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期通过对家乡乌培河谷地区的深刻调查,将其“第一篇政论文《乌培河谷来信》于1839年3月刊载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上”^[1]15。恩格斯在文中揭露了工厂主对莱茵河上游的乌培河谷地区的工人的残酷压榨,一方面是工人的普遍贫困,恶劣的工作环境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是对工人后代的再盘剥,工厂主们雇佣廉价童工并强制进行高强度劳动。“如果不是厂主这样胡作非为……这一切也不会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2]498-499恩格斯在文章中揭示了工人被疾病侵袭的劳动环境,学龄儿童的遭遇,具有虔诚信仰的工厂主们的伪善,这混沌的世界宛如人间地狱。

恩格斯的论述已初显对现存社会的批判色彩和对底层劳动群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恩格斯早期正是通过广泛接触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与劳作现状,促发了对自身旧有信仰与理念的批判与清算,同马克思不同的方式实现自身世界观与政治立场的转变。恩格斯早期考察乌培河谷地区后,他就始终保持了一种传统和特性,即对底层工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因此,恩格斯告别了在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代之以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传统与特性积极地塑造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使其一开始就关照和批判现实社会,是对时代之问的解答和对时代之困的改造。

恩格斯早期也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研究并形成论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下文简称《大纲》),而其“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3的理论地位已深入人心。1842年底,恩格斯辗转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重镇。工人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蓬勃发展,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日益显露弊端,时代呼唤着反映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政治经济学,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则是建立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大纲》是完成这一“先破后立”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篇之作。

恩格斯在梳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和研究资本主义通行的经济范畴时,已经在使用矛盾分析法和拥有辩证发展的视野,初步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恩格斯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和定义进行了对立统一地加以比较和阐释,如资本与劳动、土地与地租、垄断与竞争、资本家与工人、土地与人的活动、需求与供给、劳动与科学等,冲击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挑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哲学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得愈发僵化与反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范畴似乎成为永恒规律已经完美无瑕。恩格斯则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剖析,认为私有制同以往社会一样具有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与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经济根源,即供需矛盾规律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规律。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如果资本家们仍然以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生产方式不断生产,随之而来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就会成为必然,这意味着破产者与被剥夺者通过社会革命能打破现行生产关系的魔咒而实现自身的解放。矛盾分析法和批判经济范畴的出场无疑构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结点。通过对立统一地逐一分析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范畴,恩格斯挖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和触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马克思将辩证法贯穿《资本论》,对资本、劳动、价值、需求与供给等经济范畴做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分析。

《大纲》中的重要观点也促发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启发解决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即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时期“遇到了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自由观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关系矛盾的苦恼”^[4]。在恩格斯启示下,马克思凭借过往在哲学上的反思,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非相反,从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和批判更加深刻和彻底,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着类似《大纲》的批判逻辑并进一步提出“异化劳动”概念,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有了突破,明确指出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继续做出有益探索。可以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分应用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彻底贯彻,使这门科学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烙印,由此引发这门科学的变革。列宁对此有过精辟总结,“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5]93

恩格斯早期在乌培河谷的经历,使他始终对下层劳动群众保持一种人道的关怀,这在他到曼彻斯特之后更将这种关怀逐步上升为寻求其解放的使命抱负,这一变化导源于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看到英国产业革命所导致的阶级鸿沟。在经商之余,恩格斯在考察这座工业城市及其底层工人群众劳作与生活的状况时,汇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发现了英国产业革命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对社会全面变革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与工人运动结合所舞动的革命鼓点。

恩格斯认识到英国产业变革的最重要产物是一个社会新群体的出现,即英国无产阶级,它的产生使无产者工人成为了一个稳定的阶级,但却遭受高强度的劳动和贫困的境遇。与此相对,资本家阶级凭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东风成为事实上的贵族,他们正是凭借对工人阶级的无限盘剥才使资本不断得到增值,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这种不平衡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恩格斯不仅仅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遭受苦难而应博得同情的阶级,更重要的是,恩格斯认为他们具有最彻底的反抗愿望并期望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斗争来改变自身的状况。恩格斯阐明,正是无产者低贱的经济地位才使它具有不可阻挡的前进力量并能在最终的革命斗争中解放自己。“恩格斯从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和从他们同现代大工业的联系这个客观存在出发,揭示了大工业是如何为无产阶级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之能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从事革命活动的。”^[6]40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精细分工的厂房将工人们分割成孤岛般的单子,他们被眼前的劳作所固化,无意识地与其他厂房工人进行盲目竞争。恩格斯坚持用联合与团结的力量消灭这种竞争,使工人以阶级的姿态扮演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

“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7]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会发展成为反抗与起义运动。恩格斯总结了产业革命以来工人运动的得失,进一步佐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起初,工人运动采取经济斗争形式,如捣毁机器、焚烧工厂等,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危及资本家阶级,因而工人运动应当转变思路和转向具有政治性的斗争新形式,即成立工会与开展有组织的罢工运动。“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 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8]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工人们消灭彼此间盲目竞争而实现联合的首次尝试。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理论,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单纯的宪章运动式的工人运动还需要同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在扬弃旧理论的基础上产生新理论,让新世界观武装工人的头脑才能取得胜利。恩格斯还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殖民体系逐渐在全球确立的基础上的,资本的扩张性会突破国界与区域的束缚而开拓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下,“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9]这无意暗含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的燎原之势,在逻辑上推导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多国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趋势。

恩格斯早期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同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和行动,为新世界观的阶级基础提供了经验和实践的支撑,也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更在与马克思探索新世界观——唯物史观——的道路上殊途同归。“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和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以及他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活动,使他取得了马克思通过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所得到的成就和结论。他们研究的具体对象和方式,虽然有所不同; 但他们二人研究的目标和目的,以及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10]5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联系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于1846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此同时,委员会积极同瑞士、英国、法国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用来了解各国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情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尽快建立共产党,最好把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11]58。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2]5921847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帮助正义者同盟完成改组工作,而将新的组织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并加入和参与同盟的领导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恩格斯的建议,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陈旧口号。恩格斯批判对待当时同盟里存在的多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如狭隘平均共产主义、部分空想共产主义成分、魏特林原始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语句陈腐感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并同马克思一道竭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为同盟逐渐接受马克思和自己的新理论赢得思想阵地。由恩格斯与马克思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公开竖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成为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受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纲领草案二稿即《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原理》可以说是恩格斯对其早期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范畴做出了初步界定,如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等; 也是对之前著作(如《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重要观点的反思与升华。恩格斯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一条理论红线贯穿全文,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蕴含着否定因素而必然灭亡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过程(共产主义实现的道路问题)、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的异质性、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通过对《共产主义原理》主要理论主题的梳理,可以说,恩格斯早期已经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做出了具体的历史的阐发与合乎逻辑的预判,这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理论主题的提出正是恩格斯充分研究欧洲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成果,也是恩格斯立足实践的提炼和创新。这些观点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共产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由此同各色社会主义学说在原则上划清界限。

《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二稿,是《共产党宣言》的蓝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里面的很多观点和论述都成为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的骨架与血肉,《共产党宣言》中的不少理论阐发都是《共产主义原理》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共产主义原理》完成后不久,恩格斯就和马克思在吸收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合著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公开问世,从此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从《共产党宣言》的各部分标题“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可见,《共产主义原理》对《共产党宣言》逻辑理路与行文内容的重要影响,《共产党宣言》则是将重要原理应用于剖析与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命题,描绘了马克思、恩格斯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构想。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辗转到巴黎,恩格斯也来到巴黎。1848年4月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回国并奔赴革命第一线,组织和动员德国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和马克思回国后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菌报》,恩格斯不仅是编辑,亲自撰稿和处理各类稿件,而且,积极寻找资金,征集股东,还协助马克思领导编辑部的工作。《新莱茵报》将矛头对准反革命势力,恩格斯挥笔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辩护,为争取德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新莱茵报》用战斗的利笔直击敌人的要害,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大众。由于政府的通缉,恩格斯离开科伦,前往布鲁塞尔,不幸在布鲁塞尔被捕入狱,随后流放,直到1849年1月,恩格斯才回到科伦。

1841年9 月底,不满21岁的恩格斯离开他的故乡巴门市,到柏林服兵役,在库普费尔格拉本广场一座兵营的近卫炮兵营里当了一年炮兵,兵营里的正规训练使恩格斯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出色的炮兵,这为他后来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发挥军事才能和从事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恩格斯不仅使用批判的武器,挥笔战斗,而且直接参加武装革命,把刀剑挥向敌人。1849年6-7月他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地区的人民武装起义,并任维利希志愿军团的副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获得实战的经验。武装起义被镇压以后,恩格斯和革命余部转入瑞士。恩格斯后来到伦敦,与马克思开展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基层组织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同时,恩格斯仍不放弃开展武装斗争,并积极联系和团结起义士兵。

恩格斯承袭之前实践与理论双向互动的优良传统,在欧洲爆发革命后毅然投身革命。革命失败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于1850年对这次革命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恩格斯对战争作了许多卓越的评论和分析,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述评,着重利用阶级分析法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以及武装起义中的策略原则问题。在复杂漫长的军事斗争中,同盟军问题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原则问题很关键。恩格斯在研究革命实践和其他战役后,对这两个问题做了回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应明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阶级分析法的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去观察、分析、研究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揭示其社会本质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现象的科学方法。”^[13]168

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了1848年欧洲革命,阐发了“工农联盟”思想。恩格斯在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进行了总结:“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14]220这表明恩格斯早期已经在用阶级分析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分析革命未果的阶级动因,即资产阶级在联合无产阶级共同推翻封建阶级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未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的伪善与妥协性,对这一“同盟”的警惕不足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困境与被动。因此,无产阶级在正式的武装起义中要廓清敌友的重要性愈发突显,毋庸讳言,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必须要高度契合工人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进一步发挥和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对德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加以分析,为德国工人阶级找到可靠同盟军,阐发了“工农联盟”的构想。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力量还比较薄弱,需要同盟军的支持,通过对小农的不同类型、小资产者、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分析比较,指出农业无产阶级(农业短工)基数最大,会是工人阶级不言而喻的同盟者,因为“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他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先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15]恩格斯的论述无疑具有为无产阶级有效区分敌友、壮大革命力量的方法论意义,无产阶级团结与发动同盟军而不再孤军奋战。

恩格斯于1851-1852年间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将阶级分析法作为行文理路与逻辑方法。在文中,恩格斯分析了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革命发展的主要阶段、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态度, 特别提出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16]653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立场的理论应然,否则马克思主义便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实践主体,可以说,否定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悖的,而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强调的是,恩格斯还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即便是到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今触发战争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依然长期存在,有必要树立战争的底线思维与战略思维、重视斗争的策略和原则。在武装工人的基础上,针对如何开展和推进兼具严格科学性与高度能动性的武装起义的问题,恩格斯总结出了极具现实指导性的原则。其一,端正严肃与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起义本身与敌我双方的综合实力,还要密切注视起义全过程的不确定性,然后适时抓住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其二,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决心,主动进攻而避免消极防御,同时在精神上要保持最初胜利带来的激励,否则就会陷入被动与崩溃。其三,建立统一战线,把处于敌我之间的中间动摇分子争取过来,以最大程度孤立和削弱敌人,牢牢掌握革命起义的主动权。恩格斯主要从战略战术和战士的思维动机方面阐述武装起义的重要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思想和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理论空白,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序地科学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