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决议、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决议等重要文件,凸显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其世界意义愈发彰显。
3.1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时代之问亟待开辟共同体理论的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7]66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解释框架内——虚幻的共同体中得以说明。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共同体能且也只能以虚幻的形式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强调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超验性、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当前现实世界的经验性、此岸性——强调人的“类存在”——基于整个“人类社会”立场,不断整合扩大人类共同利益,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真正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本质的充分展开。“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写照。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7]481。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坚定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7]482 。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全球命运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已经风光不再,政坛乱象丛生。例如,美国国内的政治闹剧并未随大选结束而终止,各种力量围绕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以及“通俄门”等事件争斗不止,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8]人们不由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时代之问已经证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带有浓厚强权色彩的现有国际秩序已经力不从心,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近年来,欧洲的民粹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各种黑天鹅事件此起彼伏,证明了世界已经迈入“后危机、后真相、后秩序”时期,输赢分化的人类命运意识呈现抬头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想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期望从别国的动荡中有所斩获。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穷兵黩武式霸道做法,坚持以邻为壑,秉持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大搞零和博弈,对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说三道四,动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不惜采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正是基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情势,中国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时代之问已经证明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丛林法则之下的“华盛顿共识”不再是全球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呼唤要开辟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以拓展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途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形成的中国奇迹令世界叹为观止,在此基础之上总结提炼出“中国道路”。为那些苦于不发展而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参照的范本。
时代之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表明了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产生了理论的时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了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盛行下的“中国担当”。
总之,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使得即使是西方学内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聆听中国声音、学习中国经验、汲取中国智慧。中国也在进一步汇聚中国力量、坚定中国道路、展示中国形象的同时,开始凝练中国理论、总结中国制度,不断开辟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的新境界。
3.2 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出场适逢其时,它既是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迫切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炼出来的标识性的概念,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即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的当代证明,是“真正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代方案,是“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转化过渡[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包括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首先是努力打造“包容发展、共享普惠”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是建立共同体的动力之源。追求和建立的共同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受追求者的共同利益决定和支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现实主义思维,将本国利益置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视域考量之下,主张共享世界发展红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化解世界纷争、促进共享发展的“定海神针”。
其次是努力打造“世界多样、文明互鉴”的价值共同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尊重各国人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扬弃了冷战思维,坚持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超越了依附发展、文明冲突的西方文明,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航标。
最后是努力打造“公平正义、共商共建”的责任共同体。中国是二战以后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无意于颠覆现有体系,另起炉灶,但要推动现有体系朝着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方面,中国以推动建设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世界命运、人类前途系于各国责任担当,秉持共商共建原则,有事好商量,国际上的事情由各成员国商量,以包容式、参与式的伙伴关系协调处理各项国际事务,推动建立全球治理观。
3.3 一种新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丁·雅克盛赞“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因为中国为其他国家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即人类无法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的外交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就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坚持一律平等原则,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支持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发言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较之于权力转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更能够为那些想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甚嚣尘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声音不绝于耳。其实,经济全球化遭遇困境只能说明资本逻辑主导一切下的全球化的路向走偏了。从内因来看,这是由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引发的。从外因来看,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秩序难辞其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化指明了方向。经济全球化是公平的,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对增进世界福祉、维护世界和平功不可没。正确的做法是,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拥抱真正的全球化,反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一些国家出现的问题恰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所造成的。为此,全世界都要直面问题,寻找对策与出路,充分利用并仅仅抓住一切机遇,携手应对一切挑战,把控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使之偏离。各个国家都要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结合自身实际,掌握好全球化的节奏,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更多释放出全球化的正能量,坚持包容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占据了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冷战伊始,西方国家一度以“价值观外交”为工具,干涉别国内政,获取经济好处。“价值观外交”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北约也以“价值观外交”为噱头跟随美国的亚洲政策。外力推“价值观外交”,是一种虚妄的自大。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把自己的价值观奉为圭臬,总认为有责任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轰轰烈烈的“价值观外交”背后,都反映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在利益面前,“价值观外交”是经不起检验的。站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习近平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式宣示“价值观外交”没有价值。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期望,正在引领世界潮流、形塑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处于“萌芽状态或初级阶段,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破晓而出既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也凸显了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领导集体新的全球价值观。”[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