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化对应的是生命文化中的“活着”。当时的客家人一方面由于北方南下的蛮族和频繁的战乱,而不得不离开故土南迁; 另一方面,在新到的南方土地上,本地土著和他们这些新来的移民之间存在着敌对。于是为了生存下去,客家人在其空间营造方面采用了一些具有族群特色的手法^[4]。

首先是高度重视建筑的防御性。江西赣州是客家人最早驻足的地方,这里的客家围屋(图1)大多建为两层以上,其中最高的围屋其建筑高度甚至可以达到20米以上^[5]。围屋从外看是一个高垒深壁的建筑,从功能上讲求高度的防御性,其中1米多厚的外墙是建筑的第一道防御工事。工匠在修筑外墙时会将大块的条石深埋在地下作为墙体的基础,其上用青砖和夯土共同构筑成为建筑高峻的外墙。通常的做法被称之为“金包银”,即使用青砖砌筑外墙体三分之一厚度的外皮,其内部三分之二的内皮则使用土坯或者生土夯筑^[6]。除了“金包银”的做法外,有些外墙还会直接使用三合土垒筑而成,即用石灰、黄泥和沙,或石灰、黄泥和鹅卵石相拌(有的还掺入桐油、红糖、糯米浆或鸡蛋清等粘性物)的方法筑墙^[7]。从建筑的稳固性上来说,此种围屋墙体的坚韧耐久性毫不逊色于钢筋混凝土墙。为了加强对外的防御性,围屋外墙通常不开窗,唯一的例外是在围屋的顶层,这里是建筑外墙部分的防御空间,设有铣眼、内大外小的炮口和望孔。有些围屋为了加强自身的防御性,还会在建筑的四角修筑凸出外墙一米左右,高出围屋一层的碉堡炮楼。还会有一些小的碉堡被工匠悬挑于围屋的角堡上,用来加强整个建筑的警戒和防卫能力^[8]。为了防守和控制建筑内外进出的需要,一座围屋通常只设一处大门,并且还会在大门里面设置三道围门。第一道围门是板门,门的外面会用厚厚的铁片进行包裹(图2),同时在板门的门顶留有特别的漏水眼(图3),上面设置水箱,其作用是如遇到敌人火攻大门,可以从二楼向下灌水,形成水幕浇灭火源; 第二道围门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的闸门,用于堵住破门而入的敌人; 第三道则是平时供围民出入使用的便门。围门往往会在日落后关闭,为了方便夜归的人员及围屋内夜防人员间交流,在大门两侧的墙角处设计有斜向的传声洞(图4)^[9],由于其设置十分隐蔽,不是围内居民往往难以发现。

其次是空间营造的亲水性。在交通不便的中国古代,水运交通是当时最为便捷和廉价的方式,在客家人不断向南迁徙的过程中,河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客家人对于水道、河流有着十分深厚的族群感情,可以发现客家人的城市往往都会选择滨水而建,城门也都紧靠在流过城市的水道边^[10],水道既是客家人迁徙的通道,也是他们保卫城市的屏障(图5)。在古代,城市的存在主要依靠周边农业区域的物资供给,临近城市的水道不仅成为了城市防卫的屏障,也成为了城市和周边区域联系的障碍。聪明的客家人利用浮桥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浮桥的建设在客家人聚集的地区比较广泛,其中以赣州的浮桥最为出名。赣州的浮桥(图6)用木船做基础,每三船为一组,横向排列,在船头和船尾分别打入木桩,木桩下架有木梁,木桩之间系有缆线相互连接,并和梁下的木船相联系,防止木船过分摆动,每组浮桥在木梁上铺设木板,每侧木板向外伸出30公分左右。组与组之间的木板不连接,仅有缆线连接在每组外侧的木桩之间。这样的设计既可以使浮桥更具有弹性,桥身可以随水势的大小而运动,不至于因为水势过大而被冲毁,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选择开启或者闭合浮桥,从而控制水道上的水运交通。浮桥的建设,一方面解决了城市和周边区域联系的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客家人的防卫需要。因为浮桥具有搭建容易,销毁便捷的特点,一旦城市被攻击者靠近,那么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便可以很容易地毁掉浮桥,再凭借坚固的城防抵御来犯者的进攻。而当攻击者撤退后,他们又可以很容易地搭建起一座新的浮桥,继续往日的生活。

客家人作为后来的北方移民,当他们进入赣南、粤、闽等地,通常只能选择生活在条件相对艰苦的山区。由于这里交通不便、山高林密、人烟罕至,所以客家人来到后便开始思考如何“活”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自己从北方带来的堪舆知识和当地古越人所尊崇的“巫”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风水学。客家人在进行空间营造的过程中,非常推崇风水,往往在动工之前会先找风水师傅实地勘察选址。勘察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目测,即通过观看场地周边的形势来判断风水的好坏; 另一种是罗盘细测,即通过罗盘来对屋场或房基进行慎重细致地勘测,一般是以南北极为中心,来对天星、水程、峰峦等观察而确定建房的地点和方位。江西的赣州城被认为是体现客家风水学的一个经典之作,帮赣州城进行设计的风水师是杨筠松,他曾经是唐朝勘测星象的官员,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后,他携带堪舆助手南逃到了赣州,他被公认是中国风水学的开创者。

一个好的风水讲究背有靠、前有照,建筑的四周要有少祖山、靠山、案山和朝山等。赣州的少祖山是杨仙岭,收水方面以收长生方与临官方的贡江来水及帝旺方章江来水。赣州收砂方面将冠带方的乳峰和临官方的峰山收为己用,而帝旺方的山峰相连。赣州城最早的设计师杨筠松利用高大的城墙将赣州北面的皇城团团围住,不仅可以抵御外敌,而且可以藏风聚气。

风水形势学派讲究建筑的八卦方位,今人通过研究对赣州城门的八卦走势总结为以下。

东门,原名东门,街称东门街,有城门二道,内立子山午向,坐戊子火穴。外立子山兼癸,坐庚子土穴。

小南门,立子山午向,坐戊子火穴。南门,原称南门,建有三道城门,内立丑山未向,坐己丑火穴,中立丑山兼癸,坐己丑土穴,外立子山午向,坐戊子火穴,中道城门刘伯温为制赣州火灾,在墙面砌了一个大坎卦。

西津门,甲山庚向兼卯酉,坐穴丁卯火穴。北门,(刘伯温扦)巳山亥向兼丙壬,坐穴乙巳火穴。

涌金门,丁山癸向兼午子,坐穴戊午火穴(现为申山寅向)。

建春门,申山寅向,坐穴丙申(现仍为申山寅向)。

后代风水师通过对明代嘉靖年赣州古城地图进行研究,发现赣州府、赣县、察院、都察院等都位于赣州的城市的子午中轴线上,其中府、县都布局在城市的胎位上。象征文运的文昌塔布局在城市的冠带位,而儒学,文庙,精忠祠,拜将台等则布局在城市的临官位(图7)^[11]。

在赣州城的空间形态上,杨筠松将整个赣州城规划设计为一个逆水而上的灵龟(图7)。龟首为赣州的镇南门,龟尾为城北的龟尾角。赣州周边有九条水系汇聚于城北的龟尾角,故而号称九蛇聚龟。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赣州古城的南侧地势开阔且平坦,构成了城市风水上的朱雀位。奔流而来的贡江和章江在古城的北侧汇合,形成了江西的母亲河——赣江,这是城市的玄武位。古城的东侧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峰——马祖岩,这些山峰峰峦叠嶂成为了赣州的青龙位,古城的西侧则是一些低矮的丘陵,这是赣州的白虎位。由此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青龙昂首,白虎低头”的风水格局(图8)。

客家人迁徙到南方后,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华夏贵胄,是中原士族的后裔^[13]23-55,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营造出这个特点,以显现自己与这里土生古越人的不同。其中建筑营造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首先客家人会从儒家礼法的角度要求建筑营造。比如客家的围屋在建筑的外部形式上大多会采用圆形、方形或者方、圆结合的形式,预示“天圆地方”。儒家讲究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围屋内都会有一座祠堂,这座祠堂通常建造在围屋的中轴线上,以体现其在整个建筑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祠堂由一组建筑群构成,整个建筑群分三部分:上厅、中厅和下厅(图9)。其中上厅是祠堂的中心,客家人也将其称为祖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建筑的每个厅堂之间通过横向的天井进行空间分割,厅堂的两侧是与厅堂相垂直的“横屋”,厅堂每进之间有巷道通向“横屋”,每进“横屋”之间也通过天井相分隔,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组合。客家围屋祠堂的空间结构与北方的四合院建筑有些类似,但不同于北方四合院建筑中厅堂的围合,客家围屋祠堂中的各个厅堂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14],即使是祖堂内祭祖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分隔也只是借助祖堂内部的照壁。

儒家讲究读书,所以客家人的祠堂不只是祭祖的场所,也是族内孩童读书的地方。在旧时祠堂会管辖有“公田”或者“公产”,这些产业的收入主要供族内贫寒子弟上学之用。祠堂内厅的空间最大,所以客家子弟每日的学习主要是在厅堂,厅堂四周悬挂一些暗含儒家哲理的匾额或雕画(图 10),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接受儒家的思想^[16]。中国古代信奉儒学的读书人十分重视功名,而功名往往只能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在古代如果客家人的家族中有人在科场中考取了功名,宗族中的长老便会在自家祠堂门口的广场上设置拴马台和功名石(图 11)对这名学子进行表彰,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十分优秀的族内子弟,他们还会将他的画像和事迹摆放到厅堂中用来激励后人学习^[17]。

古时的儒生认为原来生活在南方的古越人“不沾王化”,是“化外之民”,后来的客家人认为自己是“华夏贵胄、衣冠南渡”。为了和之前活动在这里的古越人划清界限,他们在门楣上做起了文章(图 12),每一个客家的民居上都有门楣,通过门楣这家主人的籍贯和姓氏一目了然。比如“颍川世第”,就是说这家的祖先来源于中原的颍川郡; 如果是“曲江风度”,就是说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曲江,且是唐代名相张九龄的后裔。很多门楣会借用一些故事来隐喻自己家族显赫的历史,比如“清白传家”,就是讲东汉时期的高官杨震,在一次外出时一个曾经被他提拔的人趁夜色行贿,并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为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