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导言》中充分肯定了《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导言》开篇即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的经济原因的作用。”[4]3并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的现代工人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也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共产主义不同。同时恩格斯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对当时经济状况和政治事件的解释,这些卓越的解释经受住了后来的历史进程的验证,也经受住了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所以,恩格斯认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运用唯物史观,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做了准确的分析,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恩格斯充分肯定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并根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对斗争策略进行了发展,论证了合法性斗争的可行性。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论述的是“暴力革命”一手准备,而恩格斯在《导言》中讲的是“暴力与和平”两手准备。
一方面,恩格斯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肯定革命权的作用。他在《导言》中所讲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是指对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判断有误,并非认为暴力革命这个方法错了[5],更不是意味着要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目标。他也在《导言》中坚定地强调,“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4]20在《导言》还未发表时,《前进报》的执行委员会要求恩格斯把文章中“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些。恩格斯按照他们的修改建议做了部分改动,但多处坚持不改,并对他们的要求表示“不能理解”[6]。《导言》的观点被曲解、断章取义之后,在书信中恩格斯对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了严厉的评判,并坚定地捍卫了革命权。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严厉地指出: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法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 “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7]686从恩格斯坚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并未否认暴力革命,而是坚定地捍卫革命权,认为革命权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
另一方面,恩格斯根据当时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方式和策略进行了探索与发展,阐述了宣传思想、教育群众、利用普选权等合法斗争的重要意义。旧时的街垒巷战和起义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了,因为军队、武器、战争策略和城市建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和议会讲坛等合法方式获得的成就,指出工人阶级可以也应当进行合法斗争,积极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力量,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提出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学会利用普选权等合法方式来谋取自身的权利。恩格斯详细地论述了普选权的优势,普选权使我们能够每三年统计一次无产阶级的力量,通过定期的和确定的选票数量的增长,增强了工人胜利的信心,也增加对手的恐惧,从而成为最好的、最合时宜的宣传手段; 普选权也给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队伍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准确情报,从而给我们一把衡量行动是否适度的尺子,从而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并且普选权赋予工人阶级一个手段,到人民与他们相疏远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宣传思想与行动。此外,普选权在国会与重要会议中给无产阶级的代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坛,代表在这个论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地与群众讲话,并且迫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无产阶级的质疑与抨击,从而证明和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4]14-15 。
恩格斯还谈到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机构做斗争,取得了暴力方式达不到的成就。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就可以利用这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使其发挥作用,并且迅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并且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行政机构与之作斗争,参加各邦议会、市政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与资产阶级争夺选票,获得职位,使资产阶级和政府警惕和担忧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暴力行动,担忧选举成果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所以,这些合法的方式在适合的条件下,可以给予工人阶级非法斗争达不到的效果,需要加以利用。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日益认识到,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是党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不仅夺得了多个市政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去年,工人在比利时取得了选举权,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获得了支持。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4]20。因此,要争取社会中的大部分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阶级,发展他们成为国内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并且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据此,恩格斯认为,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各国应该根据实践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普选权和议会等合法方式。
另外,采用什么样的斗争形式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要同客观条件相适应。在相关书信中恩格斯强调了合法斗争的条件性,“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如果掌权者违反道义,上述义务就完全解除”,“守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是适用的,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罢了。”[7]687-689因此,恩格斯并非片面提倡合法斗争,而是强调合法斗争的适用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运用合法手段来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联系群众和获取阵地,而不是用合法斗争替代暴力革命。总之,恩格斯《导言》中的观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需要,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性的唯物主义者,善于分析变化发展的新形势,并且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斗争方式[8]。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无论是采用合法的方式还是非法的手段,皆取决于当时斗争对象的主客观条件,和平与暴力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否定的关系。总之恩格斯不是所谓的改良主义者,《导言》也没有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