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研究不足
基于计量分析方法,对定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定性分析,对文献统计分析结果进行逻辑演绎和推断。结合当前新冠疫情暴露不足来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尚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首先,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在效率与风险分担之间的权衡中倾向了效率一端,低估了风险的期望损失,只看到账面成本而没能客观评估风险隐患的机会成本空间,从而决定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研究长期以来服从“刺激-应激”反应模式,进而又决定了研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现代公共卫生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只有借助多学科的视角和观点,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共卫生体系全貌,提升学术吸引力和影响力。当前,国内缺乏多学科、跨领域和综合性的公共卫生体系研究正是研究缺乏内生发展动力的原因和表现。
其次,公共卫生体系研究不平衡、不充分,存在重宏观而轻微观、重制度而轻技术以及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倾向。现有研究长期忽视落后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和软件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质上是对卫生服务均等化和木桶短板效应的漠视。当前学界关注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行政机制手段而忽视市场机制,关注公共卫生产品供给而忽视需求一端,关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而忽视医防融合模式,关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而忽视公共卫生危机引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古诺牌效应,都是公共卫生体系研究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表现。
最后,作为应激反应模式产物,学界必须反思此次新冠疫情防治运动留给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常态化意识的觉醒,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疫情趋于平复甚至消除的后新冠疫情时代,还能维持多久。某种意义上,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卫生产品成功供给的牺牲品,当疫情从痛苦记忆中消失,研究也将重新淡出学界。如果人们不能真正意义上破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小概率”幻觉,而选择性地忽视“突发”背后隐蕴要求的“常态化”危机管理思想,那么公共卫生体系研究也就无所谓“持续性”的良性发展了。
3.2 深化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体系研究需要落实好下面几点工作。
其一,还原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全貌,跳出传统公共卫生框架,充分发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和行为学等学科对公共卫生体系研究的支撑、补充和启发作用。具体来说,历史学可以从公共卫生制度史角度,文学可以从“健康”话语建构角度,经济学可以从健康金融科技角度,管理学可以从系统功能优化角度,人口学可以从人口转变效应角度,社会学可以从社会制度功能角度,法学可以从野生动物交易法律规制角度,建筑学可以从医疗卫生设施规划角度,工程科技可以从信息管理系统角度介入公共卫生体系研究,重新界定和丰富发展公共卫生概念内涵,通过学科交叉合作路径推进研究纵深发展。
其二,做好宏观顶层设计同时,更多关注微观层次的公共卫生体系韧性。公共卫生体系的系统工程性质决定了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必须涵盖全方位、涉足全领域和覆盖全周期。良好的社会组织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极为重要的一面,有赖于政府主导和投入。要求学界继续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执法监督制度、健康促进和卫生教育方面的研究,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战略研究储备。但正如此次新冠疫情提示的那样,一个真正系统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在投资公共卫生上层建筑同时[30],也必须具体落实到充足的医疗防护物资、准确的疫情监测预报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医护社区工作人员等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源配备的微观层次上来,必须注重体制性举措和技术性措施双重到位[31],创新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机制和完善农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32]。只有推动公共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精准化和精细化。
其三,技术方面,要紧跟时代前沿,拥抱信息化时代。随着数据技术蓬勃兴起,信息化时代加速到来,卫生信息化成为公共卫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和有力科技支撑。此次新冠疫情全民抗击战阻击战中,卫生信息系统开发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共享,信息化人才队伍短缺以及地方卫生信息平台缺失等问题接连暴露于众,直接影响和牵扯疫情治理效率。当前,信息科技领域对公共卫生体系研究的介入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信息化时代,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必须紧跟时代前沿,引入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系统论观点,着眼卫生信息产业建设和人才培养[33],以期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科学化、信息化发展。
其四,制度方面,公共卫生政策设计必须着眼社会结构变迁和卫生制度转向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从制度顶层设计层面整合医疗、教育、财政、交通、科技等一系列社会发展政策[34]。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受诸多因素影响,除卫生经验证据之外,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考虑、民俗文化和公众利益等。公共卫生服务及其评价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项目实施方、项目接受方和工作人员等公共卫生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协调者以及外部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35],必须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衍生的经济性质危机、社会治理危机等潜在风险纳入法律应急处置范围[36]。
其五,关注公共卫生资源在部门、集团和空间上的配置状态及其差异,加强对西部和偏远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研究。尽管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研究长期以来关注体制性举措,不过真正落实到地方层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人群健康的本质要求。即使单从防疫抗疫角度看,人口大迁徙大流动时代,任何地方偶发的小概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可能演变成全国性的大暴发和大流行。在人类疾病自然流行规律受频繁人口活动影响而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也没有理由再忽视局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和偏远落后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研究。
最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常态化意识的觉醒,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赖于从基金支持、平台建设、数据开发和研究范式等角度全方位增强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常态化、长效化发展的外生和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优化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遴选,提升全体人群和重点人群的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强项目组织实施的监督和管理[35]; 积极开发和积累公共卫生研究数据,建立高标准、可持续的长期人群队列[37]。另一方面,学界必须破除公共卫生体系研究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政府医疗卫生政策改革基础之上的认知定势。事实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环境卫生标准体系和公共卫生经费保障体系等等,都是学界需要长期关注和耕耘的领域。丘吉尔说,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一次新冠疫情危机或许可以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健康政策研究范式的转变就是时代赋予学人的机遇[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