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的贾平凹,其小说具有鲜明的陕南地域文化特征,这一点毫无疑义。陕南与安庆,相隔千余里,在文化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内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贾平凹小说中的“安庆元素”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2.1 关于“下河人”的描写
在贾平凹小说中,尤其是其早年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处处可见作家对陕南人物描写,其中浓墨重彩的是有关“下河人”的记述。如在长篇小说《商州初录》中,作家指出镇安县的人口中,“老根老总的户少,除台湾省外,各地都有新迁户,客籍便称之为下河人”[16]188。在中篇小说《晚雨》中,作家又指出,“下河人”是指“从湖南方向逃难来的客户”[17]399。长篇小说《秦腔》中,夏天义说,夏家的祖先,也是从“湖北沿汉江逃荒而上,翻过了秦岭,在这个四面环绕的小盆地里开垦出第一块地”[18]339的“下河人”。
“下河人”中就有安庆人后裔。据清嘉庆《山阳县志》载:“及四十四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侵,山民络绎前来。”民国《商南县志》也载:“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而起,接踵者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今《商洛地区志》载:“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采用强迫手段,将江淮流域灾民(包括流民)驱赶到陕南山区。江南安庆县人纷纷迁至商南县,因而使当地的服食、器用、语言颇有南方风气,有‘小太湖'之称。安徽、两湖人迁到洛南山谷间的亦不在少数,山阳县则因各省客民大量迁入,竟使人口骤增十倍……本地人称他们为‘下湖人'。”[19]132这些“下湖人”,“包括明成化安置的荆襄流民、清康乾入商的江淮灾民和嗣后迁察的南方客民”[19]157。出生于商南的语言学博士孟万春认为,“下河人”是“下湖人”同音别字的缘故造成的[20]15。由此可知,贾平凹笔下的“下河人”就是“下湖人”①。这与《秦腔》中夏天义所说的清风街“待到清朝以后外姓不断进来,才逐渐有了中街和西街”[18]339所透漏的信息大体一致。所以“下河人”中的安庆迁陕移民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原有居民的生存方式,“使县人的服食、器用、语言颇有南方风气,有‘小太湖'之称”。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下河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楚人精神气质。如上述小说《晚雨》中,主要讲述了“下河人”王娘与知府天鉴的爱情故事。在作家笔下,主人公王娘不仅貌若天仙,“胖而不肥的白净皮肤……,星子般的眼和开口便笑漏出的洁而齐的碎牙”[17]417,“明艳异常”[17]434,而且为人泼辣爽直、敢爱敢恨,“什么都干过”[17]398。除了王娘,小说中指出“下河人”“满城都是”,他们“极结伙抱团,生性强悍”、“野蛮粗横”,但同时又指出这些“下河人”“并不是游手好闲的痞子”[17]401,等等。这些“下河人”的气质,就有楚人的遗风。因此,联系到作家其他小说中对陕南人性格的描写,如《商州》中的珍子、《废都》中唐宛儿、《浮躁》中的金狗、《土门》中的成义等等,也颇具楚人风骨。“我的小说里女的差不多敢作敢为,泼辣大胆,风情万种; 而男的又常常木讷憨厚保守,那是有生活依据的,是我从小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的。”[21]36因而贾平凹小说中关于“下河人”的描写,与安庆文化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2.2 安庆戏曲因素
在长篇小说《白夜》中,西京附近有众多戏班演出,其中就有安庆戏班,且专演目连戏,并在“半个多世纪前”[22]402就存在了。小说对此记述虽为一笔带过,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庆戏曲艺人在西安演出活动时间早、影响范围广以及观众认可度高。在长篇小说《土门》中,村长成义看见一个黄脸的病人,“在收录机里应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 [23]351。这里,黄脸病人所唱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经典的唱段之一《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是董永满工后与妻子七仙女回家时的对唱,表达了夫妻二人获得自由与新生后的无比喜悦之情。它也是黄梅戏中经典唱段之一。小说中写到的此病人唱此选段,说明黄梅戏妇孺皆知的影响力,也表明此病人当时的心情是相当愉悦的,是当时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
在长篇小说《秦腔》中,秦腔演员邱老师说她不看南方戏,“软绵绵的没劲” [18]76。这里所说“南方戏”,当然也包括唱腔优美的安庆戏曲。另外,在长篇小说《废都》中陕南美女唐宛儿爱唱家乡民歌,在长篇小说《商州》中警察麻子喜欢陕南花鼓等。据《商洛地区志》记载,商洛地区的民间曲艺有花鼓、道情与曲子,剧种有秦腔、二黄、商洛花鼓、商洛道情等。其中的二黄,明末清初流行于商洛地区,并于西皮融合,成为地方主要剧种; 商洛花鼓,“清中叶随‘下湖人'迁陕而传入商洛。多以自乐形式,于逢年过节、秋神报赛、红白喜事搭班演唱”[19]670。这里的商洛花鼓等民间小调,与安庆黄梅戏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其实就是黄梅戏前身②。这些均表明,贾平凹身上浸染着商洛戏曲因子,就包含有安庆戏曲的成分,也潜在地影响着他的创作。
2.3 风俗的相似
贾平凹小说中风俗描写,大致包括诞生礼仪、婚嫁礼仪、节庆礼仪、丧葬礼仪等方面。如,认干亲、招夫养夫、换亲、冥婚、踏坟、闹社火、乡会、占卜、测字等等。这些风俗是陕南人民生产生活在文化上的反映。其中许多风俗描写与安庆相似。此处略举几例。
婚丧嫁娶方面。在长篇小说《浮躁》中,小水出嫁时,“从娘家到婆家她是双脚不沾土的”,且“出嫁女儿这天父母是不能随同去”[24]24。这种习俗,与安庆乡间嫁女相似,“穿嫁衣时,必须站在铺篮里穿着,表示不带走娘家一片土” [15]120。在《商州》《秦腔》等小说中,作家多次描写横死的人尸首是不能进家门的,棺木上头绑缚一只公鸡的习俗与安庆也相似,“非名死亡,如淹死、被杀而死,都在室外搭棚收殓”[15]120。陕南人将丧事也叫“白喜事”,在《秦腔》中,夏天智的死,整个丧事的流程如报丧、哭丧、吊孝等环节与安庆大致类似,而一些细节则完全一样,如烧“倒头纸”、用麻纸盖住死者脸、孝子要下跪答谢吊孝亲友等。《浮躁》等小说中阴阳师为死者选坟等描写与安庆民间请地仙测地也相同。
安庆民间有为死者“做七”的风俗,“人死后按七天为一周期,丧家请僧道做法事,故称做七,是为超度亡者的亡灵而进行的祭奠活动”[15]146。陕南人也有这一习俗。如在中篇小说《远山野情》中,吴三大母亲生吴三大时,“正逢丈夫‘三七'”[25]294。陕南的这种“做七”习俗,目的是“希望死者的灵魂能够顺利到达另外一个世界”[26],这一点与安庆相同。
迷信方面。如短篇小说《药罐》中乡间治病,不是去医院求医而是在家中将三根筷子立在水碗中祈祷驱赶鬼魂、《我是农民》中小孩受到惊吓母亲为他“叫魂”、《秦腔》引生能从一个人头顶上的光焰知其阳寿的长短、《浮躁》中小水“右眼跳烦恼,左眼跳财到”的说法、《白夜》中多处写给人看相拆字等等描写与安庆民间相似。这些习俗反映着陕南与安庆某些习俗均受楚文化中“尚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风俗的影响。
另外,像儿童之间玩“抓石子”的游戏(《林曲》),儿童对骂以直呼对方家长名字为骂得最厉害,或者男童露出生殖器以侮辱对方为最甚(《秦腔》)等等,与安庆民间儿童某些行为类似。
以上种种均说明,贾平凹小说中的一些风俗描写,验证了《商洛地区志》中记载的“下湖人”“其生活习惯近似南方型”[19]162这一说法。
2.4 方言的相同
商洛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之下的关中次方言区[27]1。但由于商洛地接陕鄂豫,人杂南北十数省,方言十分复杂,“概而言之,以丹江川道为界,北部多秦音,属西北方言区; 南部多楚语,属西南方言区。东部受豫方言影响,间杂中南方言音变; 西部受川方言影响,少有巴蜀方言音变。总体呈现南北融合、东西过渡的地域特征”[19]157。商洛方言中的“下湖话”又称为“蛮子话”,其语音特点是,“字的语音轻而且快,声调委婉,语言柔和,可以说是江淮方言的变异”[19]158。如商南人也习惯把安徽移民称为“江南人”,把江南的口音称作“江南话”或“江南蛮子话”[28]777。这种“江淮方言的变异”的“蛮子话”,被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安庆地区方言[20]92,并在贾平凹小说中频频出现。
意义表达方面。《秦腔》中就有许多方言与安庆方言相似。如,“你汗手不要摸”[18]2中将手上有汗称为“汗手”、“日娘捣老子地骂”[18]17与安庆话“捣妈日娘”、购买车票谓之“扯票”[18]150、谓某人捣乱称其为“搞屎棍”[18]49、吃饭前先少吃点叫“垫垫底”[18]122、骂某人呆傻为“熊包”[18]17等。在《童年家事》中“今黑”[22]380、《商州初录》中“一天到黑不沾家”[16]118等表达方式与安庆方言一致。
语音方面。《古堡》中称呼“奶奶”只喊一个字“奶”[25]450; 《秦腔》后记中作家指出,丹凤棣花街人将“哥哥”(ɡē)发音为(ɡuǒ)[18]496; 在长篇小说《商州》中,作家称山阳人“说话拖腔长”[22]49等等,也与安庆方言相同或相似。孟万春博士的博士论文《商洛方言语音研究》中,将“商南蛮子话”与“安庆地区方言”列为一个专题来比较,认为二者同属赣方言,有着众多的相似性 [20]92-10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商南蛮子话与其祖语皖西南赣语相隔千山万水,历经300多年竟然还保留了如此多的相同点,令人叹为观止。”[29]715这也是“移民远距离转移仍保持其固有方言”[30]23的生动现实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