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放缓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最直接的表现。国民经济总增长率出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6.9%。其原因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下降到负值^[11]。虽然投资量仍在不断增长,但由于投资边际效率递减,仅依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必然空间有限,导致经济下行的趋势。但是,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经济增长放缓迫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变传统产业,消除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产业,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发展新兴产业,改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因此,加快经济增长是实现跨越“陷阱”的主要途径。经济形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呈现出更稳定、更健康的趋势,更有利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人们悄然变化的生育观念,我国的出生率大幅度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落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中叶,我国的新生儿人口为2 600多万,而目前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 600万人左右。1982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而2014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17%,远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少儿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3.4亿下降到2014年的2.2亿,短短32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减少了1.2亿。根据智妍咨询发布的《2016—2022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运行状态及投资战略报告》显示,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预测,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5亿,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7%; 到203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3.71亿,约占总人口的25%; 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则将到达4.83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34%。社会有效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将会加剧社会负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人口红利消失,加上中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隐忧不断加剧。由于老龄化的趋势,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会大大下降,以扩大内需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战略或将难以实现。因此,人口问题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始终处于低端水平,以粗放型为主。与世界产业结构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自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途经,特别是在第二产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已成为振兴经济的主要因素。由于国际间竞争态势越来越激烈,劳动型密集产业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些产业已经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大量企业“走出去”,也削弱了部分增长势头。我国的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人力和物力需要重新配置。而要素的配置效率也是克服“收入陷阱”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自十八大以来,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初步进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这个差距继续拉大,服务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通过以上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速率、人口因素和产业结构对于中国能否跨越“陷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据此分析,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经济新常态下,GDP增长率的适当减缓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二:由于贯彻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降低出生率将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未来的低出生率将导致我国长期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不利于我国顺利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在短期给市场带来阵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负面影响。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转型将会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的企业。同时,改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布局,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本文选定以下指标进行分析(表1)。

表1 变量定义

计量模型选择如下:

Y=β₀+β₁g_it+β₂bir_it+β₃ind2_it+β₄ind3_it+μ_it

其中,数据选取于2005—2015年,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示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

在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2),以防止出现自相关现象,造成错误分析。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变量最大的VIF值为3.03,远小于10,故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

在回归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判定此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如表3 所示,本文当中的数据F统计量的概率为0.000 0,检验结果显示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模型。

表3 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检验

如表4所示,LM检验得到的P值为0.000 0,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也优于混合OLS模型。

表4 LM检验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当模型中加入了各省市变量(个体效应变量)的时候,模型将显著优于截距项为常数假设条件下的混合OLS模型。但是无法区别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这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来找出模型最终性质。

如表5所示,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 0,故认为随机效应模型基本假设得不到满足。此时,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表5 hausman 检验

表6 回归分析

由此可知,经济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成反比,这也验证了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放缓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生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人均收入成正比,这代表着我国继续通过改造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来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以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通过计量检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显著,符合假设一。这表明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消除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的企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实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积极作用。其次,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且结果非常显著。这表明我国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由于中国多年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些年来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渐渐开始凸显。当前我国呈现着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存在的局面,这种状况会造成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严重供给不足、缺乏社会创新能力、社会消费能力下降,这将导致我国社会养老负担压力上升。此外,随着人口的“刘易斯拐点”临近,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可能严重阻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在第一产业中,农业的内部发展极其不合理,相较于国外来说,我国农业规模经济水平低下,现代化程度低,这些使得产值低效; 在第二产业中,有许多传统的制造业,它们污染大、能源消耗量高,高新技术含量高、企业附加值高的企业占比较小; 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传统的服务业升级尚未完成,新兴服务业发展尚不成熟。去库存、去能耗、去杠杆的政策尚未完全实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支持力度不足。因此,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如何重建第二产业,如何改善产业结构,是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2016年12月14日到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矛盾和问题的核心方法,也与是否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息息相关。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跟以往任何阶段都不一样。首先,供给端呈现了新常态。目前,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口、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内需求的拉动效应和投资效应,但是内需和投资的增长空间有限,我们无法依此提供长期而有效的经济增长,所以也迫使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其次,需求端呈现新常态。全球经济市场疲软,再加上投资和需求比例失衡,寄希望于外部的需求拉动也是渺茫。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想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得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高端有效的供给。鼓励产品创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从而使得供给体系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创造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供需体系。二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的消费模式,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改变和创造了中国人新的消费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观念。未来,是信息经济发展的时代。鉴于此,我们应当不断地降低国内互联网的应用门槛,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无障碍地使用信息化平台; 建立智慧城市,完善城市信息化平台,将信息产业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得信息产业做到真正的惠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新的经济模式,势必会对现有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尽快完成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强对互联网产业的质量监督,完善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三是要打造属于中国的国民品牌,创造品牌优势。这些都离不开自主创新的能力。采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流程效率,打造国产品牌国际竞争力,让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在互联网电商的推动下,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舞台。

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合理的人口比例决定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的红利;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我们已经无法继续依靠人口红利来创造下一个经济奇迹。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7%以上。根据这个标准,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的15.5%,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1%。在总人口中,16岁以上至60岁以下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67%,0到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6.5%。这些表明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两难境地。有效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结构的不平衡都是阻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此,必须寻找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提高劳动人口的比重。为了适应未来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确保稳定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推行二胎政策,以提高人口的增长率。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八零后、九零后,婚姻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丁克一族”屡见不鲜,结婚生子的意愿明显下降; 尤其是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大,教育资源紧缺,生育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巨大,使得年轻人的无力承担孩子带来的压力而选择少生育或者不生育。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经济分布不均,造成人口分布失衡。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达,每年大量人口流入,创造了一个个大型城市,甚至超大型城市; 而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失严重,这就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失衡。这就要求政府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出台相匹配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二胎家庭一定的补助或者适当的减税政策,另外要积极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保证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口的综合素质。继续加强和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普及学校教育,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减少“填鸭式”教育培养模式。要因材施教,根据个人特点培养专业人才。除此之外,还要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倡导全民健身,增强体育锻炼的意识,组织多种多样可供全民参与的体育活动,例如现在大城市常常会举行的城市马拉松比赛等。三是要聚焦老龄化问题,积极改善人口结构。虽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减少外流的中青年人,防止潜在劳动力的流失。近年来,中国外流人员趋势上涨,特别是中青年的海外移民,这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些群体恰恰是适龄劳动力,如果这样的劳动力外流,必定会使得中国的人口更趋于失衡,而国民经济也会因为缺少适龄劳动力而缺乏动力。所以国家需要增强实力,减少适龄劳动力移民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一些中青年骨干,高层次人才更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尽可能的使他们留在国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从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来看,加快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它们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可或缺的因素。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中高等国家收入行列,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对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施传统产业的振兴战略。资源型企业,例如煤炭、钢铁、建材等行业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合,小企业将被兼并和收购,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它们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留下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需要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整合和战略性的规划。对于整合后的第二产业,有必要简历和实施统一的国家环境保护和安全标准,使得东西部地区得到均衡的发展。同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蓝图下,可以让部分的传统企业“走出去”,不仅仅可以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使得企业拓展了海外市场,赢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其次,要大力发展新兴行业。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带来最突出的成果便是新兴行业的出现,而新兴行业的兴起需要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对于政府来说,有必要制定支持性的政策,为我国的新兴行业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和保护; 制定吸引投资和人才的优惠政策和条件。着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形成产业园区,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和协同作用使得传统企业赢得新的活力,新兴产业拥有更多的支持,在良好健康的产业发展氛围。最后,要推进第二产业的绿色发展和第三产业的信息化发展。第二产业例如能源行业,大量的引入数字化平台管理模式,大数据和云计算,使得资源进行绿色开采,集约式输送等。第三产业应当引入更多的互联网信息要素,通过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提供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