值体系与孟加拉国这样劳动密集型价值体系进行交易,结果显然是价值和剩余价值从劳动密集型价值体系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价值体系。于是在现有的价值分配体系中,“让富裕地区以牺牲落后地区为代价变得更加富有”^[2]242。在这种交换中,一方面,资本密集型价值体系内各个成员的购买力上升,对价值体的认同度和信心增强,因而本价值体系内部反价值力量削弱。另一方面,“各地资本体系形成,每个地方都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分工……以及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2]242,因而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循环更加稳定。

上述资本的反价值措施会在现实政治层面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抵抗,比如说砸毁机器、拒斥消费主义、反对全方位的金融化、反全球化等等,只要反价值可能出现的地方,就会是冲突与反抗的战场。

哈维认为反价值和价值这一对矛盾的辩证运动对自然环境、艺术想象、行为决策和心理意识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产生了普遍异化。

第一,自然环境的恶化。哈维认为在经济下行中,为了保证就业,消化大量剩余劳动力,“答案似乎是中国政府让所有部门都开足马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银行被告知要尽可能满足开发商的借款要求”^[2]281。“中国实际上是释放了反价值的力量,迫使价值生产向上逆行以尽可能地多吸收剩余劳动力。”^[2]281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在2016年初冬,中国长江以北很多城市经历了令人窒息的雾霾,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新德里、德黑兰、巴黎和伦敦,其中主要的污染源就是钢铁厂、水泥厂以及热电厂。

第二,艺术和想象力的商业化与资本化。在反价值和价值矛盾运动的场域中,人类想象力也被圈进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关系之中,哈维认为密尔顿写作《失乐园》时候,没有创造价值,但是当他以5英镑价格出售时,内容的使用权有价格但无价值,只有当进行资本主义方式将《失乐园》印刷出售时候,在资本的意义上才有了价值和意义,最后价值实现与否还要取决于是否有具备支付能力的读者对这本书的需求。“现在,不仅大自然的无偿赠予,包括历史、文化、知识、艺术创作以及节能和实践在内都可被侵占,其内容被占用、商品化并按一定价格交易,且交易价格完全独立于形成的价值。”^[2]154

第三,“囚徒困境”中的非理性行动。反价值的动力驱动着资本家和普通群众都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理性地思考后采取非理性行动。一方面,从资本的视角上看,哈维认为因为资本不断追求节省劳动力的创新,推动机械自动化生产取代和剥夺工人的劳动,缩小工人劳动的贡献,而劳动是价值的来源,这会导致价值越来越小,实物商品价格越来越低,社会化的剩余价值生产会逐渐萎缩,除非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否则这种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另一方面,从劳动者的视角上看,哈维认为工人以单个劳动者身份去应聘就业,这会导致他们宣扬自己劳动素质甚至贬低其他应聘者素质,“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得彼此难以信任并破坏阶级团结”^[2]300。

第四,资本对劳动过程的进一步控制。为了及时清偿反价值,资本总是幻想将工人变成资本流通的附属品,通过对劳动过程进一步操纵以提高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效率。早在19世纪,法国实业家就宣称替代工人是机床技术创新的目标之一^[5]。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总是幻想制造出不会抱怨、不会罢工的机器人来代替劳动工人。而在当下,一个普遍的手段是资本运用各种手段接管劳动工人组织使之为自身服务,“梦想瞬间变成噩梦”^[2]188,反价值的黑暗力量从阴影中升起,开始挑战劳动控制。

第五,拜物教意识进一步发展。由于银行和信贷等虚拟资本发展会巩固“资本会通过自身力量增值”的幻觉,人们普遍发现,我把钱用于金融投资,钱就可能会自己生出钱了,“难怪马克思认为金融制度是资本主义拜物倾向的最高点”^[2]128。同时,由于拜物教意识的存在,“异化的问题并不一定会自动导致左翼的响应”^[6],反而可能使特朗普之类的右翼政治势力崛起。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制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使用价值可以在未来成为让人们形成非异化关系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当下,人们也有希望在当前异化的海洋中建立非异化生活方式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