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指出,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以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为目的,被有意识地进行创造和改造,空间变成了“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装置”^[1]。由于资本的入侵,空间变为了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由此给社会造成了一系列非正义的现象,大卫·哈维对这些非正义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1)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批判。第一,国家城市内部空间发展不平衡。大卫·哈维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产阶级为了将更多的空间投入生产,实现资本增值,将城市中心地带等优质资源集中的空间垄断于资本家手中,由此将劳动者挤压至城市的边缘,出现了城市高档小区和贫民窟的空间格局不平衡现象。第二,世界空间格局发展不平衡。大卫·哈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之间加强分工与合作,但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强大的优势条件下,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一方面给国内高利润的行业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市场;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由此拉大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卫·哈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进行着生态危机的空间转嫁,导致落后国家地区在经济尚未取得发展的困境之下,背负起环境难题的重压,致使世界空间格局在多个要素发展中的不平衡趋势不断加深。

(2)对空间区隔的批判。大卫·哈维认为,资本家的首要任务是利用空间垄断权力来强化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空间垄断的情况下,公共空间不断被吞噬和隔离,走向商品化和等级化,大卫·哈维称这一现象为“空间区隔”。空间区隔已经成为一种权力,它赋予不同等级不同的权力与利益,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权力使得资本家占据大量的优质空间,取消了穷人享受美好空间的许多权利。因此,大卫·哈维认为空间区隔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战略意图。资本在空间区隔中不但控制了空间生产的权力,而且还用资本的逻辑规则来塑造空间,最大限度地剥夺广大民众的空间资源,变成资本主义压榨劳动者的工具。

(3)对“时空压缩”的批判。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已经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 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前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作“使时间空间化”,后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作“通过时间消灭空间”。

在大卫·哈维看来,资本的内在运行逻辑决定了资本的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资本主义社会只能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中不断寻求摆脱这种过度积累危机的新出路。他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指出,后现代性提出了一种最新处理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方式,就是对时间和空间进行高度压缩,大卫·哈维将此称为“时空压缩”。他认为“时空压缩”所带来的“时间-空间修复”策略是资本主义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这一工具在克服资本过度积累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72-110。

(4)对分配非正义的批判。大卫·哈维认为,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会导致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分配非正义。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外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作者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3]153在这里,大卫·哈维认为,房地产开发这一城市化过程,其实就是利益重新调整与分配的过程,这种再分配成为财富剥夺的过程。

在大卫·哈维看来,真正人性化的空间不仅需要一种革命理论来探索从以剥削为基础到以适宜人类生存为基础的路径,同样也需要革命的实践来完成这样一种转换。他在批判空间生产非正义的基础上,对空间正义可实现途径进行了探索。

首先,要实现空间正义,最根本的是要构建一种政治解放哲学,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的可替代方案。大卫·哈维将这一可替代方案称之为“辩证时空乌托邦”。大卫·哈维在研究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幻想乌托邦”理念与实践后指出,乌托邦想象可以为未来社会变革提供建设性的政治想象力。而“辩证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大卫·哈维敦促人们进行集体反思进而展开反抗行动的思想路径。

其次,要充分团结社会边缘群体,争夺城市空间权利。大卫·哈维指出,资本逻辑已经掌控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与此相对应的劳动者们也涉及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在个人和政治向广泛的人类行动领域的转换中,集体身份行为共同体和归属规则的构建是一个至关重大的要素”^[4]235。因此要构建一种集体政治学,把他们充分地团结起来,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其朝着普遍利益和反抗资本主义的目标共同行动,来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城市空间权利。

最后,争夺城市空间权利的斗争应当与多元异质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阶段后,资本家进行了适当的策略调整,这些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空间斗争的组织性和坚定性。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无产阶级只能采取与更加灵活、更具适应性的资本主义空间策略作斗争,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采用多元异质的斗争方式争取城市空间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满足了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迫切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启了空间资本化进程。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由原来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转变为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管制,乡镇集体工业企业开始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给私营企业,并开始吸引外商投资。20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的扩权、减税、让利、利改税和经营责任制,非公有制企业在数量、规模和行业领域上都获得了扩展。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采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向更深的范围发展并不断向国外延伸,中国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性经济发展格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对中国的影响加深加大。在国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资本纷纷涌入土地、房地产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金融业的管制放松也有利于城市空间进一步建设。中国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空间资本化进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 极大地提高了空间资本化的规模与速度。

大卫·哈维研究了资本的空间扩张转向,牢牢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资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这一点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敲响了警钟。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根本属性还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任由资本泛滥,而是要让它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因此,我们要对空间资本化进行合理的批判和正确的引导,在利用它来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牢牢掌握对它的控制权,以避免将社会主义国家置于充满对立、剥削和不平等的境地。

当下中国空间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这与大卫·哈维空间生产非正义批判的立脚点相契合。因此,将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纳入到中国本土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找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既然中国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影响,那么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空间非正义性进行批判的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为我们分析中国空间非正义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首先,中国住房问题日益严峻。根据大卫·哈维的观点,空间生产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下,往往忽视空间需求的价值导向而转向以价值增值为主要目的。在中国,由于商业化浪潮的推进和国家政策支持“土地商品化”,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成片的商品房和商业活动区迅速崛起。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导致空间生产的投机性需求大大超过了消费性需求。随着房价地价的持续上涨,会造成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是空间产能过剩——空间盲目扩张造成大量例如“空城”的闲置建筑物,一方面是住房价格上涨过快致使大量人口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现如今,“住房难”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的又一大压力,而“空城”闲置建筑物又造成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一矛盾现状是由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空间生产非正义所导致的。

其次,中国公共空间被挤占。根据大卫·哈维的观点,空间区隔会造成空间权力化,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公共资源私域化。在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人群对空间享有一定程度上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而农村地区和城市边缘人口在空间的问题上丧失了话语权和使用权。城市高级居住小区往往占据较好生态环境质量和景观品质的滨水、绿地等地段,类似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吞噬着城市公共空间,它们有的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空间。城市居民侵占公共用地的现象屡见不鲜,私自建筑地下室等行为无法杜绝。公共资源私域化严重破坏了人们对空间正义的诉求,影响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体验。

最后,中国空间发展不平衡与资源配置不合理。根据大卫·哈维的观点,空间资本化会导致地理发展不平衡和空间分配非正义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城乡空间发展不平衡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本抢占城市里的优越区位,利用市场实现自身的增值。而城郊结合部中的贫困群体及农村地区的人口由于地理位置较偏远,他们无法拥有像城市中心区域的人们那样享受优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如优质的教学资源、医疗资源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区。更为严重的是,大型工厂往往建立在城市边缘地区及偏远乡村,这给居住在城市边缘和农村的人们带来了噪音污染、水质污染和空间污染等问题。同时,大量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地点大多建立在城市边缘地区,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5]379-420。

由以上论述可知,目前中国需要依靠空间资本化推动社会发展,因而空间非正义问题不可避免。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有必要借助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问题的探讨,结合我国空间发展的特殊性,推进空间正义与社会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合理地批判和引导资本的作用。在大卫·哈维看来,要想彻底地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摆脱资本逻辑的掌控,这给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启示。中国目前还需要引入资本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但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城市空间正义的要求,必须对资本进行合理地批判和引导。资本所具有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将使城市空间成为新的剥削手段,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贫富差距,从而产生空间非正义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调互动,削弱资本的力量,并且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城市空间规划中间来,形成民众监督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空间治理路径。

第二,充分利用公共政策来构建城市空间正义。大卫·哈维指出,由于空间区隔所形成的空间权力化现象会使不同等级的人所获得的空间资源出现不均衡的情况。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合理分配空间资源,缩小富人阶层与城市边缘人口之间所得到的空间资源的差距,从而构建城市空间正义。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以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通过引导人们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达到对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节的目的。因此,公共政策可以成为实现空间正义的一种有力手段。以正义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必然要求调整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机制。

第三,充分利用网络等信息技术来构建城市空间正义。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阶段,资产阶级的策略变得更加灵活,因此争取空间正义的权利的策略也相应地多样化。在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空间区隔权力化会带来弱势群体空间话语权丧失的情况。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而我国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放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增强弱势群体意见表达的能力,提高空间规划的公共参与水平。这样既可以帮助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又能让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力运行,有利于我国更好地推进空间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大卫·哈维将地理学放入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但是作为一名实证主义的地理学者,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实证主义色彩。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为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逻辑起点,它的实证主义色彩也体现在大卫·哈维空间正义思想中。

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研究方法带有实证主义色彩。大卫·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表示,他要将科学的计量方法和哲学的思辨方法统一起来运用于地理学的研究。因此,他力图用亨普尔和波普尔的科技哲学理论来描述地理学景观、阐释地理学秩序、建构地理学图式,从而让地理学成为一门既可计量又可思辨的“空间科学”。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导致大卫·哈维无法准确认知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内在原因,他将资本积累归结为一个地理学问题,认为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框架。这一认知使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外部的空间生产非正义性矛盾。因此,他忽略生产关系维度上的问题而从空间结构本身的生产规划和交换安排的维度上去理解空间生产非正义性问题及实现空间正义的途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开启的掠夺殖民地资源的进程、英国的“圈地运动”等空间不平等事件,均与资本追求增值的本性有关,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强调,社会矛盾的根源应该到生产所有制关系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大卫·哈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矛盾的认知局限,让他无法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空间非正义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相联系,因而也注定他无法找到实现空间正义的现实途经。

由于无法将空间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结合,大卫·哈维所建构的空间正义可实现途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他将自己的空间正义设想命名为“辩证乌托邦”,认为它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可替代方案。他企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结底层人民通过多元化的运动及呼吁资产阶级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从而实现空间正义。而这只能采摘“虚幻的花朵”,并不能真正解决空间非正义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私有制,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够构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因此,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即从理论上批判和实践上反抗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较马克思,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就明显地具有保守性,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在大卫·哈维的著作和学术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中国道路的分析。但他仍然用他的空间理论中资本主导逻辑来解读中国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首先,大卫·哈维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 2018 年 5月 5 日南京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中指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通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巨大变革来创造生产能力和财富,中国从1978年开始便已经历了资本主义阶段的控制期。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市场化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中国走的是新自由主义道路。大卫·哈维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致力于一个‘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扩张中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全球化下的中国道路无形中支撑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邓小平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市场本身不具备制度属性。实践证明,相比于“苏联模式”走向亡党亡国危机及“拉美模式”诱发“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越性,这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6]。

其次,大卫·哈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研究逻辑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大卫·哈维的几本专著如《资本的城市化》《巴黎城记》《叛逆的城市》都谈到城市空间问题。他曾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他之所以选取城市作为研究空间理论的框架,是因为他认为城市与革命之间存在很大的联系。城市是革命爆发的中心,比如1848 年巴黎公社运动、1917 年冬宫暴动,都是发生在城市的革命。于是,他开始致力于研究城市在历史变革中的角色^[7]。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按照大卫·哈维对于城市与革命的理解去研究中国的城市,必定会出现一定的偏颇。

最后,大卫·哈维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认识存在问题。大卫·哈维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内吸收了大量的剩余资本,中国需要借助对外开放将本国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海外,从而为剩余资本找到“时空修复”的办法。中国在此情况下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通过“空间修复”来消化国内过剩生产力的一种方案,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方案是为资本扩张找到有益的途经。而中国一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不仅能够让沿线发展中国家从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获益,而且它还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常续动力。因此,大卫·哈维按照资本扩张的逻辑去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