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均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成长及成熟而发展,并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的。首先,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话语不论是在理论源泉、实践指向还是服务对象上都是相同的,换言之,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必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存在重合,且这种重合同时具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正当性——二者及其他部分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其学科建立前就在党的教育工作中有了充分体现,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理论(文化)的宣传教育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具备坚实基础,因此在对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进行探讨时,必须充分吸收借鉴这些宝贵经验; 最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层工作者与实践承担者,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第一课堂”外,对其进行的一种补充与延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可以认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实践化、具象化、生活化表达。

在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在诸多方面又是不同的,具备差异性。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作为主要利用“第一课堂”传达知识的工具,有其深厚而独有的理论属性,而辅导员工作话语依托于辅导员工作这门主要聚焦“第一课堂”之外的实践科学,有其灵活而成熟的实践方法,质言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突出理论旨趣,辅导员工作话语突出实践旨趣;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元典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中,再在实践中总结提升,形成理论成果,表现为“理论—实践—理论”的思维运动过程,而辅导员工作话语则是在实际工作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形成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法、措施,继而应用于实际工作,表现为“实践—理论—实践”的思维运动过程; 最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出于党的政治意图,为了完整地描述或传播其承载的内容,主要采用宏观表达方式,即通过“宏大叙事”的言路,形成体系化的历史篇章或思想结构,而辅导员工作话语直接在实践中作用于大学生,出于他们的特点,常常采用微观表达方式,使用具体化,甚至为了某些工作的顺利落实,采用碎片化的语言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从而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关于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研究及其体系的构建,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为我们打开了视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151,也就是说,通过辅导员与大学生的交往实践可以实现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塑造,这为辅导员工作话语的推进提供了可能; 而“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1]199,因此,实现大学生思想观念塑造的必要条件就是从他们本身出发; 换言之,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必须牢牢把握大学生本身这一重要前提。

此外,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哈贝马斯在阐述这一理论时,将传统的“主体性”视角进行合理扬弃并推进了“主体间性”转向,言语者和听众之间形成了超越传统主体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交往关系^[2]。这种关系对辅导员工作话语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即在对传统主客体模式的反思中,高校辅导员要增进与大学生的相互交往,并将其工作中的话语“嫁接”到这种交往关系中,继而取得共识,表现出一致性。这样,就从教育理念上解决了在“宏大叙事”中叙述者往往处于叙述的时空之外,继而吸引力说服力不足的问题,将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着力点从“宏大叙事”引向了大学生的“生活世界”。

如上所述,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现出了高度的同一性,同时也在不同角度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这说明,二者具备各自特定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边界,因此出于一种更具专业性、针对性的话语表达诉求,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框架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作出必要区分后,我们还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逐一考察和图景描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既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又在如何应对其话语的外部环境,进而诠释、解读、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首先,要明确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理论进路,即“是什么”的问题。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必须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其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和辅导员工作的重大理论、现实意义有深入思考。其次,要明确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实践进路,即“怎么做”的问题,必须在实际工作的顶层设计上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培养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学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设^[3]。最后,要明确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融合进路,即在“是什么”“怎么做”的基础上,解决“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形成稳定张力”的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三贴近”,一方面,要用宏观视角为学生解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使大学生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道路,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确时代进步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要用微观视角为学生解读新时代的思想、工作与学习要求,进而使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可能,同时也充分张扬了人之个性,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在这种情态中,大学生在高校的学习生活面临着多重迷茫,其初级事务,如学业困难、心理失衡、经济压力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高校辅导员的一系列日常性工作进行合理化解,然而,涉及到思想层面的高级问题,如“上大学有什么用”“人存在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会好吗”等想法,通过具体的实务性工作是很难解决的。一方面,通过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把握好现实,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本身就对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提出了较高要求; 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环境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时代交响对大学生始终产生着无形回声,强化并加剧着这种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被辅导员及时抓住并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化解,就很容易使他们陷入迷茫、困惑、焦虑、浮躁、无所依从等情绪中,进而在现实层面产生认知失衡与行为失调。

从“现代性”视角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个体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在思想领域形成突出矛盾。“一方面,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个体仍然是一个在当地时空中的有限的存在者; 另一方面,现代传媒和商业时时刻刻都把远距离的‘世界生活'置入个体生活的时空中,提示并赋予他‘在世界中存在'的意识。这种在场与缺席,当地与异地的生活情景的交织,既形成了个体生存的现象世界的无限生成状态,又从深层次上导致了日常化的自我认同危机。”^[4]在这种“现代性”认同危机的作用下,高校辅导员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现代性”特点,构建自身话语沟通虚拟与现实、此时与他时、此处与彼处、有限与无限的内生环境,解决大学生关于自我认同的本体论“现实危机”。

从“后现代性”视角看,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产物,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从而导致一种反文学、反文化和反美学的极端倾向^[5],这种倾向一方面激发了大学生的创造意愿、辩证思维、反思能力、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却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风险,在理念上把集体主义让渡给个人主义,在内容上把单一性推向多元化,在目标上把理想型替代为世俗型^[6],使大学生出现叛逆、质疑、矛盾、无谓等态度,对辅导员工作话语的传播起到干扰作用。因此,高校辅导员要努力在话语中营造新时代背景下价值回归的内生环境,即:个人主义价值理念要回归于集体主义中实现个人发展的价值理念,多元化价值内容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性平衡的价值内容,世俗型目标要回归于奉献、奋斗、实干的理想型目标。

在一场场全球化信息革命的引领下,世界的“无限性”被“无限地”扩大,人的知识视野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对高校辅导员而言,大学生对知识获取的无限渠道、途径、方式与辅导员工作话语传播的有限路径、范围、深度产生了鲜明对比,进而产生了话语权的争夺战。这场争夺战于辅导员而言,剥夺了其信息优势,淡化了其话语权威,消解了其导师属性,必须努力协调好话语的内生环境,进而形成并巩固原有并应有的优势地位。

首先,要在信息优势剥夺的情况下重建信息优势。信息时代的存在,让一切信息似乎都触手可及,但同时也让大学生在对与错、好与坏、真与假之间出现迷茫,摇摆不定,因此辅导员必须要坚定“四个自信”,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四个正确认识”,用生活话语解答实际问题,以人生经验和关心关怀帮助大学生厘清信息的对错好坏真假,在筛选、澄清、解读信息上重新取得优势。其次,要在话语权威淡化的情况下重塑话语权威。信息时代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境况诚然使辅导员工作话语丧失了部分权威,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在这一意义上,辅导员必须顺应信息时代的特征,努力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水平,抓好大学生这个根本,坚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全心全意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才能在这一新环境中重新把握住工作话语的权威性; 最后,要在教师属性消解的情况下重辟教育渠道。信息时代为大学生开辟了以互联网为环境的另一“生活世界”,人人可为人师,致使辅导员的“人生导师”属性在茫茫“网海”中被轻易吞没。然而,这一“世界”也为辅导员提供了一种机遇:既然人人都是话语主体,人人都能发声,为什么不能运用互联网思维变“教师发声”为“集体发声”呢?在这一方面,高校辅导员要努力提升网络素养,把握网络话语传播规律,以“个人发声”为引领,通过创造大学生喜闻乐见、广泛认可的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进而变“点赞”为“转发”,变“被动转发”为“主动创新”,引导更多大学生成为话语传播的力量,促进这种工作话语“入脑入心”。

社会哲学范式突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目标上强调维护和巩固统治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与《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后文简称《标准》)的“职业守则”部分中“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度吻合的。

因此,在辅导员工作话语中,要牢牢坚持社会哲学范式的意识形态属性。毋庸置疑,辅导员工作话语的本质属性就是意识形态属性,核心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功能,实践指向就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教化。从这一角度来讲,社会哲学范式对辅导员工作话语的政治合法性和理论正当性进行了确然的阐释; 此外,不能将意识形态属性的本质要求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培养目标机械简单地对立,事实上,二者本就不存在根本矛盾:通过辅导员工作话语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教化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进而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的成功灌输与巩固又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一旦丢掉意识形态属性这个根本属性,就会在社会关系和历史实践领域使“人”变成一种非历史的存在物,将辅导员工作话语引向社会历史的彼岸,把辅导员和大学生变成“鲁滨逊式”的脱离社会关系的存在者^[9]。

人学范式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提倡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角度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提倡以尊重人的价值、自由和权利的方式,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人文精神和法权人格,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3]。这一范式对辅导员工作话语的起点、原则和目标均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撑。

首先,要把“现实的人”作为辅导员工作话语的逻辑起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大学生本质上是被社会关系创造出来的“现实的人”,必须认真把握其特点、特质、特征,并进一步探寻其深层规律。其次,要把“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作为重要原则。辅导员工作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自身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一方面,把握科学性,就是从大学生的客观实在性出发,考察辅导员对他们主体性的制约,并实现意识形态的引领; 另一方面,把握价值性,就是从大学生的主体性出发,考察辅导员与他们的主体间关系,让教育内容在交往关系中达成共识。最后,要把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作为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123,而社会进步则表现为人的本质力的发展、社会结构自身的日益精密和完善等现实内容^[11]48,因此,辅导员在工作话语的设置上,必须认真思考二者的结合角度、方位与措施,使大学生在理想上,将个人发展牢固融入社会进步之中。

事实上,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范式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立与冲突,并出现了方向选择的论争,然而“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范式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根本的矛盾”^[3],其在满足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策略、规范、实践形态等条件下,在实然角度是有望实现统合的。就好比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阐释一样,从人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人的国家属性既应包含人的层面,也应包含国家的层面; 既应有人奉献国家的要求,也要有国家回报于人的要旨。因此,高校辅导员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至少可以在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完成其工作话语的初步转型。

首先,要明确社会哲学范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范式,有其长期存在并稳定发挥作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着重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政权稳定、达成政治共识、巩固话语地位等方面的核心作用; 其次,辅导员要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自觉融入到工作话语当中,在坚持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的前提下走进大学生的“生活世界”; 最后,在两种话语范式的借鉴中,一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避免动辄将思想领域问题政治化,继而引发大学生的反感与抵触; 二要避免离开特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乌托邦式”地空谈人学,落入空想的窠臼; 三要避免在工作中简单、机械地给大学生贴上“现实的人”的标签,淡化甚至消解辅导员工作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

《标准》规定:(高校辅导员要)具备宽广的知识储备,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这既是对高校辅导员实际工作的高水准要求,也是对辅导员工作话语内容底色的勾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话语内容的宏观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将基础知识分为两个层次进行讨论。第一层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6,高校辅导员必须将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观点、理论融入工作话语当中,用“精神武器”充分彰显理论自信。第二层是意识形态属性偏弱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高校辅导员一方面要化“思政课程”为“课程思政”,努力探索这些学科和自身工作的交叉点,如当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主流界定,就是借鉴教育学的定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另一方面要通过及时了解这些学科的新理念、新方法、新突破,进而填补自身工作话语的盲区(如将管理学的前沿理论运用到大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将社会学的调研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大学生的分析统计中等。

在《标准》中,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知识以三种形态出现: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及知识; 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这三种知识形态为辅导员工作话语内容的构建提供了不同的致思路径。

首先,高校辅导员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作为话语内容的原点。作为一门仅拥有30多年历程的年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攻关探索下,逐步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但是这种积累更多源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自上而下”的研究,在具体实践层面,需要辅导员“自下而上”提供更多依据,重点解决一些理论“悬空”的问题; 其次,高校辅导员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话语内容的宏观进路,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不同理论所处的历史方位,打开大学生的政治视野,真正让他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在认同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进而实现与之相对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觉; 最后,高校辅导员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作为话语内容的微观进路,“实践胜于一切理论”^[13]191,只有以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在党团班级建设、职业生涯规划、困难资助、社会实践等方面介入和规制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进而打开话语沟通之“门”。

除了以上两点,《标准》还要求高校辅导员掌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法律法规作为阶级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统治的工具,在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内容方面起到了必要的支撑作用。首先,法律法规的存在,提高了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统驭能力,使得具体工作中能够实现“有法可依”; 其次,法律法规的存在,增强了辅导员工作话语的穿透能力,不光能将大学生做事的准则说清,还能将背后的道理和依据讲透; 最后,法律法规的存在,丰富了辅导员工作话语的作用途径,将正向育人与反面警示相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

所谓工具载体,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的各类工具客体。这些工具本身不具备价值导向、行为保证和育人功能,但是经过主体的合理运用,并承载某种话语,就能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这里要重点关注两类工具载体:一是实体载体。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就为高校辅导员开展工作并传播自身工作话语提供了良好的渠道,“所谓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手机为工作平台,运用手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作对象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独特的作用或影响的活动”^[14],它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扩展了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领域、丰富了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途径。二是虚拟载体,如互联网(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新型“红色影视”(《战狼》《厉害了我的国》等),这些载体都可以实现辅导员工作话语的合理融入,并在更广阔的场域、更便利的时空、更贴近的距离中占领更大范围的阵地。作为新传播工具的一种深刻变革,两类工具载体在运用过程中本身就是分不开的,比如智能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与互联网发生关联,因此在实际工作层面,高校辅导员要灵活运用二者的融合形式。

诚然,工具载体为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传播起到了助力作用,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手机时代、网络时代,非理性化、非现实化的特质令人担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行为此消彼长,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的现象此起彼伏,这些都为辅导员的话语权带来了严峻挑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给予高度重视,不光要会用、能用工具载体,还要善用、用好工具载体。

2004年,随着16号文件的出台,中央层面确立了“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对思想政治教育“由谁来做”的问题进行了合理定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5],高校辅导员必须自觉进行组织机制层面的工作话语载体构建,摒弃“各行其道”的错误认知,努力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

对辅导员工作话语组织载体的扩展,可以从社会关系的交融空间、教育者的管理空间、受教育者的实践空间进行把握。首先,从大学生社会关系的交融空间来看,“学校—家庭—社会”都是他们获取支持的重要渠道,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主要组织载体以学校为主,在具体活动中将自身话语进行融入,然而对家庭和社会两方面均涉及较少,应通过与家长的接触、与社会的接洽将自身话语全方位、多角度地渗透到学生当中,使“学校—家庭—社会”形成辅导员工作话语传播的合力。其次,从教育者的管理空间来看,“大思政平台”的出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要求的提出,均是对高校全体教育者的要求。辅导员要通过与高校党群部门、职能处室、相关院系及基础课教师、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研究生导师的接触,努力使他们成为话语传播的“节点”,形成系统化的育人组织载体。最后,从受教育者的实践空间来看,高校辅导员要努力实现第一、第二、第三课堂的联动机制,具体来说就是使自身话语在第一课堂不缺位,比如天津大学的思政课上,辅导员协助思政课教师共同讲授^[16]; 使自身话语在第二课堂常在场,积极参与大学生各类第二课堂活动,在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学科竞赛中实现隐性育人; 使自身话语在第三课堂不失声,积极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有内涵的理论功底、接地气的话语内容占领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辅导员工作对技术的借鉴逐步实现着深刻变革,“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17]。通过对新技术的借鉴,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载体可以更好地实现实然层面的扩充,如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一些历史场景的再现,运用直播技术解决大学生的思想困惑、以抖音视频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将单纯的“引导式”教育转化成“体验式”教育,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北京理工大学“重走长征路”思想政治专题教育,就利用了长征的现实场景,使大学生亲身融入长征过程,并能与其他战士交流互动,最大化地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真实性^[18]。

总之,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话语的专门研究,必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框架中,伴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同步成长、互为补充,并在自身的研究积累、协同攻关、实践修正中渐进式跨越的过程。高校辅导员要切实担负起新时代的新使命,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加强和改进环境、范式、内容、载体等诸要素在自身话语中的作用,进而推动高校辅导员工作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