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贾平凹小说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智者虽处于一种边缘地带,但他们却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主要是因为贾平凹常常借用智者的视角进行观察、叙述。智者作为贾平凹笔下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在认知、观念、审美、道德等方面与作者接近,实际上是隐含作者的化身,而智者视角的背后隐藏着隐含作者的目光,智者的叙述声音则代表了隐含作者的声音。在《老生》中,贾平凹还以智者的视角进行叙述。智者作为叙述者,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跳脱人世之上,站在上帝的高度俯视人间,打破了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的局限。贾平凹通过智者的视角进行叙述,不仅实现了相对自由的叙事,智者的视角下更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
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的“第二自我”即隐含作者并不是小说中的叙述者,而是隐匿在其他人物身上,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发表隐含作者的声音。即使在提倡“作家退场”的当下,依旧能够听见各种隐秘的作家声音,发现各类隐含的替身。“我们必须说各种替身,因为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5]67当然作者也可能将自身投射到多个角色中去,借助多个人物的视角发表意见。贾平凹小说中的隐含作者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存在,贾平凹在谈其创作时曾说:“不想自己跳出来议论,便这么不停地变化人物角度,以其身份发感慨,又全然是以其感觉为依据。”[6]53其中最为理想和重要的人物角度便是智者的视角。相对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智者是最能体现隐含作者的认知、审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当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陷入尘世的物欲、名欲、情欲之中,挣扎无措、彷徨无依之时,智者早已跳脱世俗之上,透视人世浮沉,他们穷神知化的本领如同无所不知的隐含作者。同时智者作为贾平凹所塑造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投射了作家自身的各种特点,集合了作家的审美诉求。贾平凹爱好占卜、测字、气功,研读《易经》和佛经,他所塑造的智慧而神秘的智者掺杂着自身的影子。因此,智者凭借其超凡的道德修养与高尚的精神品格,拥有神圣的话语权,通过智者的视角可以隐含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观念,智者也成为隐含作者的可靠叙述者。
贾平凹借助智者的视角进行叙述,使智者在小说中的只言片语成为点睛之笔。自五四以来,作家总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启蒙高度进行评论,难以深入乡间底层之中。贾平凹既想深入民间打成一片,又想跳出其中,站在一定的高度俯视生活。而智者通俗直白却富有深意的微言大义,既符合小说的整体语境,又隐晦地传达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认知与价值立场。在《土门》的结尾中,面对一片废墟的仁厚村,主人公梅梅发出何去何从的疑问,云林爷的回答是“你从哪儿来就往哪儿去吧”[7]195。奇幻的是梅梅听后便望见母亲的子宫。土地自古象征着母亲,失去家园的村民最终会归于土地,回归自然。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解答了人类归宿的哲学命题。《古炉》中善人常说孝道、人伦、人性,其实是作者借善人之口说出文革时期人心的扭曲,而善人的谆谆教言正是作者的劝说之语。在《山本》的结尾,涡镇毁灭于炮火之下,女主人公陆菊人感叹涡镇变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的回应却是“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8]541。而陈先生的背后尽显黛青的山峰叠嶂。人世的战乱纷扰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人世沧桑变迁,而山川江河亘古不变,陈先生的回答蕴含着物是人非、苍茫悲悯的历史意味。这些警世语录,不仅是智者智慧的化身,更是作者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体现。
在《老生》中,贾平凹以智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而智者作为叙述者达到一种相对自由的叙述。除去开头与结尾的第三人称叙事,《老生》的主体部分是以第一人称唱师的视角来叙述的。唱师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故事的参与者,却能行走于阴阳两界,百年容貌未变,超越现实人生的局限。同时又具有古今会通的神秘能力,在故事中时隐时现却又无所不知,突破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在视域与知域的限制,成为“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老生》通过唱师游走秦岭,以唱师的视角见证并记录四个地域人物命运起伏的故事,展现了秦岭近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故事截取了近代以来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国共内战时期、土地改革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而这四个历史时期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不同空间:正阳镇、老城村、过风楼镇、当归村。唱师的神奇能力与特殊职业,使他能够串联、整合起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四个各自独立的空间地域、四个地域中互不关联的人与事,连接阴界与阳界、过去与现在,保证了时空的连续性与故事的连贯性。《老生》以唱师的视角进行叙述,通过唱师辗转各地,形成地域空间的转换与历史时间的更替,从而呈现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变迁。
选择唱师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不仅是因为唱师可以横跨百年、出入阴阳,超越时空的限制,这种视角选择的背后更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与价值立场。贾平凹在采访中曾指出“为啥我选取唱师作为叙事人?唱师是社会最基层的一个人,以他的面貌来看这一百多年来的过程。这个人是超越了族类,也超越了不同的制度,超越了人和事,这样就有意识地超越地来讲这些东西。如果你站到很高的时候就不去争是与否、对与错的观念,你完全是看到人生的那种大的荒唐,这些东西就能够看清”[9]。贾平凹从唱师的视角书写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将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公共历史变为个人记忆下的野史,以民间个体话语来书写、解释历史。而唱师作为民间奇人,身处历史的漩涡之中,却又超乎其外。因此,唱师既能站在民间的视角下,真实地记录历史变迁下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底层人民的情绪,同时又可以超越族类、制度、阶级,成为历史的审视者。唱师是站在上帝的高度俯察人间,娓娓道出百年历史下的沧海桑田、命运沉浮、生生死死,唱师的视角则蕴含着超越历史之上的苍凉之意。
这种以个体视角叙述历史的方式,使叙述者的叙述风格奠定小说的叙述格调。历经百年沧桑的唱师在病中回忆过往,以倒叙的方式讲述发生于民间的历史故事,如同民间老人向后辈述说他过去的所听所闻与所见,这种述说类似一种悠闲的聊天或亲切的拉家常,有论者指出这是对古代闲聊体叙事风格的延续。但唱师的视角中蕴含着超越历史之上的苍凉之意,在唱师闲聊式的叙述下隐含着深沉厚重的意味。贾平凹曾在《带灯》的后记中表示,年过六旬的他开始喜欢“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10]359,并且有意向海风山骨的风格靠近,《老生》便是这种转变的尝试。贾平凹选择沧桑古老的民间智者作为叙述人,透过唱师的视角,跟随唱师一同回顾、走进那些渐渐被淡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在唱师的叙述中蕴含着他的精神关怀与人生体悟,没有意识形态的制约,有的只是智者面对历史变革下命运的无常与轮回,而产生的悲悯情怀。唱师所反复吟唱的阴歌唱词便是对动荡历史中的灵魂的抚慰,更是对历史的挽歌,从而使《老生》既有闲聊式的亲切,又富有海风山骨似的深沉。
综上所论,贾平凹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塑造智者形象,描绘出智者的古朴、静寂、飘逸的精神气韵。这些智者普通又神秘,他们的智慧、神奇与魔力令人惊叹不已,不仅成为凸显民族情感与文化的载体和符号,还成为隐含作者的替身,拥有自由化的叙述功能。但作者过分描写智者的神秘与奇异,对智者神秘能力也缺乏一定的解说,容易使人物陷入虚幻的尴尬境地。同时,贾平凹借智者传达思想,有意让智者在小说结尾说出名言警句似的话语,虽是点睛之笔,有些却稍感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