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史 伟(1971-),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李 洁(1996-),女,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E-mail:lijieasd96@163.com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China)
Zhu Ziqing; recitation; reading; “literary national language”
DOI: 10.15986/j.1008-7192.2020.06.011
备注
作者简介:史 伟(1971-),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李 洁(1996-),女,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E-mail:lijieasd96@163.com
Nowadays, there is little review and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Zhu Ziqing's view of recitation, nor attention paid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such as Zhu Ziqing's view of language and his perspective on the forming wa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literature. Zhu Ziqing's understanding of reci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f poetry reading meeting abroad, pre-war poetry reading meeting at home and post-war poetry recitation. Recit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Zhu's language view that experiences two progresses from the appropriate occidentaliza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to the refinement of literature language from popular language. He believes that the most ideal language is rhythmic and musical which can be felt in reading and rec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language unification, Zhu Ziqing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reading and recitation, for he thinks that recitation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form literary national language. Undoubtedly, Zhu Ziqing's views of recitation and literary language are consistent with Hu Shi's though of “national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national languag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recitation i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national language.
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学的发展,无论是文艺界还是教育界越来越感觉到朗诵的重要性,开始尝试朗诵、诵读等的训练。在文艺界和教育界都做出重要贡献的朱自清,对朗诵有着独特的敏感,他在文艺实践中注意到朗诵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注意到诵读的重要性。关于朗诵、诵读、朗读三者的关系,朱自清认为,朗诵是一种艺术,带有戏剧性,注重动作,而诵读与朗读则是一种教学方式,注重作品的意义,不需掺杂动作。但朗诵与诵读具有一个很大的共通性,既非吟也非唱,采用的是“说话的调子”,二者都追求书面语与说话的一致性。从最终指向出发,三者皆以推动白话文学发展为目标。在当时,有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到,白话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朗诵或诵读的推进,如朱光潜、沈从文、黎锦熙等人都曾作过与朗诵相关的论述。而朱自清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不仅认识到朗诵或诵读对于白话文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并发现朗诵或诵读对新文学的语言形式提供参考,为新文学语言提供多向选择。且从更深层次出发,他认为朗诵或诵读可以帮助口语的形成,促进书面语言向口头语言的渗透,丰富日常用语,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促进“文学的国语”的形成。
现阶段,关于演说或演讲的研究有很多,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演说是实现“无声的国语”向“有声的国语”转换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平田昌司《“看”的文学革命“听”的文学革命——1920年代中国的听觉媒介与“国语”实验》,二人都注意到演说作为传播利器对白话运动的重要性。然而,与演说一样,同属于口头形式传播文化的朗诵或诵读对中国新文学的价值,并没有完全发掘出来。除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有注重探讨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外,其他很少有对朗诵或诵读与新文学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剖析。而将研究对象聚焦到朱自清身上,对朱自清的朗诵观的梳理和研究则更少,大多只是稍有提及甚至一笔带过,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以朱自清的朗诵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朱自清对朗诵、诵读的认识脉络,理清朱自清语言观的发展历程,发现朱自清注重朗诵的原因,并从中窥探朗诵与“文学的国语”的重要联系。
1 朱自清与朗诵、诵读
中国古代经典教育一直就有重视记诵之学的传统,采取“诵”或“吟”的教学方式,为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朱自清会突然重视对朗诵或者诵读的研究呢?清末颁布新学制后,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吟诵记忆转为课堂讲授,诵读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加之19世纪二三十年代,读诗会、朗读会等沙龙活动在文艺界风行,抗战以后朗诵运动蓬勃发展,朱自清对朗诵或诵读就更加重视。
1.1 国外读诗会1931年,朱自清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已开始注意到朗诵。他经常参加当地的读诗会,注意观察英国诗朗诵的技巧,发现英国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注意重音的读法,顿挫有力,这种方式与“说话的调子不像”; 另一种则是口齿清楚,有顿挫,自然流利,能表达原诗的情味,用的是“说话的调子”。此外,朱自清还注意将英国诗的读法与国内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英国诗不吟而诵,且“按着文气”停顿,以轻重为节奏,并不像国内着重在行或韵脚。关于朱自清对于英国读诗会的感触,《欧行杂记》[1]386-387中有明确的记载,在伦敦的一道小街上,有一家“米米小”的诗籍铺,是由诗人赫洛德孟罗创办的,每周四晚上准六点钟,在铺子里的一间小楼上会举行读诗会,朱自清参加过两回。他发现英国诗歌是以轻重为节奏,文句间的组织安排与我国不同,两三行作为一句读,因而只得按照文气停顿,不能注重韵脚。此外,朱自清在伦敦留学时还听过约翰·高尔斯华绥朗诵[2]92,并关注其朗诵技巧,他发现高尔斯华绥在朗诵时节奏分明,并注意依据作品的内容变换音调。
1.2 国内战前“读诗会”朱自清回国后,也一直积极参加读诗会或朗诵活动。此时国内的朗诵运动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战前和战后。战前诗歌朗诵运动并没有得到扩大,只是小范围或者是“圈子”内的活动,朗诵的听众也有限制,主要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真正走进群众中去,与抗战后的诗歌朗诵运动不同。众人的着力点在新诗或者白话诗的音节上,试验白话诗是否具有音乐性,将朗诵作为新诗艺术规律的探索途径。此时的朱自清也在积极实践,成为30年代中期朱光潜家中读诗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为发掘新诗的音乐性,众人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朗诵,或用本土方言腔调,或加以民间小乐和声伴奏。除了听他人朗诵,朱自清偶尔也会在朗诵会上朗诵诗和散文,如有一次就在朱光潜家中朗诵了《卡尔佛里》和《给亡妇》,在朱光潜看来,朱自清“对于语体文不但写得好,而且也读得好”[3]489。虽然这一时期的朗诵活动主要是新诗音节的试验,但后来成为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源头。
1.3 战后“朗诵诗”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越来越流行,效果也愈发显著,一种新诗体——“朗诵诗”在朗诵运动中诞生了,这引起朱自清对“朗诵诗”的思考。首先,朱自清认为“朗诵诗”是一种独立的诗体形式,它是新诗朗诵运动的产物。“朗诵诗”与一般新诗有所不同,它具有“表演”性质,需要借助朗诵将其完整性展现出来。“听”是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4]255朱自清还从诗学角度认识“朗诵诗”的文体形式,认为“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4]255,具有独立地位。其次,朱自清分析出“朗诵诗”的一系列特点,我们可将其概括为政治性、群体性、行动性、戏剧性。“朗诵诗”源于抗战中的朗诵运动,在内容上政治性很强,充满激情,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宣传当下的任务,教育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的困难,从而达到政治目的。”[5]抗战前的诗歌朗诵运动是从艺术教育层面出发,而此时的诗歌朗诵运动是从政治教育层面出发,目的发生改变,功能也随之改变,成为向大众宣传、教育大众的有效武器。
“朗诵诗”具有群众性。战前诗歌朗诵运动得不到扩大,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个人,“独自一个人默读或朗诵,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诵”[4]253,并没有面向大众。“只可以‘娱独坐',不能够‘悦众耳'。”[4]253而“朗诵诗”强调“我们”,重视集体的力量。“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4]256作者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写诗,却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用群众的口吻,以群体的、集体的意识进行创作,是群众的代言人。
“朗诵诗”具有行动性。所谓“行动”有三层含义:“一是朗诵,二是接受,三是工作。” [6]朗诵本身即是一种行动,“朗诵诗”需要借助朗诵才能将其完整性展现出来。“朗诵诗”来源于现实生活,是抗战时期的宣传工具和战斗武器,而宣传和战斗正是行动或工作。“朗诵诗”要求听众将“看诗”变成“听诗”,通过朗诵,将“朗诵诗”中包含的“我们的”“集体的”愿望诉诸听众,使听众接受并产生行动的想法,唯有这样,“朗诵诗”才真正发挥其功效。此外,听众只有参加集会,听他人朗诵,才能在实践中认识与了解“朗诵诗”,而这也是行动的一种。
“朗诵诗”具有戏剧性,“是戏剧化了的诗歌”[4]185。与传统诗歌不同,“朗诵诗”要求朗诵者在朗诵时要注重音调和表情,将“诗的语言”的表演性展示出来,创建出戏剧性的情景效果,引起听众的共鸣,使听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如在目前的感觉。调动听众的“现场感”,这是“朗诵诗”的独特之处。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能给朱自清带来很大的震撼,正是因为闻一多在朗诵时增加了戏剧化的表演,使诗歌在朗诵中更完整、更富有感染力[4]255。
2 朗诵、诵读与朱自清的语言观
朱自清认为,无论是在语文教学上,还是文艺发展上,诵读或朗诵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他在教学实践和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其语言观日趋成熟。
2.1 朱自清语言观的发展变化欧化问题在白话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白话文学的发展轨迹看,出现“欧化”倾向是必然的结果。白话文的欧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生活的结果,表达了现代思想。现代生活是反映在语言里的,语言发生欧化是顺应生活的必然现象[7]294。中国的一切都在现代化,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出现“欧化”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朱自清对欧化持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白话文可适当欧化。他曾在写《给亡妇》时做了一个有意的尝试,尽量采用口语创作,试图达到言文一致的目标,但后来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口语不够用。当前人们正生活在欧化的环境中,语言在适应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化,语言的欧化或现代化是自然的趋势。因而又只能“回到老调子”[8]107,创作中掺入部分欧化的语法或句法。朱自清赞成鲁迅说的“文章只是口语的提要”[4]174,中国白话进行欧化是必要的。现有的白话不仅不够用而且不够精密,外国的语法和句法的侵入反而能增添新成分,使白话丰富起来。而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促成的,其间翻译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9]。通过翻译,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增添新字眼、新句法等,为白话文提供发展方向,加速白话文的现代化进程,“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7]336。与此同时,朱自清发现欧化的尺度很难把握,他指出现代写作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若要将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得借助欧化的语法、句法; 若要使作品产生亲切感,拉近读者的距离,就得熟语化,如何使欧化与熟语化达到平衡协调,有待进一步研究。
然而,随着白话文学的发展,大众对欧化的语言开始产生怀疑,朱自清的语言观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欧化的语言比文言和现有的白话更为复杂和精密,大众的接受速度慢。另一方面,不成熟的欧化句式背离汉语语法,堆砌各种附加成分,白话文过度欧化,导致与普通大众的语言习惯产生隔阂,难以理解。因而有人提倡“大众语”写作,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场关于“大众语” 讨论的运动。在这场辩论中,朱自清开始反思欧化的白话文的弊端,只有受过普通中等教育的人,才能懂这种“欧化的绅士的语言”[7]293,而真正的标准用语应该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语言。因而他在白话文的“欧化”与“大众语”中采取折中的方式,认为“大众语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4]176。强调口语的力量,主张对口语进行加工,从大众语或民间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和书面语言,从而形成一种“口语化”的艺术语言。这种“口语化”的艺术语言,首先要近于大众口语。要达到文字与口语恰好契合即“言文一致”的状态很难,“不过文字采用口语体,就是求近于口语,是可能的。” [7]204其次应平衡笔下的“文”与口中的“话”之间的关系。笔下的“文”应当力求近于大众口中的“话”,但并不是文字完全迁就口语,要进行提纯与选择,最终达到白话文口语化或白话化的目的。另外,朱自清也注重在实践中向文学语言“口语化”迈进,就其文学创作而言,无论是新诗还是白话文,语言都趋于“口语化”。朱光潜评价朱自清“口语化”的文学创作已经达到轻车熟路的地步,“就翦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 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也的确是‘语'”[3]491。
由此,可以总结出朱自清的语言观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最初认为白话文可适当欧化,且欧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随着白话文学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白话文过度欧化以致与大众语言习惯严重脱节,加之“大众语”运动兴起,他又主张于从大众语或民间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和书面语。
2.2 朗诵、诵读与朱自清的语言观朱自清认为从大众语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是理想的语言,理想的语言应当具有节奏和音乐性,而其节奏和音乐性可从朗诵、诵读中觉出。从大众语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是一种“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节奏,既有文学性也有口语特征,符合日常用字、用句习惯,具有老百姓的腔调,也能体现出文学的音乐性。高兰说:“因为所谓音乐性也者,是不允许夸张成为歌唱,也不允许以目代耳完全忽视了他的,是需要运用介于唱和念之间的朗诵,把它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的。”[10]10如何朗诵,才能将节奏或音乐性表现出来?朱自清认为无论是新诗的朗诵,还是白话文的诵读,都应当采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他始终强调朗诵非吟也非唱,白话文学注重意义,不再只是为了“悦耳”,“真正的白话诗”是“说”或“念”的,所以得采用“说话的声调”,但又并非全用说话的语调。“诵读虽然该用说话的调子,可究竟不是说话。”[4]187诵读不及说话流畅,要做作些,不自然些,因而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应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8]403。用这种方式朗诵,既可以发掘作品的意义,不至于像吟唱那样使作品音乐化,同时还能玩味文学语言的节奏感。尽管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读诗和文还不等于说话,加之白话文的欧化读来也不太像说话,但总体上还是近于说话些的。人们日常说话的语调具有节奏性,用接近说话却又比说话做作的语调来朗诵,正是为了向口语的节奏靠近,体验语言的节奏感。与此同时,在朗诵的时候还应该注意节奏的把握,“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性的声调,却不能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高低快慢吗?[4]231在诵读教学中,也应注意节奏,“在朗诵时,要能分辨语气的轻重,要使声调有缓急,合于原文意思发展的节奏。”[7]351朱自清一再强调在朗诵时要注意节奏的把握,要像说话一样注重语气的轻重、语调的高低、语速的快慢,恰恰说明,他认为理想的语言是具有节奏和音乐性的,需要采用合适的朗诵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朱自清认为理想的文学语言应当读来“上口”,他将朗诵视为检验“口语化”文学语言的一种要求。而所谓“上口”,正是从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性出发,只有读来达到“上口”的要求和标准,文学语言才具有节奏和音乐性,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诗与文皆源于口语,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朱自清将两种意义上的“上口”作为新文学语言的参考标准。第一种意义的“上口”即看来顺眼,听来顺耳,读来顺口,该是“口语里有了的” [8]392。但新的国语正在创造中,现有白话诗文中的很多词汇和句式,尤其是隐喻,并没有融入大众的口语中,加之语言的欧化或者现代化更加增大了“上口”的难度。第二种意义的“上口”相较而言会更严格些,更多时候采用的是第二种意义的“上口”。所谓的“上口”,“就是使我们不致歪曲我们一般的语调”[8]393,可用作朗读的标准。这种“上口”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适当的停顿,斟酌使用被动句,少用不常用的译名等等。同时,朱自清将“上口”作为理想白话文的标准,如何使白话文纯粹,只要把握“上口不上口”这一标准即可。字眼和语调读来若是上口且符合言语习惯,则可写入白话文,反之,则是文言成分,不宜采用。此外,他又认为“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应灵活运用[4]182,新的语式、词汇、句法等新成分,需要给它们成长的空间,通过时间的沉淀,借助诵读的力量,上口的时间会缩短。重视口语,通过朗诵、诵读等方式将书面语与口语衔接起来,丰富口头语言,这是朱自清的一大发现。从表面上看,朱自清强调“上口”,是“注重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诗法与语法的关系”[5],从更深层次出发,朱自清重视的是文学语言节奏和音乐性的体现。
3 朗诵、诵读与“文学的国语”的形成
“国语的文学”由“文学的国语”产生,在胡适时期已完成“国语的文学”的任务,在朱自清时期,最紧急的任务是促进“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而朗诵、诵读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
3.1 “国语的文学”造就“文学的国语”国语与国语的文学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国语的文学是形成国语的重要基础,国语的文学产生的越多,国语得到检验和完善的机会就越多,从而加快国语的进步。反之,国语的进步也能促进国语的文学产生,从而“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也日趋成熟。胡适说“文学的国语”要由“国语的文学”产生,“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11]45。“国语的文学”是造“文学的国语”的利器,语言学家、国语教科书、国语字典对创造国语固然有用,但国语的文学才是真正有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11]47。胡适以人们提笔就能写出几百字的白话文章为例[11]47-48,指出人们会用白话做文章,并非受教科书、字典的影响,而是受《红楼梦》《西游记》等白话文学的影响,突出强调白话文学的作用远比字典教科书大。并指出当前所用的“标准白话”,是由《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几部白话文学定下来的。因此他号召大众,若想重新制定一种“标准国语”,首先要更努力地去创造更多的白话文学,在不断实践中制定出标准的国语。
胡适认为“国语的文学”造就“文学的国语”的论断,并非向壁虚造,而是他“近几年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的重大发现,并是从中汲取来的优秀经验[11]48-50。五百年前,欧洲各国并没有所谓的“国语”,只有方言,而意大利文学家和英国文学家用本国俗语或本地方言创作,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后世的文学家也渐渐用这种俗语或方言进行创作,通过实践的积累和时间的积淀,制定出标准国语。且绝大部分国家的国语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借助文学的力量创造出标准的国语。尤其是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国研究。意大利是拉丁文的故乡,若要用白话文代替拉丁文,难度系数十分大。但新文学家们并不顾反对的声音,依旧坚持用白话即本国俗语进行文学创作,同时还有意在文章中大肆宣传白话的优势和力量,提倡废除古文。正是这种有意的主张加上创作出来的有价值的文学,才成就了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因而胡适得出“文学的国语”可成为标准国语的结论。此外,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也重申这个问题,“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办法。”[11]165此时又引发出另一个问题,我国白话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何没有形成标准的国语呢?虽然目前已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并没有人刻意地主张用白话作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而正是缺乏“有意的主张”[11]50,白话文学没有得到推崇,拥有独占的地位,故白话无法成为标准国语。因而胡适开始进行“有意的主张”,提倡国语的文学,呼吁大众努力创造更多的白话文学,唯有形成“文学的国语”,才可有标准的国语。
3.2 诵读教学促进“文学的国语”形成“胡适时代,更多完成的是‘国语的文学'的任务,让白话成为文学表达的唯一方式”[12],朱自清时代,首要任务是促进“文学的国语”形成。“‘国语的文学'已经伸展到小公务员和小店员群众里,区域是很广大了,读众是很不少了,而‘文学的国语'虽然在成长中,却似乎慢些。”[4]182国语的文学已得到推广,而“文学的国语”还在缓慢进行,即使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口语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朱自清认为此情形的出现,是由于国语的文学有自觉的努力,文学的国语却在自然的成长,并未得到有意的推进。“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国语统一,建立标准的国语。而“文学的国语”与口语密切联系,它不仅活跃在书面上,也要活在广大群众的口头上。口语化是“国语的文学”的建构目标,只有“国语的文学”达到“上口”的目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国语,继而在文学进化中不断发展,从而走向“文学的国语”。在统一国语的大背景下,朱自清提倡从大众语或者民间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注重书面语与口语的衔接,试图在言文一致的框架内实现书面语言向口头语言的渗透,通过朗诵、诵读等方式将文字与语言衔接起来,帮助口语的形成,丰富口头语言。朱自清的整个思想可以梳理成这样一条脉络,口语——书面语言——朗诵、诵读——“文学的国语”。
关于诵读问题,学者们曾有过一次积极的探讨。1946年12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馆,魏建功组织召开了一场“中国语文诵读座谈会”,他是当时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邀请了近三十位语言文字学家和新文学作家,这次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借助语文诵读推进国语的推行。朱自清是与会者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且在会后写下《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一文,他赞同胡适说的“文学的国语”由“国语的文学”产生[4]182。朱自清还写了很多关于朗诵或诵读的文章,并不局限于技巧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统一国语”的大背景下,将“诵读”纳入到“文学的国语”的建设之中,使其成为“文学的国语”建设中的一个环节。他认为要实现“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转换,诵读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要实现“文学的国语”的“自觉的努力”,在教学中应当重视诵读教学,并建立诵读标准,这样才能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4]184。教学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尽管这时代的青年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已接触白话文,但大部分都是在笔下接受,在口语里却不能接受。因而,朱自清提出从小学到高中,教师都应注重范读,督促学生加以练习,通过“涵泳融化”使白话文上口。那时学生们不仅能接受新的白话文在笔下,也会运用在口头,并将其散布在社会中。如此一来,国语既得到实践和成长,“文学的国语”的形成也得到促进。“借助白话文学的诵读教学,使书面的白话能够成为口中流利‘说'出的口语,无疑加速了‘文学的国语'的形成。”[13]
4 结 语
朱自清对于朗诵、诵读有着敏锐的观察,“朗诵的发展使我们认识白话的音节,并且渐渐知道如何将音节和意义配合起来,达成完整的表现”[4]299,指出“文学的国语”需要靠朗诵或诵读这种“自觉的努力”促进其成长。朗诵运动借助朗诵的形式传播白话诗文的影响,通过有声的朗诵提升口语的表达,继而促进新文学倡导的“言文一致”语言目标的实现。在学校里,诵读教学可以帮助口语的形成,帮助学生实现笔下语言到口头语言的转换。在社会各个层次,通过朗诵运动,有效向群众普及国语运动,并在朗诵实践中不断实现国语的进化与完善,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同时白话诗文写作也为群众提供学习典范。朗诵不仅将文字与语言衔接起来,搭建起口语和写作之间的桥梁,也是新文学运动提出的“言文一致”的重要实现手段。从大众语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具有节奏,从朗诵、诵读中可以觉出,而对于朗诵或诵读的腔调,有着明确的要求,应用“提炼的说话的调子”,要比说话不自然、夸张些。如今言文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借助诵读的力量,可以帮助改变说话的调子,到那时,就算是再难以上口的白话文也会顺耳顺口,读来像说话了。这种对朗诵或诵读的语音要求也进一步促进了国语口语的统一。陈平原先生说:“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确实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14]在某种程度上,朗诵与演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而朗诵对“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可借用陈先生的话。无论是抗战前后期兴起的朗诵之风,还是课堂上的诵读教学,不仅有利于白话诗文的自我完善,也有助于“文学的国语”的形成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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