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并非一个平和的作家。他的写作带有强烈目的性,写作与世俗认可、外在权力紧密相连,造成他写作的某种焦虑状态,而这种焦虑最为持久和深刻的表现是“未完成”与“完成”之间的摇摆。路遥始终担忧自己的作品会成为“半成品”,对不完整的恐惧乃至苛求,成为路遥持续创作的动力所在。作为路遥黄金创作时期的80年代,是一个知识氛围高涨、知识分子备受尊崇的年代。这一时期,人人都怀揣创作激情,人人也都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接连获得文学大奖、名气十足的路遥,却陷入对自我的怀疑、担忧和否定当中,这和路遥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关,他“常常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痛苦埋藏在心里,忧患装在脑里,因此他常常显得寂寞、孤独”^[1]77。这种强烈的自卑感并没有让路遥知难而退,相反,他由此生发出极强极高的心性,竭力逃脱“未完成”的危机状态。一系列问题便由此而来,路遥表面上的从“未完成”到“完成”,是否真的如他自己的期愿?以及,路遥心心念念的“未完成”和“完成”是否与历史具有某种同构性?80年代面临着一系列匆忙而仓促的“补课”,从而提出了文学的“未完成”、知识分子的“未完成”等一系列问题,是否真的合乎时代进步都已经一一“完成”?

80年代初,青年待业就业、农村青年出路、爱情婚姻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热点^①。对处于历史过渡阶段的青年来说,如何找准自己人生的位置,如何走好人生的道路,是他们迫切关注的焦点话题; 而80年代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如“潘晓”讨论、学习张海迪、张华救老农、青年与现代生活方式等热潮或讨论,基本上都在围绕人生未尽的难题进行。其中,“潘晓”讨论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这次所提出的“人生意义”“人生道路越走越窄”“自我与他人”等讨论,不仅引导青年重新思考认识人生,也重新唤起了青年对生活的热情。“潘晓”来信讲述了青年人的苦闷和希望,他给了青年人讲真话、说心里话的机会,在无形中拉近了与青年之间的距离,让青年找回到属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但当青年终于敞开心扉诉说时,无论是因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个人主义的渲染,还是大肆吹捧“潘晓”的趋向,抑或是暴露错误思想、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过多,“潘晓”讨论被人为地划上了一个休止符。然而,由此引发的对人生之路的疑问和思考是没有完成,仍在继续的。

《人生》恰好在此历史阶段适时出现,小说中提及到的高加林爱情、工作及城乡过渡等问题,几乎关涉到了彼时青年关心的所有未完的痛处,其“所传达的情感是和群众相通的”^[2]。于是,1982年5月,当《收获》杂志以首篇重点形式,一经推出和发表《人生》,便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1982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人生》,仅两年印数就高达二十五万余册; 此后《人生》被陆续翻拍成评剧、电影,改编成连环画,这些举措更是进一步打开了路遥的知名度。一时间,路遥风靡文坛,《文摘报》《文艺报》《文论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报纸发表评论文章; 路遥在当时更是被青年读者看成人生路上的“导师”,青年读者纷纷去信解惑求教,路遥为此专门采用写文章、答记者问的方式,在《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学报》上解答青年读者的疑难^[3]387。此时的《人生》,已经超越文本层面,有了社会学的意义,《人生》的影响由文本内部扩展到文本外部,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事件”。路遥由作家身份上升为“青年导师”形象,高加林也由单纯的人物形象变为社会中的“典型代表”。

翻阅80年代有关《人生》的讨论,其多从人物入手,将高加林看成是奋斗者和改革者的新人/警钟式形象^②; 也就是说,对《人生》的肯定,对高加林的讨论,更多是基于形象上的巨大感染力和贴合力。高加林作为新时代青年形象的代表,突破了六七十年代青年的阶级固化模式,“压抑”及“阶级话语”被解除,“青年话语”得到恢复^[4]。特别是在《人生》电影上映后,《文汇报》更是在“来稿选登”栏目^③,专门刊发读者对《人生》的认识和评论。《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被无数读者,特别是青年代入到自身境况中去,高加林最后的结局显然不是80年代青年所希望见到的——如此无力的失败和难以挽回的败局。如同“潘晓讨论”的浮光掠影,其“作为‘深层文本'的‘青年主体重构'的任务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5]一样,《人生》的结局也是未完的。

读者对《人生》续集的呼声,其实是在寻找自己人生的位置和方向,是对自我人生价值追寻的努力和确认,更是“必须让他站起来”^[6]的尝试和努力; 而且,他在写作时也留下了一个小尾巴,最后一章也即是第二十三章,路遥在括号中注明“并非结局”四个字。杨晓帆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认为这样的结尾设计提醒我们注意路遥写作的形式问题,它体现着路遥内心深处的纠葛,路遥巧妙地把“怎么办”的精神困境变成了“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7]。这样理解的角度很巧妙,但只是就文本谈文本,辐射面以及深入面涉及得都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析,那就是无论写作定稿时,还是写作完成后的前一两年,路遥实质上都对《人生》的下部有所期待和准备。在《人生》出版之前,路遥曾专程赴北京修改,并结合编辑王维玲的意见对结尾进行颇多修改。而《人生》出版后,编辑王维玲颇为频繁地在信中催促路遥写《人生》的续集,而路遥的回信态度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最开始是怀着创作的热情,认真对待和期待着下部作品,表示要认真对待创作过程,之后就是反复的思考、疑惑和纠结,对下部作品预设了较大难度,设置了较多壁垒,最后竟又坚决否定续写的必要性,认为小说是完整的^④。这一态度变化很值得推敲。按理来说,一贯强调要站在读者立场,并以读者喜爱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路遥,应该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意见,路遥却在最后坚决拒绝了编辑和读者的殷切希望,再三强调自己不会写《人生》续集。这就让《人生》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尾巴,也让路遥心中始终横亘着这样一个“未完成”的情结。

这种“未完成”也隐含着某种愧疚,比如说对编辑王维玲续写建议的否决,让路遥心中始终不安,或许也是因为此,造成了他们两人心中结下“芥蒂”和“扣子”^[3]393。因此,“并非结局”四个字指向的并不仅仅是文本层面,更是形式层面上的。对广大读者来说,《人生》的结局还有待完善; 对编辑来说,《人生》下部的续写是必要的; 对路遥来说,《人生》这部小说也并没有真正结束。

路遥内心深处混杂着自卑与自傲极端对立的双重情绪,特别是在《人生》发表且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对立情绪不断被逼向至顶峰。为了突破此种情绪,路遥不断寻求新的目标和方向,对路遥来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取得的成就显然不能让他知足,他必奔赴另一个奋斗的山头。正由于此,路遥总是让自己“处于不平衡的状态”^[1]132,他对当下状态永远是不满足的,他“心性太高、太强,一个目标被征服,马上又有了新的目标,在精神上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1]132,时刻处在战斗的边缘,就这样,他为自己塑造出一个英勇的战斗士形象。但战斗士形象之外,当路遥“回到房间面对自己,他又是极度懦弱的,他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地方来到繁华都市,面对各种人物,生活的反差很大”^[8]。这重重反差让路遥处于深刻的矛盾中,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切实位置; 他期盼能“完成”一部完美作品,对“完成”的期待却常由于他要强的心性而遭到搁置,如此反复,焦虑便由此而来。

相比《人生》来说,《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更迅速也更干脆,没有像《人生》一样,在写作之前有长达两三年的构思,也没有写了撕掉再重写的经历。虽然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讲述了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但总体来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进程相对来说是顺利的,1985年、1986年、1987年分别完成了第1.2.三部初稿的写作。而且,路遥在写作之初就拟定了整本书的框架,在写作过程中,更是不让自己停歇半分。这和柳青《创业史》未完的遗憾有很大关系,路遥不仅在写作上深得柳青的精髓,在具体的写作、生活状态方面,柳青对路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路遥知道自己身体有病,他也一直担心会像柳青一样留下作品未完的遗憾,因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9]384。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他从未说出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弥补《人生》“未完成”的遗憾,《人生》的结尾是高加林再次被迫回到高家村,他获得的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在城市里工作、立足的机会,也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乡,包括金子一样的巧珍也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此时的高加林似乎被城市和农村都放逐掉了。至于放逐之后,高加林会选择什么,他又应该怎么选择?路遥无力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心中也存在着诸多困惑。处于80年代这样的历史脉络中,高加林无论怎样选择都有极大可能以悲剧收尾。路遥对《人生》续集的放弃,其实也是对继续深入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的放弃,是对“青年”路向选择的放弃。路遥缺乏相应的勇气和智慧。

《平凡的世界》是对“完成”的一次尝试。路遥想借此进一步探讨“青年主体”“人生意义”“城乡交叉地带”等80年代初“未完成”的话题,他不仅将这些“未完成”当作写作问题,更是将之内化为以自我为主体的青年人的出路及生活问题,带着己身之思、己身之痛,来试图回答这些未能完成的问题。《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分饰孙少平和孙少安两个角色,小说结尾,一个进了城市,一个回了农村。在这里,路遥并没有给予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巧妙地综合了两种可能性,并在小说中将两种可能都表现出来。这无疑是对生活的一种简化,也可以说是对读者的“投其所好”。而且,孙少平和孙少安结局充满无限多的可能性,特别是孙少平选择放弃金秀的爱情,毅然选择回到煤矿与师母惠英生活在一起,这种自主的返回与高加林被动的返回形成鲜明对照。这样,路遥所期求的彻底“完成”的状态也就只能是形式上的“完成”,他用严重透支体力、思想的方式,让《平凡的世界》画上了一个句号。《平凡的世界》的完成算是了结了路遥的一个心结,但这远远不够,还没有完成能够“垫进棺材的著作”。这样,一直将“完成”作为写作目标的路遥,却始终游走在“未完成”的边缘。这种“未完成”一方面是由于路遥内心深处极为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自己要求过高而导致; 另一方面则是路遥受制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自觉坚守纯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缘故,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趣味的问题,还意味着他如何与新时期诸种意识形态对话,表达他自己关于城乡关系与中西关系的认识”^[10]203。路遥始终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等等之间的“交叉地带”,“交叉地带”是发现问题的绝佳场所,但要深入解决问题、直面问题,是要求能深入其内部的,路遥显然对此有所保留。

与《人生》不一样的是,读者和编辑并没有像路遥所担忧的一样,提出续写《平凡的世界》的建议和要求。人们已然安于孙少平、孙少安的结尾,这种没有太多明亮色调的苦难叙述,被转化为了振奋人心的鼓舞力量。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后,反复提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自况:“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1]345此时的路遥,已经知道了自己可怕的疾病,但他还是拖着病身完成了最终的写作,至于内容如何、质量如何,还未待可知,这多少有点壮士扼腕的悲壮意味。在之后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一再强调写作对体力和健康的剥夺,以及自己对此的强大忍耐力。这不仅是为了塑造出“‘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11]44,更是内蕴着路遥一直横亘于内心深处的“完成”情结。然而,三卷本浩荡巨著的完成,都停留于体积的庞大,在质量上的成就显然并未能合乎路遥所愿。路遥曾打算在《平凡的世界》完成之后,写作以《生命树》和《崩溃》为题的小说,晓雷在听完路遥对这两篇小说的叙述后说,“能感觉得到,此刻的路遥,已不是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他对社会和世界的思索,他对艺术主体的探求,已经远为深邃和宏阔了。他已不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呆板摹写,也不满足对人的社会活动的繁冗描述,他要把生命本源和社会底蕴中的秘密揭示出来。”^[1]176有意思的是,终于“完成”人生大著作,了结了“未完成”情结的路遥,内心深处却始终徜徉在“未完成”的边缘。

通过路遥的悖论,我们也能发现读者所处的悖论情境。80年代是文化重新解放和复苏的年代,当人们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以及受此思想影响之下的自身时,发现的全都是空缺和空白。与“五四文学”的断层,更是让人深感痛心,“五四”文人提出的“启蒙”使命,在三四十年代被隐秘地置换为了“救亡”叙事。80年代初,青年发现“五四”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包括人的觉醒、“新中国”构想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发表于1982年的《人生》正好合乎这波浪潮。同年,“大学生张华冒死救老农”这种英雄行为,是否值得也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讨论,青年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让青年路向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于是,高加林未竟的结局就演变成整个文学界的呼吁,其身上承载着“补课”的决心和毅力,既如此,高加林又怎能如此狼狈地回到高家村去?“未完成”是80年代历史语境所不允许的。

80年代可谓是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初恋”,十年多的沉闷、隐瞒和压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青年们欢呼着这种自由言说的氛围和环境,颠覆着原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渴望在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诉说中找寻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路遥的创作,才是适当的,中肯的。如此关注社会新闻动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鱼得水,在文学战场上充当着当之无愧的“红卫兵”^[12]形象的路遥,又怎会不熟知影响颇大的“潘晓”讨论盛宴。况且,在路遥的诸多表述中,常常能看到与之相近的表达。这样,“潘晓讨论”和所谓的“高加林难题”指向的都是青年的出路问题,而这实质上是一个至今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中国青年》编辑也罢,路遥也罢,都只是停留于替青年“把自己的心掏出来”^[13]289,其意义并非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引发大家的讨论,是一种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塑造性质的文学形式。

从1983年12月的“清除精神污染”开始,一切都在发生着微妙变化。先是“潘晓讨论”被作为“精神污染”被要求进行处理,文学言说的自由限度无形中遭到削弱; 再是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影响,文学面临商品化、世俗化的困境。这些都中断了之前轰轰烈烈讨论的“人的价值”问题。但对于普通青年来说,关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仍然存在的,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与《人生》一样,《平凡的世界》出现的时间也是很巧妙的。《平凡的世界》尝试解决的是以“潘晓”讨论、《人生》等80年代初为代表的“典型文本”遗留及隐匿的一系列问题。它切切实实关涉着诸如青年婚恋、农村大学生出路、人生观建立、新人形象塑造、人生道路选择等问题,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人生》一经广播传播,就迅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路遥熟稔于读者的心理需求,更对整个社会形势有着深入理解。80年代末,虽崇尚学习和借鉴西方知识文化,各种西方思潮风云迭起,彼时社会上兴起的尼采热、萨特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追风思潮,都把西学推向到一种近乎“神化”的地位。但同时,个人主义的兴起,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商业化急剧发展对精神文化的压制,这些内在力量都加剧着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等等之间的巨大矛盾。路遥发现了这样一些时代命题,并用“交叉地带”概括了彼时青年人内心的惶惑及追求。但路遥显然无法深入这些时代悖论和内在裂隙的深处,他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却无法抽丝剥茧地将之深入思考和挖掘。

从外在时代环境而言,80年代末是“大补课”的“完成”阶段,在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轮番上阵之后,“贫瘠”的文化面貌得到了改善;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自觉疏离于80年代的路遥,不仅写出了80年代青年的痛处,而且通过他的作品完整地参与到了80年代从“未完成”到“完成”的隐秘线索中。因此,从“未完成”走向“完成”,这不仅仅是路遥个人的焦虑,更是整个时代的焦虑。路遥没有能够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过渡中,“完成”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为青年人找到一种可能的出路,更没有“完成”所要求的“真正的文学追求”,他拘泥于自己所设置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框架之中,难以有超验的文学性内涵。与此对应的,是80年代在慌乱中的仓促结束和急切“完成”,在此之中,许多问题还未及充分展开,就已经半途搁置或匆匆结尾。于是,所谓的“完成”也就只能是停留于表面的完成了。

当我们说路遥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未完成”到“完成”的过程时,必须注意到其“未完成”和“完成”之间的互文性。也就是说,路遥对“未完成”的焦虑,恰恰为他提供了深化和思考的可能性。同时,路遥对“完成”的期盼,让他的小说丧失了本该有的深度和内蕴。路遥每一次匆匆完成的文本,都有简化或者说弱化自身思想的嫌疑,“过高”的起点和“暧昧”的终点之间形成了一个杂糅且无限的阐释空间。如若由此视角去观察和研究80年代普遍的文学创作,亦会发现此种规律。程光炜提出的“重返8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80年代文学创作无论在声势、内容还是质量上,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处处都在提出问题、破旧除新,以走向新的“完成”。于是,办杂志、引进西学、大学崛起等等计划的提出和实施,都改变着文学的陈腐态势,让其一步步地走向了现代化进程。在此历史阶段中,“义无反顾地抛弃陈旧的东西”^[14]成为主流; 与此相对应的是80年代文学抛弃陈旧、一味求新的步伐。然而,新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以及迫切改变的焦急心理,都让这一切略显仓促,许多问题都走马观花,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探究,而对“完成”的期许,让我们对此变得宽容了许多。因此,“未完成”与“完成”之间的互文和悖论关系,不仅是路遥文学创作的内在复杂轨迹,更是整个80年代充满无尽意味的内在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