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1926年1月,邓小平旅法五年多,从一个勤工俭学的少年转变成长为职业革命者。这一时期,邓小平见识了机器大生产的先进,体会到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榨和盘剥,“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被现实打碎了。同时,他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主张有了理论上的初步认识,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2年6月开始编辑《赤光》杂志,他写了大量思想犀利、言辞泼辣的文章,集中批判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言论。邓小平在旅法期间的革命活动中独立思考积极发言,周密细致安排组织交付的工作,锻炼了领导和组织才干,坚定了职业革命的信念。

1926年1月至12月,邓小平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系统理论学习。期间,他认真学习了《资本论》《论列宁主义基础》、哲学、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 担任小组长并积极组织参加重要问题的讨论,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选择问题; 阅读党团出版物; 课余时间和左权、蒋经国、朱瑞、徐君虎等学员积极交流辩论。这一阶段,邓小平关于革命和武装割据问题的思考进展主要是:(1)要加强武装训练,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需要。俄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样离不开武装斗争。(2)共产党员要接受铁的纪律约束,受党训练,听党指挥。他表示,要克服东方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以系统化”的毛病,要不断提升理论功底,更坚决地把“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12]64。(3)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处理关系时,要保持保证独立性。他就关键问题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坚持原则不退让。他在学习时期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中,回答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认为在国民党中不能消灭共产党的面目,不能以同志般的态度对待国民党党员,而且要能在国民党中实行共产党的意见。可见,经过莫斯科近一年的集中培训和学习,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尤其是武装斗争是革命主要方式的认识提升了,对回国后从事革命组织和斗争工作充满信心和热切渴望。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强调“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3]47。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做记录,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此后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对此多次回顾并深入系统思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为“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武装斗争不是打一两次仗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坚持不断地努力”“而且只有全面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孤掌难鸣的”^{[14] 221-223}。这表明,邓小平不仅坚决拥护实践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正确论断,而且在系统性上进一步予以丰富完善。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缺乏对武装斗争的明确认识,盲目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幻想不流血牺牲革命就能取得成功,这一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和损失。1927年10月,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指导中国革命犯了左倾错误。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情况下,党内同时存在急躁拼命和担心重返右倾错误的复杂情绪。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形成城乡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邓小平经历了党对全国形势的误判和错误决策形成的过程,促进了他对这一战略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持续磨练。

1927年10月,湖北省委部分人坚持全省总暴动,认为举行武汉三镇的暴动可使工农迅速夺取政权。邓小平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必须纠正盲动错误,取消湖北总暴动的建议。他代中央起草的《致湖北省委的信》批评了湖北省委“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倾向”。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向中央提出红四军不去吉安,对内加强部队党建,对外发动地方工农暴动、分土地、建工农政权的行动方针。6月,邓小平在参加中共临时中央(留守)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提交代中央起草的致湘西特委的复信,支持毛泽东的做法,信稿经讨论修改通过。复信赞同红四军方针,并批准来信中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复信认为工农暴动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策略,但“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地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12]102。接到这封复信的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15]192。

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间,中共湘西特委积极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周逸群、贺龙等在桑植举行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起义军被国民党打散之后,湘西特委就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向中央请示。留守中央1928年5月22日收到湘西特委来信,6月1日复信。邓小平受命起草的指示信从游击战争、城乡结合、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群众工作开展等对湘西工作给与了全面明确的指示。 “湘西目前我们有不少的武装,这些武装应为发动群众之副力,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陷于单纯的军事行动,以致结果始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遭失败”^[12]102-103。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不搞单纯的军事行动等内容在信中都很有针对性,之后湘西特委迅速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四川省委1928年受盲动主义影响,错误估计形势,组织的多次暴动完全失败,全年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邓小平在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中多次明确指出,四川目前的形势还没有达到革命高潮,不能过份估计形势,周恩来同志支持和同意这一正确意见。

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六大以来的工作后确定继续执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各项任务,中国革命本来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可以继续走向复兴,可是共产国际这时向中国共产党发来多项左倾错误的指示和决议,要求中共中央警惕右倾可能,预防消极妥协倾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形成和提出了以夺取城市为中心实现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总暴动方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数次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12]107这一正确主张并没有被采纳,这为日后使红军和地下党的组织遭到重创埋下了隐患。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邓小平经受了党内斗争的历练,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全国形势,作风干练果断严谨,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升,这为他今后担负更重要的使命奠定了基础。1929年8月,25岁的邓小平受命前往广西全面领导党的工作。

1925年开始,以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军阀掌控广西局面。在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中,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占据上风,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俞、李主动亲近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南京政府和李宗仁之外的新政权。中共这一期间已经派了张云逸、陈豪人等四十多名干部先后到达广西开展工作。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广西领导全面工作的。六大之后直到“立三路线”之间的党中央总结了大革命、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和秋收起义的经验,认为革命必须根据历史形势的分析和估量,准确判断,科学决策,不可冒进。这一方针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邓小平在广西了解全面情况后,决定利用蒋桂矛盾,团结争取俞、李,独立自主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

1929年9月10至14日他主持召开广西特委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广西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工作总路线。通过艰苦工作,一批国民党“清党委员”被逮捕,一大批以共产党员等进步力量为主的在押“政治犯”被释放,保护和培养了未来广西红军的骨干。同时向俞、李部队派任核心干部,改造旧部队,培养革命骨干,为争取和建立革命武装提供准备。共产党员徐开先、张云逸担任广西教导总队正副队长; 张云逸、俞作豫担任广西警备第4.五大队大队长,一大批中共党员在上述部队中担任连排干部,在旧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得到恢复,共产党员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革命武装“右江护商大队”力量得到加强,党对广西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大为加强。一时间,反革命势力十分恐慌,叫嚣“左右两江赤焰滔天”。

党中央由于不了解广西形势和左倾影响,认为在群众基础尚不宽广的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广西党组织“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已存有幻想”,强调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12]119。邓小平坚持主张,要有效利用俞、李与蒋之间的矛盾,要支持他们的一切进步行动。当俞、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错误估计形势,决定先发制人,遂联合张发奎通电反蒋时,邓小平按照事先的准确判断,力劝俞、李不要轻率出兵无果后,当机立断举行兵变。1929年10月,中共广西特委所控制的部队在南宁起事后,避开敌人重兵驻守的梧州、桂平一带,前往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左右江地区,走上了同农军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道路。1928年5-7月,中央相继发出51号、58号通告,指出有夺取政权意义的兵士暴动,必须“有意识地走到与工农农会的总暴动路上”^[16]224,中央要求在推动革命斗争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城乡斗争的结合,“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与扩大”^[16]495。

1928年5月,邓小平对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军委提出的不去吉安,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深表赞同。1928年10-11月,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集中阐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一职,中央机关刊物也经常登载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事迹,他对中央指示和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都是黯熟于心的,在广西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正确的贯彻执行。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安全抵达右江地区的百色县城。

1929年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百色起义的筹划会议。会议形成广泛发动宣传群众、整顿和改造部队、武装工农、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等四项决定,要求会后积极准备。邓小平鼓励韦拔群继续带领农军在南丹、凌云等地区继续打击地主豪绅,武装工农。右江地区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人数增加迅速,斗争情绪高涨。邓小平创办《右江日报》等,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警备第四大队设立政治委员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紧训练新兵,彻底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为党的赤色队伍。以这支队伍为核心,在农民军的配合下,围歼警备第三大队,为起义扫清障碍。11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邓小平担任书记的广西前敌委员会,颁发红七军番号,要求在十天之内举行左右江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

在随即召开的前委会上,邓小平认为十天之内举行起义太仓促,决定推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百色起义。他后来认为中央指示暴动更坚定了起义信心,但“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17]179。回顾历史,一次起义的时间由士兵们来提出和决定是少见的,从中我们也可见邓小平当时工作准备的充分程度。这次前委会之后,准备工作更加具体和紧张,龙州起义也同时积极谋划。

这一期间争取团结、培养引导李明瑞,并发展其入党使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熟悉广西政治力量和李明瑞的处境,不同意中央和部分同志的偏见,他在和李明瑞多次交谈后,认为李明瑞是可靠的合作对象,并请其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当前委要求于12月11日同时举行龙州与百色起义时,龙州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部叛乱,邓小平随即决定推迟龙州起义时间。突发因素出现了,原定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当然要根据时机调整,盲目固守以卵击石是愚昧的。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红七军宣布成立。在百色起义群众大会上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了驱逐帝国主义出华; 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 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和等措施,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当天,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雷经天任政府主席。

1930年3月20日,桂军一军进攻龙州,红八军没有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向右江靠拢的事先策略,加之对部队中反动分子肃清不力,英勇战斗之后八军失败了,龙州起义失败了。

1929年底,按中央要求,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短短一个月往返时间,他途径香港,参加了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布置工作的讨论会。在上海他看到了《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载的陈毅《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一文,这个报告详细汇报了朱毛红军的斗争历程和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红四军独辟蹊径的实践印证了邓小平的思考,更加坚定了他日后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巩固根据地的思想基础^[12]152。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报告。这一报告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提出要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力量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中央给红七军的具体任务是打到柳州、桂林直到广州,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武汉。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发出了第六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认为目前“绝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工作,用发动群众组织暴动的行动来消灭军阀混战,驱逐帝国主义,加紧群众斗争和组织的力量,加紧深入土地革命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的斗争,扩大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区域,加速地会合全国红军的力量”,“来促进革命的高潮”^[17]335-336。随后发出的第七号通告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主导思想,明确了党在右江的战略任务。中央派出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右江地区传达指示,批评督导红七军贯彻中央指示精神。1930年9月24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但邓岗是9月30日到达红七军前委驻地恩隆的。交通闭塞,信息不畅,中央新的正确精神无法及时传达执行。

一是要不要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邓小平对邓岗传达的中央精神是抵制和不同意的。1930年10月2日,红七军召开前委会,邓岗传达了中央决议和命令。邓小平认为中央的指示难以执行,红七军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从红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打到'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12]165。李明瑞、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人也反应强烈,不赞成攻打大城市,主张部队固守右江。邓岗以中央代表身份自居,要求红七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作为一名党员服从并没有错,但这时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已经做了全面纠正,与会同志实际上是在讨论和执行一个错误决定。在上情不明的情况下,可以预见,错误决定的执行是以力量还不够强大的红军和已经强大的敌人的遭遇战和无谓牺牲为代价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交通条件和复杂形势又不允许长时间等待中央新指示,究竟怎么办?邓岗要挟“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会议未经再次充分讨论便否决了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意见。心情复杂的邓小平表示同意张云逸提出的“暂时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吧,待走不通时再说”的意见^[18]202。在此后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征途中,邓小平尽量指挥部队避开强敌,但有胜算时不放过机会,有效打击敌人。

二是限制富农还是打倒富农?革命根据地在初创时期,对富农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实践中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举措,制定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基本方针,中央批评这是右倾的“富农路线”,是阶级斗争模糊化的表现。邓小平在实践中认为“‘凡是富农都打倒',结果必会引起中农(革命的巩固同盟军)的动摇”,“蛮干的打倒富农,那不但使中农发生恐怖而致离开革命,断送了大批中农群众,减弱革命之力量,甚至因中农离开而使革命遭受失败,同时并会使群众及党内同志的观念不会正确”^[17]340,因而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中一般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或者没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或者把从富农那里抽出来的土地补给贫雇农,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同样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历史事实证明,中央那时对根据地土地革命中富农等问题的认识与实际有偏差。一个领袖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品格是在实践斗争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研究出来的,正是在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积累了丰富的一线对敌作战和指挥经验、根据地开创和建设稳固的做法、部队改造的策略和步骤,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也不断成熟,积极实践坚决支持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信心不断坚定。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河池会议仍坚持了“立三路线”,确定了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任务。按照“三打”任务的要求,红七军要消灭两广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达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14]8邓小平认为以红七军7 000多人的兵力去攻打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是不现实的,牺牲很大,获胜的希望很渺茫。这一正确意见当时同样不占主导地位,无法实施。在面临先打柳州还是先打桂林的顺序抉择上,邓小平认为先打桂林相对好些,桂林困难小,打下后可与外界联系; 柳州困难大,从桂林向柳州可以包围态势推进。邓岗等人坚决反对,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坚持要按照中央命令先打柳州。部队整编誓师后在北上途中打下了庆远县怀远镇,在邓小平的提议和坚持下,部队避开庆远重敌,移师天河向三防进发。在怀远和天河有关行军路线的两次讨论中,邓小平都主张根据瞬息变化的军情和红七军实际保存实力,避免以卵击石,尽可能减少损失,但在有较大把握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予敌以重创。在三防召开的红七军前委营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邓岗、陈豪人等人的支持,前委最后认为要加强部队的进攻精神,执行红七军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庆远、融县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进攻长安镇,通过融县再攻打桂林。

1931年12月5日,红七军与桂军韩彩凤师、增援韩部的覃连芳师正面交锋。经过五日激烈战斗,红军损失过大,攻城未克,渡河无望,只好撤退至福禄镇。在福禄镇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邓小平没有说服前委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会议决定派少数骨干潜入桂林内应,前往古宜。实际上,桂军在古宜安置一个师驻守,桂林也已增兵布防,邓小平等得知这一消息进行分析后,前委决定部队经湘西绥宁、武冈向桂林前进。12月26日,为了解决补给,红七军强渡资水,攻打湖南武冈县,湖南军阀何键调五个团兵力增援,久攻未下,部队伤亡惨重,红七军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壮烈牺牲,部队士气低沉。

此时,红七军已无攻打桂林可能,部队休整成为当务之急。1931年1月2日,部队攻占全州后休整。当时,七军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连续行军和频繁战斗导致的减员严重; 二是逃兵增多,官兵失败情绪严重; 三是广大指战员对中央“三打”命令可行性怀疑加大,要求前委解决部队何去何从问题。经过全州会议讨论,前委同意邓小平不打桂林,抛弃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决定出连州、广东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红七军从河池会议到全州会议之间是在南方局代表邓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际执行了“立三路线”,坚持硬打攻坚战略,蒙受了重大损失。1932年2月,邓岗调离是红七军在组织上结束左倾冒险错误的转折。

从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报告至9月24日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这一冒险错误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在革命斗争实际中执行超过了两年。战争年代交通信息不便,错误命令传达到了,红军转战奔波,党中央的正确命令迟迟传达不到各地红军,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方针和策略,以减少损失,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赢得群众和革命的主动。红七军没有逃过执行冒险错误路线这一劫,只是通过艰苦的战斗历程获得了真理,广大指战员逐渐统一了认识。莫文骅后来认为:“‘立三路线'是断丧红军、断丧革命的错误路线。”^[19]651993年1月7日,红七军进入道州,得知湘军即将围堵时立即开拔,到达江华县城。邓小平在江华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部队补给问题,参会人员尤其对行动方向发表意见,公开表达对“立三路线”质疑和不满,会议最终决定前往广西桂岭。此后,部队到达岭东等地后,先后召开会议,进行整编并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此时,部队已由出发时的7 000人减少到3 500人了。2月3日,在广东乳源县与粤军邓辉交战,伤亡惨重,5日,在实施渡过乐昌河东进计划中,战士疲惫,仅有两只船,粤军不断增兵攻击部队,已渡河的邓小平、李明瑞与未能渡过河的张云逸部失散了。后邓、李部在崇义杰坝与当地游击大队会师,在崇义开展了两个多月的群众工作。3月,崇义失守,邓小平辗转专程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部队在李明瑞指挥下经大汾到达永新于4月初与张云逸会合。此后,红七军与红二十军等部队一起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7月,红七军经历十个月转战,艰难险阻到达兴国桥头镇成功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殷切愿望,被编入红三军团。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

1931年2月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操纵了中央领导权。到达上海的邓小平向中央报告工作进展并不顺利。1931年4月,原红七军领导人陈豪人向中央汇报七军情况,先后写了《七军前委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闫衡提交《红七军情形的报告》以及涂振农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大会上作《红军第七军工作报告》中均把红七军、红八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归咎于邓小平领导的前委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

为了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1931年4月底,邓小平完成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通过总结八军、七军的成立过程和战斗经历,认为七军、八军的战斗历史是辉煌的。屡战屡挫,屡挫屡起,屡起屡勇,七军、八军转战千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呼应了南中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影响了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总结时他深刻感受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七军蒙受重大损失,造成历史悲剧。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兵力有7 000多人,1931年7月在永新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仅剩2 000多人,以硬打攻坚为主体的战术、以“三打”为目标的战略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错误判断形势,导致了无谓牺牲和失败。

他分析红七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单纯以军事为中心,忽略发动群众。没有以群众为中心,“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14]20。在动身去上海汇报前,他叮嘱部队代理负责人许卓,红七军一定要设法去信丰,与这样的老“赤区”群众会合起来,才能达到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发展壮大。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部队,应该以群众为中心决定一切问题,坚持土地革命,摈弃富农路线,以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坚强后盾,才能居于主动地位。同时应该加强党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七军是从旧部队和平转变过来的,忽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失败情绪和逃跑问题时有发生,三次发生叛变,与对这部分人的改造工作不彻底有很大关系。

1929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百色起义成功举行,红七军成立了。中央军委在1930年3月编印的《军事通讯》中,认为百色起义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17]174,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的意义。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宣布举行龙州起义,红八军正式组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龙州成立了总工会,部分县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了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震惊了世界。1930年2月26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刊文认为,红军占领龙州“在反帝运动上,更有重大的意义”^[17]216。1930年3月22日的《红旗》杂志刊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撰写的社论《赤色的龙州》,认为新生的龙州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17]216。红八军失败后,1930年4月20日,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高度评价龙州起义,“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17]259-260。此后,党中央通过《红旗》《中华苏维埃》多次向全党号召学习百色、龙州起义的经验。

每遇战争间隙,通过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总结教训和经验,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是邓小平和我军在战争年代的成熟做法。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坚持党的兵运政策而不盲从,结合实际,独立思考、科学总结才能掌握规律,抓住真理,走向胜利。邓小平对武装割据问题思考的成果是丰富具体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革命离不开武装斗争,始终赞同并积极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 二是武装割据过程需要大量做艰苦具体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发动群众、训练新军、团结有利力量、做好统战工作等; 三是面对实际复杂背景和具体问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采取科学的针对性措施,要根据瞬息变化的军情和部队实际,不应以弱击强,冒险攻坚,而要避开强敌,保存实力,减少损失,但在有较大把握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予敌以重创。

邓小平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就支持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军委提交的报告; 在八七会议上赞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 在江西被打成“罗明路线代表”的情况下,积极争辩,支持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武装斗争策略。邓小平从自己在广西建立和维持根据地的实际经历出发,对毛泽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成就理解支持并深怀敬意。他在右江根据地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总结井冈山经验教训,首次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20]252-253,决议案第一部分后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的报告中全面总结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20]256,后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力足够的势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21]46。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头脑的无比清醒和理论上的坚如磐石来源于实践的历练,来源于真理的力量,他的积极思考和实践检验都是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补充。

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期间,师部和冀豫晋省委通过讨论邓小平提出的根据地创建的武装、政权、群众三大问题提高了认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得到发展。1942年5月,邓小平在晋豫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中,针对根据地的困难,再次重申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加强政权建设和改造,深入群众,团结调动一切力量等措施,晋豫(中条山)根据地在发展中不断走向巩固。1943年1月,在太行分局召开的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回顾了华北五年来对敌斗争,概括了包括军事、根据地、党的建设的十条具体经验,总结细化了自己关于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思考,对于坚持和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

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学习邓小平“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品质,“他先后在上海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22],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探索和贡献。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以一生的不懈追求和生动实践始终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和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接受坚持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系统归纳和总结邓小平同志关于武装割据问题的思考历程,其出发点和意义也正在于学习继承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