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20年度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校级重点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研究”(ZD2020002);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发展动向及其引导机制研究”(20YJC710051)
作者简介:贾 月(1990-),女,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E-mail:823509874@qq.com
(He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450000, China)
values of goodwill; cultivation; four dimensions; cultural approach
DOI: 10.15986/j.1008-7192.2020.03.003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在调节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基础而又重要的作用。文化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维度,为友善价值观培育提供了基本环境、重要载体和主要内容。以文化培育友善价值观,需要从友善物质文化、友善文化符号、友善制度文化、友善环境营造四个维度推进:促进友善文化设施和慈善机构建设,铸牢友善物质文化之基; 打造友善文化符号,彰显友善精神文化之魂; 完善友善制度文化,激励善言善行; 与善同行,在行为文化中渗透友善价值观。
Goodwill, on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social lif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cultivate values of goodwill, for it provides the basic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t carrier and the main content. In this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push forwar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oodwill in four dimensions like material culture, cultural symbols,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to foster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goodwill, create cultural symbols of good will to highlight its spirit,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goodwill to encourage good words and deeds, and infiltrate values of goodwill into behavior culture to go along with goodwill.
友善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友善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表现为其对友善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它由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评价、心理等组成,并由行为来体现和检验,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它不是仅仅通过知识性的学习就可以得来的,而是要在具体的空间维度下展开,即具有情境性和潜移默化性,以文化来培育人们的友善价值观能够切实优化效果。
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4022。文化本身包含了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许多文化现象、文化活动、文化商品本身蕴含着、折射着价值的内涵,一旦这种文化被受众接受,其蕴含的价值内涵也就成为受众价值观的重要来源”[2]。因此,文化是价值观形成发展的源泉和培养液。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人们的友善行为从实践上升为理论,从具体变得抽象,从个体意义上升到社会意义,从个人私德上升为社会责任,最终形成纷繁复杂的友善文化圈,共同构成了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基本环境、重要载体、主要内容等要素。第一,文化为友善价值观的产生提供场域。从友善价值观提纯、升华的过程来看,友善行为的产生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和环境中。第二,文化为友善价值观提供根基。当友善价值观脱离了一定的文化根基,或者文化资源过于贫乏,它就不能得到有力的阐释和合理论证,极易被来自内外部的文化冲突、断裂、转型所吞噬,没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友善是虚假的、易废除的、流变的,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先进和落后文化的较量中,“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3]148。第三,文化构成了友善价值观传承与传播的载体,为友善价值观培育提供了丰富素材。社会中许多友善观念融于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音乐、礼仪、电影、甚至建筑等文化形式之中。因此,文化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进路,通过探索友善物质文化、友善文化符号、友善制度文化、友善实践理念四个维度,将友善内涵和理念与鲜活的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提升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
任何时代都需要道德先行者,但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大多数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才会激发更高层次的需求。同样,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友善物质文化的建设是基础。
铸牢友善物质文化之基,需要加强友善文化设施建设,体现人文精神。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世界文明进步,无非以向时少数人独享者,普及于人人而已。即就建筑布置而论,最讲究者,为学堂、博物馆、公园,皆为人人可至之地,亦一证也。”[4]301强调文明进步的标志在于文化载体从少数人享用走向普及。文化设施主要包括以下六类:文化教育类,如学校、图书馆、科技馆等; 展览观赏类,如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等; 文化演艺类,如演艺团体、话剧院等; 广播电视类,如电台、电视台等; 休闲娱乐类,如公园、广场、体育场等; 历史文化类等。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精神生活成为人们普遍迫切的追求,各种文化设施与人们的需求紧密相连,在这些设施的建设中凸显友善价值观,有利于激发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丰富精神生活的内容,提升精神生活的层次。最重要的就是将友善价值观作为一种理念,贯穿于社会文化设施建设的始终。首先,将友善价值观的内容和理念镶嵌入各项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中,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味友善之美,如:建设和谐文化广场,打造以善为核心最美乡村。其次,将友善价值观的内容和理念呈现于各种观光、旅游项目中,让人们在休闲中感受友善之魅。再次,将友善价值观的内容和理念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让青少年从小感悟做一个善良的人,践行友善价值观。最后,将友善价值观的内容和理念贯穿于网络和媒体中,尤其是根据当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实际,利用好各种电视和新媒体,如电视、微信、微博、小视频、公众号等,讲好中国的友善故事,传递好向善的声音,使友善立体化、形象化、可视化,如:自媒体公众号对于社会中真实的友善现象的传递和报道,创办社会道德文明类节目,创作并传播彰显友善理念的歌曲、电影、话剧等。
铸牢友善物质文化之基,尤其要注重搭建社会慈善机构,引导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慈善包括捐钱、捐物,无条件对他人的同情和帮助等,其核心价值在于利他。慈善与友善价值观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价值彰显,是友善价值观的重要一维。社会慈善机构主要包括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公益基金组织、社区互助组织等机构,它们致力于扶贫与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教育、卫生,提高妇女、儿童、残疾人、老人的地位和生存状态等,倡导公民互助友善,从受助到自助,再互助,再助人,从而推动社会文明和谐。有调查显示,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人们参与公益慈善的积极性不够高。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首要的还是要破除行政化思维管理模式,调动民间组织的力量,结合各地域自身特色,增加社会慈善机构的数量、提升慈善机构的质量,促进慈善机构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增强慈善组织活力和实力,切实壮大慈善力量,践行友善价值观。
打造友善文化符号,表达丰富的友善内涵和理念是强化友善价值观渗透力的重要方式。卡西尔认为:“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正是符号,人的创造力才得到最大的发挥,艺术、语言、宗教、哲学、历史、艺术等等文化形式才得以产生; 正是符号,才使人与动物同处于一个物理世界,而又能拥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5]41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也认为,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二者的结合即为意指。“能指(signifier)即表达其他事物的事物; 所指(signified)即能指所表达的事物的意义”[6],二者有所不同。从内容上看,能指是符号表达的形象,所指是代表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能指简明形象、辨识度较高,所指寓意深刻、内涵丰富; 从结构上看,能指是表达面、表层面,所指是内容面、内里面; 从功能上看,能指常常作为一种中介体和载体,所指往往代表人们对某事物的主观认识。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行为和过程是“意指”(signification),最终产生了符号这种产物。凡是没有符号化的文化现象,都是偶然的、分散的、肤浅的,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纷繁复杂,面对难以把握的未来,价值准则的失落,物质财富的不均衡,人们生活在其中是受压抑和易失衡的,有必要将杂乱的文化现象符号化。友善文化符号即以“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所指,以建筑、人物、影像、图画、音乐、风俗、谚语、礼仪、行为等文化形式为能指,且二者相互结合的行为和过程的产物。文化符号是公共认同的文化意识,同时,文化符号的形成也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播,提升文化影响力。通过凝练和宣传友善文化符号,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如:李家大院“善”的内涵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态度, “最美……”现象承载着中国好人形象,“美丽中国”表达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等。需要看到,当前我国友善文化符号的打造存在一些不足,如打造友善文化符号的意识较为淡薄、友善文化资源挖掘不充分、叙事方式老旧、宣传力度有限等,因此,打造友善文化符号,彰显友善精神文化之魂在培育友善价值观中具有重大意义。
打造友善文化符号要坚持四个原则:第一,真实性原则,取材真实是有效传播的前提基础。尤其在新媒体时代,“把关人”时代一去不复返,任何信息都可能被网友“人肉”、“起底”,只有真实的素材才能经得起考验,否则只会招致吐槽、批判和疏离,起到负作用。第二,实践性原则,体现时代特点、符合实践要求是文化符号的生命所在。当前我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只有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友善文化符号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友善文化符号的打造,一定要来源于生动的实践。第三,历史性和发展性原则。既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精髓,又要注重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发展和转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悠悠历史上产生了无数的友善文化符号,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人面对一些曾经发挥灵魂指引作用的文化符号,不禁发出所谓的时代之问,如雷锋精神在今天是否已经过时了?这种“过时论”忽视了雷锋精神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发展性,将其看作片面的、僵化的文化符号,需要我们加以澄清和摒弃,在坚持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第四,吸引力原则,人民喜闻乐见是文化符号广泛传播的有力保障。意义世界总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让人们目不暇接,由于人们总是对自己需要的事物感兴趣,在打造友善文化符号的时候,有必要密切联系人们的生活,将友善价值观落细、落实。
打造友善文化符号,需要将其要素层层解剖分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友善文化符号具有多种类型。由于友善文化符号的主要来源为传承和创造,同时,为了便于研究,我们从时间维度,将友善文化符号划分为历史的文化符号和当代的文化符号,这两大类友善文化符号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形成、发展方式,笔者将有重点地分析其基本要素,即能指、所指,有针对性地打造友善文化符号。对于历史的友善文化符号重在传承和发展,我们要更加注重对于传承文化价值、释义新内涵、运用符合时代特点的叙事方式。在传承历史友善文化符号时,一般能指的变化较小,重点要关注所指方面。一方面要将传统友善文化符号“所指”方面的内涵加以时代化、丰富化; 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特点,重新编排叙事方式,使其符合受众的要求。当代的友善文化符号重在创造和凝练,在能指和所指方面都需要给予关注。第一,在能指方面,要注重其生活性、层次性、时代性、形象化,以贴切的生活感打通情感通道,以夺目、生动的形象增强吸引力。如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表情包”“小视频”等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在提升友善文化吸引力方面有着极大意义。第二,在所指方面,要注重所指的正面性、先进性和意识形态性,以正面引导、正面教育为主,积极宣扬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和先进文化,区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友善价值观。第三,在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方面,要兼顾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采取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表达中国友善内涵、同时符合大众审美品位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最终,能指和所指各自的创新,推动了意指,即友善文化符号的发展。
媒体是友善文化符号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当前社会,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成为人们业余时间的主要生活场域,甚至构成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通过媒体对受众传递友善文化,需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注重主流文化、正面文化的引领作用。针对现代部分媒体为“博眼球”而剑走偏锋,对大量负面消息进行报道等的倾向,更要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以主流文化、正面文化引领媒体发展是优化媒体环境的方向保证。第二,要合理对待媒体的娱乐功能,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友善文化产品,将娱乐性和思想性有机结合。如:通过电视剧《最美的青春》阐释了“塞罕坝精神”,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第三,要看到不同层次的友善文化有不同的说服力,适用于不同的受众,要提升媒体传递的针对性。如: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而言,哲学话语会比较有说服力; 但对于普通民众,可能诗歌、故事等更有说服力; 对于更加基层的民众,谚语、俗语、地方戏曲可能说服力更强。第四,针对当前媒体出现的失实报道、肤浅化、低俗化等现象,还要处理好真、善、美的关系。求真,即追求事实真相,公平正义评价事态,反对利用人们猎奇心态,为博取眼球故作丑态、故意炒作的行为; 求善,即在事件引导中体现向善的信念,反对以恶博出位的现象; 求美,即提升审美品位,反对以丑为美、黑白颠倒的状态,从而提高友善行为判断能力和实施能力。
制度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制度文化既包括各种成文的、条例化的和不成文的制度,还包括人们对待制度的方式和态度。“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7]10,而制度文化是联系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桥梁,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将友善价值观融入各项制度建设中,可以促使人们在“感知-认可-内化-外化”这一过程中践履亲社会行为; 可以通过正刺激和负刺激,反复强化亲社会行为,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 当前社会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不友善的潜规则依然存在,通过制度约束和禁止潜规则,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良好效果,所以要重视制度文化在友善价值观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友善制度文化,需要从理念树立、原则遵循、外在力量、内在动力等方面着手。
第一,要有大爱的精神理念贯穿其中。友善制度文化在价值上追求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爱是人类普通存在的人道精神,而大爱是爱人之爱,是对人深远的爱,是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爱。具体到大爱精神,则是人们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高度负责与无私奉献精神”[8],是友善价值观的灵魂所在,因为有爱,所以善良。传统思维常常将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认为在科层制管理下,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这保证了社会机体的有序运转,但也常常见到“友善止于规则”的现象,即在规则面前,人们往往容易露出冷酷甚至凶恶的面目,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规则的设计和落实中贯彻友善价值观,如法律必须体现道德和人性的尊严,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找到平衡。
第二,要注重友善制度文化的层次性,将先进性与广泛性、强制性与非强制性良好结合。制度文化包括各种制度和人们对待制度的方式和态度,法律、规章、道德、风俗、潜规则等制度在强制性和适用范围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各有所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个体化社会下,传统价值消解,价值的生成性和个性化特征凸显,将友善的道德、风俗等不成文的制度提升到成文的规章、甚至是法律的层面是有必要的。比如,青少年暴力事件等校园邪恶事件和人们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等亟待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冷漠现象有待上升到规章的层面加以引导。
第三,要有较强的执行力作为友善制度文化的支撑和保障。友善的制度不执行,就会成为天花乱坠的装饰品; 友善的制度若不能公正地执行,反而会制造不平等和摩擦,诱发反社会行为。尤其在个体化特征凸显的社会现实中,身处陌生人周围,除了法律之外,普通人无所依靠,所以当法律和制度不健全,或法律、制度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无法找到其权利和尊严实现的途径,人们就会变得偏激,甚至出现仇恨和报复社会的事件。
第四,要建立配套的激励和惩处机制,调动内在动力。动机诱发行为,友善的制度文化要发挥作用,必须深入到个体的微观心理层面。人们实施善行善言有三种动机:一是纯粹的人格追求,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二是理性的功利主义,如“好人有好报”; 三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如“朋友就是互相利用”。这几种动机具有层次性,我们提倡第一种和第二种,至于第三种,从本质上讲不能算作真正的善。因此,在建立配套的激励和惩处机制时要注重正确的价值导向性。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强调施与和付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受助者的期待和要求,社会现实也常常出现“好人流血又流泪”、骗取同情等令人或扼腕叹息、或愤恨的现象,这些现象无不是对社会同情心的消费和亵渎,会削弱善言善行的动力,挤压着友善空间,导致人性的堕落。通过建立激励和惩处机制,能够有效保持友善价值观的动力,促进良性循环。
行为是人们的客观活动,友善行为文化的生成也必然具有活动性和生活性。“行为是行为主体本能地回应内部或外部的某种刺激的活动和自觉地为了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它是人们通过内在的生理和心理作用产生的本能和自觉的外显性活动,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9]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使人们形成了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心里特质; 改革开放极大刺激了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带来了功利行为、娱乐行为和浮躁心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除了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不想去发掘自己的能力; 他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即使他满意,即使是精神生活也必须服务于他的短暂快乐”[10]111。人们的行为开始变得功利化、娱乐化、自我化、浮躁化,“德福相悖”似乎已经成为当今一种较有影响力的灰色文化,为了自己短期的利益,不断降低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做出不友善行为。
行为文化“是人类长期、丰富、文化行为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具有外显性文化形态的总和”[11],包括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环境三个要素[12],在不同的行为背景下,由于人们担任不同的角色和责任,又有着多种多样的行为文化,如:根据领域可以划分为校园行为文化、军营行为文化、网络行为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医院行为文化等; 依据主体可以划分为教师行为文化、学生行为文化、干部行为文化、工人行为文化等; 根据性质可以划分为政治行为文化、道德行为文化、生活行为文化、学习行为文化等。可见,行为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笔者尝试从宏观视角,从价值取向引导、生存方式导向、行为环境建设等三方面探索友善行为文化的建设。
坚持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导向是建设友善行为文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益取向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内在地、稳定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当前个体化社会下,个别人崇尚利益上的个人主义,却忽视了道德上的个人主义,即更加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将道德成本和道德风险也列入收支计划内,面对弱者,毫无同情之心和助人之行。马克思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13]674 只有将人们的利益捆扎在一起,构建利益共同体才能形成友善行为的动力。事实上,人们确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时间长河中,人的一生总是坎坷起伏,总有渴望帮助和温情的时候; 在三维空间里,每个人或其亲人总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虚拟网络空间中,没有人愿意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 身处愈发遭到破坏的生态下,空气和水与每个人休戚相关,也使得人们的命运联系的愈发紧密。共同的苦难和危机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凝聚力,要善于抓住契机,尤其在道德冷漠、雾霾污染等现实面前,加强人们对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塑。
引导人们树立重“存在”的生存方式是建设友善行为文化的生动阐释和检验标准。埃里希.弗洛姆对人的两种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进行分析,指出前者是当代许多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可描述性、排他性等特点。由于物质生产总是滞后于人们欲求的满足,社会常常充满了竞争、阻抗和不安全感。重“存在”的生存方式“源于人渴望通过与他人的联合来克服自身孤独感的内在需求”[14]93,人们要放弃自我中心和自私心理,更加重视内在体验,只有在这种生存方式下,人们才能更具安全感和乐于奉献。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身上常常同时伴有两种生存的可能性,然而哪种可能性占上风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因素,因此要重视行为环境对人的引导和约束。
构建良好的行为环境是建设友善行为文化的有力保障。行为环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主要包括社会友善环境、网络友善环境、校园友善环境等不同领域的文化环境建设。以上述三个领域为例,构建社会友善环境,可以将活动作为抓手,如:开展“我爱我”宣传活动和死亡体验活动,引导人们善待自己; 全力支持各种志愿服务活动,鼓励人们关怀他人; 开展“好故事”系列活动,推动人们体悟人间温情; 开展生态建设系列活动,激励人们善待自然,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友善环境,需要意见领袖发声,进行正面引导,同时还需要“网络”关怀,杜绝“键盘侠”“吃瓜群众”等有意中伤他人和冷漠的现象。构建校园友善环境,需要教师、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学生骨干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身体力行友善价值观,营造良好环境。
总之,友善文化是一个文化圈,其中物质文化是表层文化,精神文化是深层文化,制度文化是中层文化,行为文化是贯穿于各层次文化的抓手和重要体现,它既是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动诠释,又是对制度文化的检验。在现实生活中,四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通过建设友善文化设施和慈善机构、打造友善文化符号、完善友善制度文化、营造友善文化环境等多重进路,能够有效促进友善价值观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