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一般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话语转型与创新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9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话语转型研究”(SZ1910)
作者简介:张 柯(1992-),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E-mail:zhangke@xauat.edu.c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 of Arch.&Tech., Xi'an 710055, China)
college counselors; specialization; vocational; alienation; values
DOI: 10.15986/j.1008-7192.2020.03.002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理论和实践两种发展方向进行取舍与割裂的异化现象。对该问题的合理解决,首先需要探讨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之调和前提,并对二者各自的作用进行考察,继而从范式、场域、中介、语言等方面对双重旨趣进行价值论意义上的调和,最终使双重旨趣回归到同一身份上来,使高校辅导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
It is an alienating phenomenon that, college counselors, the backbo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fronted with a long-time dilemma to choos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separate in theory or practice. To solve the problem reasonab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econdition to reconcil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urports of college counselors' work and then studies respectively the function of both. In the sense of axiology, the double-purports ought to be integ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digm, field, mediation, language, etc. to return to the same identity finally. It is aimed to render the college counselors specialized exper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nterpret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world”.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整体推进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等队伍建设。其中,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能。然而长期以来,关乎辅导员工作旨趣的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一方面,其面对大量事务性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实践在工作中的主要比重; 另一方面,这支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建设方向以及教育部43号令关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职责定位[1],又吁求着一种更高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高校辅导员的理论工作,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与其日常的、琐碎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相调和?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理论研究领域,高校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及思政课教师的关系是什么?如何从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对辅导员工作的旨趣作出说明,即在其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内洽的基础上,实现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补充与调和,质言之,理论和实践究竟何者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根本旨趣,高校辅导员应该更多地“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抑或在二者的统合中选取一个平衡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辨析和澄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论域。
高校辅导员工作主要涵盖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应然意义上,本该是相互联结、相互促进的一对概念:一方面,通过辅导员工作的实践,促进理论的思考,进而回归实践改进实践; 另一方面,通过辅导员工作的理论研究,进而更好地应用于实践,再回归到理论,不断总结提升。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往往是存在矛盾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辅导员专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专家,却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不被充分认可; 一些辅导员能够出色地做好与学生相关的各类工作,成为了大学生的“人生导师”与“知心朋友”,却往往并不被认为是辅导员工作的专家。这种现象在具体工作中逐步演化成高校辅导员的两种发展方向:到底是做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还是做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家?当越来越多的辅导员在两条道路之间进行选择时,无疑也就越来越加剧着这种异化与分歧,将辅导员工作队伍割裂成两种彼此背离的发展方向,也就进而引向一条不科学不健康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在教育部43号令[1]中,党和国家为高校辅导员提出了9个方面的工作职责,其中前8条都指涉具体工作,第9条则是“理论和实践研究”。一方面,第9条在前8条的基础上,将“研究”作为一种职责专门强调,体现了工作实际上升为工作研究的需要; 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之定语,则明确了辅导员工作理论研究之外,还应有实践研究之领域,换言之,这种说法隐蕴着一种要求:高校辅导员在其研究过程中,必须自觉将实践工作提升到研究的层次,进而不断促进其深化与发展。进一步说,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方向可以并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就辅导员工作而言,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也没有脱离理论的实践。高校辅导员的发展方向,应该在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等一个或多个领域进行研究与探索,而不是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本应统合的范畴内进行生硬的选择,最终将二者曲解为“做科研”还是“干工作”。
那么,从应然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在理论和实践两个范畴相统一的诉求下,理论旨趣和实践旨趣之于辅导员工作的统合是否可能,并何以可能?事实上,在我们谈论两种旨趣时,总是存在一个必然的前提,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136,161,由此继而引发了一个矛盾,即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所追求的决定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所必需预设的非决定论之间的冲突[3]。换言之,当辅导员自觉投向具备规范性特质、由因果律支配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时,这种决定论意义上的阐释是否能给基于非决定论意义上的能动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留下必要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反之,如果辅导员自觉投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时,那么具备极强特殊性,“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如何进而回归为一种具备工具性意义而非纯粹思辨的理论旨趣。基于此,我们以一种价值论的方法检视,即二者在辅导员工作这一主体的需求方面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的发挥奠定并助推了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进而,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前提下,二者就回归到马克思对于理论重要作用的鲜明立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
因此,在辅导员工作的本体论意义上,对理论和实践两种旨趣的机械区分,实际是对辅导员工作的一种异化和曲解。唯有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两种旨趣的作用空间“正本清源”,回答好“如何作用”的问题,才能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克服对辅导员发展方向的错误认知,进而更好地“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
长期以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存在,同时由于高校辅导员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二课堂”,使得其理论旨趣作为一个次要的角色,始终未能突显。事实上,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理论旨趣,不仅是其工作的必然,更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其根本而言,必须回应教育部43号令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本职责。既然理论旨趣的核心是解释世界,那么高校辅导员需要解释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从一个广义的视角来看,新时代的到来,为这种理论旨趣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高校辅导员工作必须围绕这一重要背景,努力成为推动党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坚实力量。
新时代之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变局的强调,蕴含着对国内国外双重背景的深刻理解。一方面,高校辅导员需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进而全面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具体到辅导员工作领域,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也必然伴生着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必须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努力为他们化解问题或指明方向。在“如何诠释”的层面,高校辅导员工作应主要聚焦三个领域:一是本着创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度、中国胸襟的中国诠释,体现鲜明的世界性品格和“天下”情怀[5],通过这种中国特色的话语传递,为学生创制一个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维结构; 二是以一种范导性的道德框架对学生提出要求,不仅辅导员自身要深入践履并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要通过理论的说服力,促使大学生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进而成为其道德准则; 三是深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方式,以更加细微的视角开展工作,真正在贴近大学生的过程中提高大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而实现新时代和新思想的入脑入心。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通常以人们的精神生活面为表现,并成为社会的有机系统中重要的组成要素。要言之,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层执行者,意识形态性就自然成为其工作理论旨趣中隐蕴的必然。从广义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形态”极其丰富,甚至在哈贝马斯那里,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辅导员工作的场域、中介、语言等要素,均可以承载党的意识形态,进而可以认为,辅导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并强化着意识形态。因此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好保障就成为必然:一方面,要突出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文化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科学化表述,弱化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性,但起到了意识形态某些无法具备的功能”[6],因此,高校辅导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和灌输就需要以文化为载体,并且在这种文化系统“外衣”的包裹下,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的传递。另一方面,要突出意识形态的学理性。作为与大学生直接接触的群体,关涉他们的政治问题,高校辅导员如果不从第一道关口做出回应,就往往容易使学生陷入怀疑,甚至为他人所掌握。因此,要以透彻的说理为学生从学理层面讲清楚党的执政的正当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
高校辅导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对二者关系的澄明,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一般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集中在“第一课堂”,通过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以真理的力量使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则主要集中在“第二课堂”,由于其理论旨趣长期并不被重视,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似乎与辅导员并无关联。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结合如何体现上,我们认为,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同时上好“课内”与“课外”两门思政课,这一过程应包含两个方面:1)从课堂教学内部来看,由于高校辅导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定位所导致的经验积累的不同,高校辅导员能够更好地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理论的灌输过程,因而可以充分参与到“第一课堂”本身,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模式,即高校辅导员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大班授课”过程中呈现的难点或争论点,组织学生开展“小班讨论”,这样能够较好地发挥“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到生活逻辑”贯穿的优势,推动“政理、学理和事理”的融合,也为整合两支队伍建设,实现‘同向同行”的理念实现了积极示范[7]。2)从课堂教学外部来看,高校辅导员要继续发挥其长期的优势,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推进的进程中,努力带领学生在“第二课堂”的范围内,深化并回应“第一课堂”中未能及时或深入解决的问题,进而切实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好补充,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也能使高校辅导员工作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更充分地发挥其理论旨趣。
作为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一种主流认识,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始终在多年的队伍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与改进。教育部43号令把高校辅导员定位为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1],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这三个名词均是侧重于实践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在实践的范畴内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实践旨趣进行学理分析。
出于职业定位的特殊性,一方面,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身份下,成为德育大学生德育的“老师”;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与学生的接触,也同样成为大学生的“朋友”。从“老师与朋友”到“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追求与目标,然而,从现实角度看,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存在诸多困境。首先,辅导员大都是从高校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与大学生并没有较大的年龄和代际差异,因此自身存在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的冲突,这就构成了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旨趣中职业身份的第一重困境。其次,当辅导员顺利实现了自身的身份调整,并顺利转变为一个合格的“老师与朋友”时,尽管“朋友”的角度可以尽心做好,并逐渐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然而辅导员此时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算成一位“成功的教育者”,或者说,尽管其在理想信念和传道授业方面是一个具备一定经验的人,但仍然很难作为一个社会普遍价值所能承认的“成功者”,因此在其“老师”向“人生导师”的身份转变上,存在力不从心的现象,这是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旨趣中职业身份的第二重困境。最后,出于多年的工作积累,当辅导员按照《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规定成为一名具备高级职业等级的辅导员并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时,其在实然层面已经具备“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主客观条件,然而又面临职业倦怠、职业分流、提拔转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构成了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旨趣中职业身份的第三重困境。
三重困境的存在及发展,为辅导员在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道路上设置了较大的障碍。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克服,实际上就是对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的回应与解答。这一过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职业发展初期,需要主要完成身份的转变,因此此时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从学生的身份转变为学生的“朋友”; 第二阶段,在职业发展中期,出于实践经验的积累,要通过对学生思想、认识、成长规律的把握,努力完成“朋友”到“知心朋友”的转变,成为一个学生普遍信服,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教育者; 第三阶段,在职业发展后期,具备较多经验并成为辅导员工作某些领域专家的基础上,要顺应自身能力的提升,从学生的“知心朋友”转变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同时努力克服自身的职业倦怠和职业障碍,回归辅导员工作之初心,进而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指导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好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道路。
高校辅导员工作作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工作,应当自觉把实践作为开展教育的重要领地。在实践的视野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必然面临着辅导员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检审,因而对辅导员队伍职业能力的提高,成了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旨趣之重要方面。当前,尽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辅导员队伍仍然面临“育人工作强度与职业认可的矛盾”“职业群体规模与高层次专业人才的矛盾”“教育发展专业化需求与实际工作综合性、复杂性的矛盾”等多重矛盾[8],需要从政策制定和个人提高两个层面予以回应和解决。一方面,高校学生工作部门乃至党委要紧紧围绕教育部43号令关于辅导员工作的9项基本职责,制定适应新时代辅导员发展和队伍建设的政策,提升队伍整体的实践能力与实践水平:一是要做好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即从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着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政治可靠的工作力量; 二是在具体政策上,必须充分支持高校辅导员的自身发展,尤其是将他们从细小琐碎的行政工作解脱出来,促进他们回归工作本分,在更好的环境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三是打造好一支能打胜仗的辅导员工作团队,通过团队的力量实现传帮带,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每位辅导员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高校辅导员要主动顺应党和国家乃至高校对自身发展的要求,通过自身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提升推动工作的科学发展:一是努力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从为党和国家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高度努力工作,提升自我; 二是通过长期的、传承的的实践提升,将“经验主义”逐渐转变为更为知性、科学、高效的工作方法; 三是注重自身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提升在大学生中的运用,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他们种下实践的种子,进而在更广阔的天地实现价值、大有作为。
由上所述,我们一方面提出了价值论意义上高校辅导员工作双重旨趣调和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旨趣分别进行了探讨,即回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高校辅导员工作而言,之所以存在两种发展道路之分歧这一本不该存在的问题,恰恰来自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误读。从表面上看,“改变世界”是对“解释世界”的批判,继而使人误认为理论是没有用处的; 然而,“改变世界”恰恰需要以“解释世界”为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哲学家们”的批判不是因为他们“解释世界”,而是因为他们始终诉诸“我思”的哲学-形而上学框架,始终封闭在意识的内在性中,仅仅在“解释世界”之中考虑抽象地“改变世界”,而未能真正踏足感性世界的实践领域。继而,我们需要回答“如何可能”,进一步明确价值论意义上调和结构的诸要素。
在我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决定了社会哲学范式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手段,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凝聚广大社会成员的力量而服务,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高校辅导员工作需要以教化广大学生投身社会建设为主要目标,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当前,新时代的到来为不同范式的存在提供了丰厚土壤和发展空间,人学、科学实践、文化学、网络新媒体研究等范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舞台渐次登场,这些范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起到启发、指引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哪一个范式能够起到支配、主导的核心作用[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一种特定的范式对高校辅导员双重旨趣进行调和?事实上,范式决定了研究的框架和出发点,同样也决定了工作的内容和落脚点,一种核心范式的存在尽管能代表学科研究内涵的高度集中,然而,当多种范式出现在同一学科领域,也有利于扩展其研究的外延。因此,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博取众长,充分借鉴不同范式的特点,继而实现对双重旨趣的价值论意义统合。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社会哲学范式和人学范式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要不断吸收科学实践、文化学、网络新媒体研究等新范式在研究范畴中的有益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在多种范式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对高校辅导员工作双重旨趣调和之必然前提——范式作进一步探讨。在高校辅导员工作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方面:一是提倡社会发展和以生为本的有机统一,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继而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实现个人梦想;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的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人的价值结构中,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三是努力将研究的外延转变为内涵,通过引入文化、网络等因素,拓展辅导员工作的理论视野,继而更好地服务解释世界本身。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方面:一是紧紧围绕“现实的人”,顺应大学生的代际特点,回应大学生的本质诉求,解决大学生的突出矛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解决思想问题; 二是推动“宏大叙事”进入“生活世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念具象化,表现为大学生触手可及的小事加以教育和引导; 三是充分运用以文化人、网络育人等手段,推动高校辅导员工作实实在在贴近学生。在此基础上,几种研究范式的合理借鉴必须回答,高校辅导员工作如何能在理论“掌握群众”的基础上落实落地落细,回归到“大学生”这一主体。一方面,理论研究要注重向实践的转化,不能集中于“抽象的人”,而应当致力于解决“现实的人”的具体的问题; 另一方面,实践也必须回应理论的指导,努力克服二者割裂的问题,以更好地促进理论的不断扬弃与更新。
作为高校辅导员开展工作的领地,场域是双重旨趣调和的栖身之所,甚至可以说,如果缺乏了场域,不仅双重旨趣的调和无法成为可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难以实现。传统意义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场域主要集中于“第二课堂”,即在高校教学工作之外,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育人等手段,对学生进行价值的培育和引导。那么,高校辅导员是否可以在“第二课堂”之外的“第一课堂”和“第三课堂”(网络)发挥其可能的作用?事实上,随着高校辅导员的队伍日益壮大,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有序推进,高校辅导员工作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必要从“第二课堂”进入更加宽阔的场域,深化其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
首先,对于高校辅导员工作在“第一课堂”场域的作用,上文已做出说明。高校辅导员必须努力融入“第一课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共同配合,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相关内容的传递。其次,在“第二课堂”,高校辅导员必须发挥其自身工作的便利,基于实践育人的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引领和实际问题的解答。再次,在“第三课堂”,高校辅导员要努力抢占阵地,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发声,解决他们问题的同时继而促使他们成为教育的新节点,通过辅导员和大学生同步发声、接续发声、传递发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实现提供条件。进而,高校辅导员双重旨趣的价值论意义调和需要以下两个必备条件:一是注重“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相互融入,在课堂教学外为大学生预留下充分的思考、讨论和实践空间,既要及时为其释疑解惑,又要不断激发他们自行思考和创造的意识,通过在理论中深入实践和在实践中探求理论,继而提高思想认识,提升实践能力; 二是在“第三课堂”的场域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将问题带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鼓励其大胆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互联网上通过辩论、探讨等模式,将真理越辩越明,使大学生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个人困惑通过自己切身参与的交流探讨与实践过程得到解决。
关联着辅导员与大学生双方的各种中介的合理运用,既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得到加强,同样也在一定意义上对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中介,既包含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教学、管理的各类载体,也蕴含着辅导员和大学生的价值、偏好、情感等诸多认知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依据其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表现形式分为载体中介和认知中介两类。其中,载体中介主要通过课堂、网络、活动等客观方式为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能,保证高校辅导员工作所承载的内容的顺利传递; 认知中介则基于双方的价值、思维、情感等主观方面,通过运用一系列方法,达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共识,继而形成一种交往实践结构,并实现教育目标。因此,认知中介较之于载体中介,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大学生对一个命题的认同与否,继而判别工作是否是有效的。
既然诸多中介存在于辅导员工作的范畴中,并通过辅导员作用于大学生,同时从大学生出发对辅导员产生不同的反作用以进一步促使辅导员不断对其工作方法、手段、内容进行调节,那么中介对理论旨趣和实践旨趣的价值论意义上之调和如何体现?一方面,载体中介作为教育内容的承载者,可以在辅导员到大学生的传递过程中,将各类有效的信息进行“包装”“美化”和“加工”,以形成大学生更易于接受的知识内容。在“包装”“美化”和“加工”的过程中,载体中介因其灵活性,既可以承载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知识理论,也可以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将理论旨趣和实践旨趣各自的作用在中介自身的作用过程中同步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认知中介主要关涉辅导员和大学生双方的主观认知,并以促进双方达成共识为目标。在辅导员工作范畴内,辅导员和大学生构成了一组交往实践关系,其中高校辅导员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并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意志,因此第一个环节首先为高校辅导员充分掌握并吸收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 之后,高校辅导员利用认知中介,通过情感共鸣、价值引领、投其所好,促进大学生对预设知识体系的吸收与了解; 最后,实现教育目标的大学生在内化于心的基础上,由于认知中介的效用,其对于教育内容具备一定喜爱或认同,继而会主动将自身的知识外化于他人,实现认知中介在新的关系中的作用。在这三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主要是理论旨趣的体现,第二个环节同时体现了双重旨趣,而第三个环节则是理论旨趣向实践旨趣的转化。
作为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161,语言始终是沟通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一条重要线索。广义上看,语言本身也可以算作一种沟通高校辅导员工作双方的中介,然而出于其特殊性,我们将专门进行探讨。按照语言哲学的观点,一方面,语言具备指称功能,即在观念上区别和归类各类事物,简化世界,同时以记录的方式促使事物走向普遍性[10]。因此,当辅导员与学生谈论信仰时,他并不需要精细地描述信仰的样貌和形态,但是通过合理的沟通,可以使学生不仅理解信仰这一抽象事物的简化实质,还可以实现自身信仰的塑造和提升。另一方面,语言具备意向功能,主体意识通过“意向性”与“外界对象”相联系,因此并不存在“赤裸裸”的意识,其必须指向某个对象[11]274,进一步说,当辅导员与学生谈论某一事物时,其不仅能表达了语言直接指向的事物,还可以在语言中嫁接想要表达的深层事物,并将语言的论域引向其意向性指向的空间,例如,当辅导员与学生谈论雷锋时,表面意义上是在为学生讲解雷锋同志的崇高品质和伟大人格,从深层来看,通过语言的合理表达,则是在促使大学生学习雷锋同志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进而理解到雷锋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质言之,在语言的众多功能中,指称和意向两种重要功能在高校辅导员在与学生的沟通中,赋予并强化着其所要表明和引申的意义,进而为高校辅导员工作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意义空间。
因此,当“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同步出现在辅导员工作中时,语言的两种重要功能也通过双重旨趣体现出对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实施的决定性作用。从语言的指称功能来看,其为理论的宣传、灌输、教化提供了更便捷畅通的渠道。由于这种功能的存在,辅导员可以用更为鲜活、生动的语言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培育,将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转化为大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生活话语、朋辈话语,同时并不影响大学生对语言所承载内容的政治性、学术性问题之核心的理解; 从语言的意向功能来看,其为实践的开展、深化、提升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由此辅导员可以更好地对其语言进行加工,在表达事物本身的同时,更为主动地指向并引导学生认识存在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与内涵,在与大学生开展的各类实践活动中激发他们进一步“改变世界”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由此,在语言所产生的意义空间中,双重旨趣因两种语言功能的存在实现了各自在语言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了语言的传递与表达。需要额外指出的一点是,由于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其也必然面对二重性的语言表达矛盾:一方面,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用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等为自身语言提供支撑、创造资源,因此必须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专业表达要求的框架中进行语言的创设; 另一方面,这么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辅导员工作设置了诸多规则与条框,进而限制了其使用语言作用于实践的自主性与批判性。因此,在语言的意义空间中,高校辅导员还必须把握好政治性、原则性和创新性、批判性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推动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由上所述,在价值论意义上,高校辅导员“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既共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又在彼此的领域里不断开辟并助推着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必须自觉将双重旨趣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既要做理论的解释者、传播者,又要做实践的引路人、开拓人,继而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家,更好地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