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自发表之初就因其中大胆裸露的身体书写而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但我们对它考察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无论《沉沦》是如何私人化也无论郁达夫如何追求纯文学的书写,作品总会留下时代的印记。正如詹姆逊所说:“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523由此,以往评论者多将《沉沦》置于民族主义的框架下进行阐释,挖掘郁达夫的爱国情感:对中国半殖民地化历史境遇的哀叹以及对国富民强的追求。但《沉沦》中的丰富意蕴并不只是边缘的色情、颓废和主流的爱国主义两个非此即彼的面就可以涵盖的。个人化的身体书写与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动态互动。《沉沦》中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描写是对当时留日学生状态的一种情景化还原,将小说从身体的苦闷和民族主义的封闭框架下解放出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为分析五四时期留日学生甚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族想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格罗兹提出身体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身体”作为能指符号、隐喻或是比喻要素,理解国家或社会的形成; 二是“身体”成为法律、道德、价值观和权力竞相刻写”的场域^[2]33。“历史时间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面发现过去时间的烙印。”^[3]4在晚清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笔下,身体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场域刻写着现代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的整个过程,成为国族论述的代表性符号。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以重振家国。在异质的环境中,身体进一步被化约为一个符码,被认为代表着原生民族的某种特质。《沉沦》的主人公来自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深谙儒家传统文化同时又痴迷于华兹华斯、梭罗、爱默生等人讴歌自然的诗文。他同那“十字架下的流人”一样“悲壮淋漓”地离开故乡海岸,来到日本求学。作为留学生,他对日本的态度应该说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日本在转向学习西方后,国力强大,更借此侵略中国,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上; 另一方面,对于留学生来说,日本更直接的角色是中国需要学习的对象。基于这种矛盾的态度他总是渴望交流却又拒绝交流,矛盾于他自身无法调解,他的民族身份促使他转而怨恨旁人,将日本人视作仇敌; 面对女同学时,他更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强烈自卑。在《雪夜》中,郁达夫谈到,“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4]305。在与女同学相遇之后,他便自嘲自骂地说:“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5]49这里,他过分强调了自己“落后民族”的身份,并以此将自己与处于强势民族地位的日本同学区分开来。在与日本同学的相处中,他有意无意地降低自我身份,但同时却并不甘心屈从于强势民族的心理,将他置于孤岛之上。

在被情欲控制的身体和被道德约束无法自由释放的情欲冲突中,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背后民族国家强大的重要性。民族和国家国际地位的落后阻碍了他与旁人之间的正常交流进而也阻碍了他身体本能欲望的表达。正如齐泽克所说:“国家、民族身份只有在其存在受到威胁的经验的促使下才得以成型; 在这种经验出现之前,什么国家啦,民族身份啦,统统不存在。”^[6]72他苦闷的来源不仅是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家,更在于他处于日本这一异域环境中,民族国家成为他生存的背景板和前提,“主人公的压抑也同样是一种‘内化压抑',至少内化了弱小民族体验以及性道德,而不是感官层面的性压抑”^[7],弱小民族的身体体验内化为一种民族意识并不断在生活中得到强化。他在拒绝了与周围同学的正常交流之后,一个人孤苦凄冷地住在旅馆,喜欢上了旅馆主人的女儿,每次见到她紧张到不能呼吸,但他从来都不曾向其表达过心意。偶然间偷窥到她沐浴的情景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身体欲望。这一违背社会道德的偷窥让他异常痛苦,提心吊胆。但长期被压抑的身体欲望却在此得到了一次释放,他“心里怕的非常,羞的非常,也喜欢得非常。”^[5]60这种喜欢却是不可也不能与外人道的,因此他只能逃跑,逃到更为孤远的梅林中去。但身体的出逃并没有让身体的欲望也随之消失。同样,在酒馆中面对侍女时他也因被内化的弱小民族体验而不敢与其交流。他虽沉浸在侍女肉体的香味中而精神抖擞,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只把侍女看成是肉体的欲望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他更想将其当做一个倾诉的对象,“他心里想仔仔细细的看她一眼,把他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么也不敢平视她一眼,他的舌根怎么也不能摇一摇动。”^[5]69于是,精神交流只能又转变为对肉体的渴望——“他不过同哑子一样,偷看看她那搁在膝上一双纤嫩的白手,同衣缝里露出来的一条分红的围裙角。”^[5]70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在两性关系之间总是处于支配性、统治性的主导地位上。但他即使在面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侍女时并不能重拾男性的权威,情欲只能通过“偷偷”地方式来表达。在他看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5]70。微妙之处在于,在异国遭受屈辱后,祖国又是其寻求心理慰藉之处。他所寻求的心理归属是“明媚的山河”和“如花的美女”,是他一直钟情的自然和身体欲望的表达。言下之意,在祖国他或许便可以大胆追求“如花的美女”,不再压抑身体的欲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一方面以自己的民族身份为耻,害怕别人知晓; 一方面却又在羞愤中怀念祖国的山水美女——只有回到祖国,他才能在“中了爱神毒箭的那一刹那”,摆脱“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进而走出身处异域时的民族困境,正视和表达自己的身体欲望。

郁达夫的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的关于身体的表述,不得不说这种病态文学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创作与其在日本留学时的体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个体体验囊括了身体、欲望、道德、压抑等问题从而最终指向了民族国家主题。如前文所述,《沉沦》的主人公在异国的体验促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与人相处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和否定自己的民族身份。一系列屈辱、压抑、羞愤的身体经验瓦解了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将他与民族国家分离开来。同时《沉沦》中还有几处表达了强烈的国富民强的愿望,尤其经典的是结尾部分的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5]75又被许多评论家解读为是郁达夫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是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积极迎合。但我们不能以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将《沉沦》中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粗暴地将其分为拒斥和迎合两个非此即彼的面向。

克里斯蒂娃曾提出“卑贱”的概念,她将“卑贱”定义为“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是二者之间似是而非、混杂不清的东西”^[8]6。它意味着恐怖、污秽、边缘又总是与女性、羸弱、身体相关联,是以现代、理性、中心、雄强为代表的规范化社会秩序的异质存在。在男强女弱的性别关系中,男性总是处在制高点俯视卑贱的女性之躯。正如刘禾所说,“现代意识的危机既是自我的体验,同时又是人性和民族的体验”^[9]133,当性别关系被纳入现代民族斗争的宏大话语中时,落后民族的男性也因被置于弱势的阴性位置而与卑贱相连。在过去的人生中,他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修身”自然具有高尚洁净、自我约束的潜台词),也从小服膺“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清末民初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坚持生育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自渎是疾病的观念通过西医的传播而普及,“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5]57。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10]43。民族国家的富强需要大量且强壮的人口为基础,性行为由此被纳入了政治、经济问题的范畴,“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进行必要的调节”^[11]16,并进一步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这样,欲望性而非基于社会婚姻契约和生殖性的性行为就具有了禁忌性。在诸种思想的交互影响下,他认为自渎既是对自己身体的犯罪又是对民族国家的犯罪。但在强烈的身体欲望下,所有社会权力的规训和精神追求都失去了效力。他的一系列发泄身体欲望的行为,作为“不合宜、不纯净和混乱无序”的卑贱,以“颠覆和潜在的崩溃,威胁着表面上安稳的主体的统一性”^[12]160,威胁着他的主体性认同。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又总是与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危机自然也投射到个人身上,呈现为自我的主体危机。因此,他必须摒弃这些“卑贱”经验,才能建构起个人主体身份和现代民族国家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对卑贱经验的摒弃具体表现为民族国家话语对边缘男性卑贱话语的挪用与转化。宏大的民族斗争话语悄悄地置换和改造了个人化情欲苦闷的经验化叙事。不敢与日本女同学交流的痛苦使他在日记里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5]49个人的自卑、屈辱在这里转变并升华为对祖国强大的呼唤,身体的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产生了同构的可能性,他一系列自渎、窥浴、听淫、嫖妓的卑贱经验,转化为民族斗争的下弱者苦闷情欲的发泄。作为沉痛的民族斗争的载体,他羸弱的身体蒙上了一层悲哀的神圣光芒,不再“卑贱”却依旧羸弱。他精神上的追求与身体的羸弱和颓废形成巨大的撕裂——民族国家富强的愿望越强烈,肉体的欲望就越压抑,两者之间相互排斥,无法缝合。

卑贱经验的祛除使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到了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中,而如前所述民族国家的进步话语是忽略个体的身体欲望的,身体只不过是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欲望身体的存在又不断将其从宏大话语结构中拽出来,形成新的撕裂和痛苦。自渎过后他悔恨,“过去的事实是没法,我以后总不再犯罪了。若从此自新,我的脑力,还是很可以的”^[5]57。因此又每天去吃几个生鸡蛋和牛乳以弥补所犯的过错。在偶然间遇到一对男女偷情时而控制不住偷听时,他心里咒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5]65每每在路上偷窥日本女子红色的裙子和肥白的腿肉时,他也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他不断自责、后悔又不断掉入欲望的泥淖,形成一个不断循环、没有出口的闭合圆圈,与民族国家话语不断前进的线性历史进程再度撕裂,成为他痛苦的源头。由此,他的身体在对情欲的压抑和发泄中与民族国家话语相抵牾,继而不自觉地融为一体又不断挣脱撕裂,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作品本身的深度。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被迫进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话语秩序中,“东亚病夫”从清末改革者用来批判和激励自我的话语逐渐演化为民族之耻的象征,取代“天朝上国”成为国人对民族国家形象的想象,并将这种老弱贫贱的形象投射到自己身上。可以说《沉沦》不仅投射了郁达夫自身的处境,也投射了五四时期整个留日学生群体的处境。他们在日本所经受的冲击与国族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所受到的冲击是一致的。《沉沦》中的他作为留学生在日本的一系列经验实际上就揭示了“东亚病夫”的国族形象与个人身体情欲内在的逻辑关系——旧国族形象下身体情欲的压抑必然激发出关于新国族建构的想象。“所谓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13],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框架下郁达夫虽未进行明确的表达,但《沉沦》实际上隐含着两个维度:一个是对旧国族的形塑以及对新国族的展望; 一个是在对旧的拒绝与对新的追求中,主人公对自我形象的想象。

主人公的个人情感为祖国的贫弱所困,压抑的情欲外化为对祖国富强的绝望呼唤,文中三次呼唤都发生在他自认为因民族身份受到日本人的歧视之后,也正是因为旧国族的不堪他在日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旁人知道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郁达夫在自传中关于故国的描写“大多数百姓,……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4]263则直接展现出一个衰老落后的民族形象。从《沉沦》的文本来看,主人公与祖国最表面、最明显的联系是与其长兄的关系。如果说他与日本同学的决裂,是出于其弱势民族的性格缺陷,那么与长兄之间的决裂似乎更为残酷和难以理解。他甚至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5]64在有着“长兄为父”传统的中国,这种选择表面是家庭亲情和道德传统的断裂,而将这种选择放在国族层面上来看,它实际上暗含着与旧国族的沉重告别,和重建新国族所要承受的撕裂之痛。主人公在生活中与人相处的各种细节中都表现出建构新国族的强烈渴望。他对女性的渴求也与国族形象紧密相连,而日本男性作为日本民族集体想象物的载体被无限放大,与孱弱的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在与异族女性的关系中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较低的位置,但也正是这种卑下的位置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国族认同感,对新国族的潜在想象就建立在这种个人情感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新国族不仅有“明媚的山河”和“如花的美女”,更应富强民主,能给人民带来充满自由与尊严的生活。在听到侍女与隔壁的日本客人对话后,他想到的是“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情人了吧。”^[5]71然后“马上就想跑回去发愤用功”。这里,国族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同构,充当着主人公追求的欲望对象。

在个人情感被国族形象强烈干预的逻辑背景下,他渴望改变国族形象却无能为力,现实境遇与忧郁、狂妄的个人特质(在《沉沦》中,郁达夫称主人公为“megalmania”即为夸大妄想狂之意)促使他将自己想像成历史和文学中孤高傲视、超然独立的形象来中和弱势国族形象带来的交往困境。早在到日本之前,他就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自己当作多情的勇士,把邻家的女儿当作贵族的苗裔。在日本“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中,他选择逃离到大自然中,将自己当作不容于世的贤人、隐者。“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5]44更进一步,在与长兄绝交之后,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自我想像成受世间庸人迫害的耶稣,“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上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吧,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吧!”^[5]65以如此想象如此自我安慰后,他便觉舒畅起来。这里,他的自我想象与现实生活相互影响,使其无论在心理层面还是生理层面都往更孤独、更边缘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地方在于,若从这个思路来看,他搬到A神宫附近孤寂的梅林去住,是为了躲避世间排斥他、迫害他的庸人。但从文中看,直接促成其去A神宫居住的是他难以自制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被发现而羞愧难耐,只得逃跑。如此,他所逃离的就不仅仅是世间的庸人更是庸俗的自己——一个与想象自我格格不入地现实自己。在将自己想像成“原始基督教徒”安慰自己饶赦“世上得罪于我的地方”之后,紧接着就是“听淫”行为,自我英雄想象与现实的欲望肉体再次形成巨大反差,只得“同落水的猫狗一样”逃跑。之后在酒馆中侍女的香气中,“他才知道他想吟诗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5]69。每次情欲的发泄后他都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但嫖妓与之前的自渎、窥浴、听淫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嫖妓之后,欲望战胜了理性,精神与肉体一同堕落。至此,他认为自己真正失去了吟诗的资格,只剩欲望的肉体。肉身失落的现实不足以再支撑他孤高傲世的自我想象,过去生存的根本不复存在,他无处可逃。自我想象的落空和侍女的询问使他回到现实中——旧国族是他在异域受辱的根源,新国族又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自杀之前,他大声吟唱的诗句中,鹦鹉洲、五噫皆有不遇之意,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意。长沙太傅祠为贾谊故居,而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也与他此前自我想象的孤高避世形象相吻合。 “怀沙逐落入海孤臣”^[4]14,他以自沉的方式结束生命模仿屈原可以理解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又一英雄的自我想象。“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他将自杀的原因归为祖国的落后,以此自沉殉国将其自我想象推向了最后的高潮。可以说,他的民族主体性的获得是以个人肉体的毁灭为代价的。

《沉沦》以极其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反复书写着中国青年学生在日本所遭受的民族化困境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卑贱经验。主人公在对情欲的压抑和发泄中与民族国家话语产生了复杂的纠葛。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我们挖掘出文本中两个潜在维度,即对新旧国族的形塑以及对自我的想象。当旧国族的弱小成为其在异域的痛苦之源,而同时肉体的失落不足以支撑其高洁的自我想象,新国族的企求又遥不可及时,自沉大海成为完成最后的自我英雄想象后无处可逃的选择。无法摆脱的民族困境与被压抑的身体欲望的、卑贱经验的摒弃与对新国族的期骥以及自我的英雄想象,在主人公自沉时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