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比较落后,科技水平不够发达,但是在长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之依赖关系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他们懂得人与自然是一个浑然一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生态伦理观,其中内在地蕴含了许多具有现实价值的生态公正思想。
第一,敬畏自然,主张“仁民爱物”,尊重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和不同物种生存权利的公平性。在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观集中体现为对生命的敬畏和仁爱。一视同仁地尊重万物生命,充分说明了我国传统生态文化所蕴含的公正伦理价值取向。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不难发现,古代先贤圣哲以高瞻远瞩的生态智慧不断追寻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确路径。儒家“仁民爱物”思想传达出的是对自然界生命一视同仁的普世价值和伦理关怀。道家思想也同样渗透出敬畏生命、关爱万物的深切人文沉思,老庄生态哲学中的所谓公正观不仅强调了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应善待贫苦百姓,还体现出道家先贤对生命的敬畏和关切,告诫人们要善待万物,滋养其生长,要承担起人类对自然万物所应肩负的责任,但不能随意主宰万物的生命。从现代生态伦理视角审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等生态思想在人文理性和哲学思辨性等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这些生态智慧对于当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尊重自然,主张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中坚持适度原则。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作为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包括地球上的动植物等一切生物与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保持能量转换的动态平衡,就是生态公正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古人充分认识到自然界的林木、鸟兽等动植物对于人类生产发展的重要生态价值,提出要顺应天时,反对过度捕猎和滥砍滥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林木的顺利成长。古代在对野生动物的捕猎方面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明确在动物怀子与产卵期间禁止捕猎动物,体现了古代儒道思想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道德理念。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仁爱思想对待自然,通过家庭和社会把伦理道德原则扩展到自然万物,把人们关爱生态环境的情怀上升到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
第三,保护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发展的可持续性,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对自然生态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首先,古人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尤其对于正在生长的幼苗和幼畜予以保护,禁止任意砍伐和扑杀,强调了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其次,古人提出了要爱护自然生物的生命伦理观,十分重视自然生产力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闪烁着生态智慧光芒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现了古人充分认识到了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破坏生态平衡的落后生产力对人类永续生存发展的危害性。再次,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上,古人提出了生产方式的科学性问题,要求既要尊重生物的规律,不竭泽而渔,又要体现仁爱之心,呵护自然,不能斩尽杀绝,断绝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古人已认识到人与自然在生存与发展中的价值公正,人类只有善待自然界一切生物,尊重其存在的价值,才能保障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第四,严格立法,主张从国家律法的层面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自然生态休养生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古人把生态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纳入国家治理,成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我国古代通过立法,形成了对生物资源按自然规律顺时取用、禁止灭绝种群等规定。一是政府通过设立专职的管理部门,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早在西周时代我国已建立了生态资源的管理部门,中央政府中设有专职的环境保护官员,制定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具体负责森林草地等生态资源的日常管理与保护。二是国家制定严格的自然保护律令,使环境保护有章可循。西周时已有了较为严厉的生态保护法令,要求在军队作战中不准砍伐树木,禁止伤害六畜,如有违反者将处以死刑; 制定预防火灾的法令,切实地把山林草木管理起来,对其进行封禁与开发必须要有时间上的规定,等等。
总之,无论儒家的“参赞化育”“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俭而有度”,还是佛家的“众生平等”等等生态伦理思想,贯彻其中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既强调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与其他物种之间处于彼此平等、共存共生的关系,又突出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强调发挥人类在发现和遵循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思想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既是当代中国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有益资源,又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的宝贵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