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创作中关于海的描写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海水浴”活动。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开篇便是“我”今晚从海水浴场回来。海水浴发源伊始是一种强健身体、疗养病症的水疗法,后逐渐产生了供人们游戏放松的作用。海水浴在日本的发展由富冈海岸开始,随着铁路的敷设海水浴的娱乐性质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发掘,东海道干线、江之岛电铁开通后相模湾沿岸地区成为东京附近的游玩佳地,箱根沿海地域、藤泽站大矶海水浴场皆能乘电铁直达,甚至其后出现了由铁路公司在沿线开设海水浴场的情况。大正时代日本各地的海湾几乎都有海水浴场,海水浴活动趋于大众化,关西地区的人们“可以轻松地去南海电铁沿线堺的大滨、滨寺、阪神电铁的甲子园、芦屋等地游泳”[11]222。在创造社成员发表的有关日本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海水浴一事,这与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生活经验自然有很大关系。
海水浴活动能够屡次出现在他们的笔下,除上文说明的海水浴活动在大正时期的兴盛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海水浴能强健体魄,娱乐身心。郭沫若的小说《月蚀》中回忆宇多姑娘的片段就讲到,“毕业后暑期中我们打算到日本东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带着我们的大儿先去了”[12]。这种相约洗海水浴的事似乎在几位留日的成员当中是很受欢迎的集体活动方式。张资平曾于1916年暑期和在东京的同乡约好去房州洗海水浴,理由据张资平自述便是为了要“锻炼我们孱弱的身体”[13]。创造社成员来到日本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动,日本的食物与中国相比更生冷、寡味,加之地质和气候的更改,他们的身体常常出现健康问题,郁达夫就是疗养病院里的常驻客。日本的很多疗养院如镰仓海滨院、须磨浦疗病院、石神医院滨寺分院等正是建在海岸边的,张资平的小说《回归线上》就曾写道“我”的友人H来信说海滨的风景很美丽,邀请“我”到海滨他所住的病院去与他时常相聚,好一同度过这个酷热的暑期。
其二是海水浴场多且花销小。经济窘迫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成员留学时的生活常态。郁达夫1917年的日记中说官费留学生每月只给三十三元,“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 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14]3。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他在博多湾租住在面积只有一丈见方的质屋的质库楼上,“人立起来便可以抵着望板。只有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起来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15]52。小说《月蚀》里还写到妻在梦境中住抱洋阁的情节,虚构了一处亦西亦洋,有花园、鱼池、曲桥、假山的住所,却随梦醒而幻灭。在其他成员颇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常常要将主人公的住房形容成斗室、火柴盒一类的东西,实际是他们真实居所狭小逼塞的倒影。官费虽可支撑生活,但若要享受那种“银座散步的风气”对创造社成员来讲大概是不现实的。郁达夫的小说《南迁》里说M和M的父亲要伊人带上镰仓去洗海水澡,伊人则认为海水浴很俗,还不如上箱根温泉去。陶晶孙也在回忆徐祖正时提到过,“日本伊豆半岛,海滨且有山,温暖,产生柑桔之处,我们留学生,谁都没有钱,不敢到那种地方去旅行。”[16]伊豆半岛较其他海湾更佳之处在于那里有修善寺、伊豆山等数个温泉。他们很向往去有温泉的地方游玩,但费用却无法负担,而到海湾洗海水浴的费用则并不高,况且学生们假期从学校出发乘火车便可轻易到达海边,故而他们留下对海水浴的记述很多,对温泉却只好远观。
“海岸”是前期创造社成员日本空间体验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日本的海岸对几位初创人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点。上文提到张资平1916年去房州海岸洗海水浴一事,正是在房州海岸上张资平结识了成仿吾,几天后又遇见了郭沫若。郭沫若与成仿吾也是因在博多湾附近的冈山六高读书同住相识的。郭沫若是最初提议组建创造社的人,日本的海岸,尤其博多湾,带给了郭沫若数不清的灵感,他的《女神》和《星空》两本诗集都是在博多湾上做成的。自从郭沫若1918年在福冈箱崎神社的甬道上碰到张资平,两人在博多湾海岸上详谈了有关文学的事后,他便开始一度辗转于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地去劝诱成仿吾、何畏、郁达夫这些人。
海洋既是连接中国与日本的纽带,也是把这两个国家划分开的界限,一海之隔是两样世界。日本的海在创造社同人的观念中近乎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在他们眼中,海风的涌动和海浪的奔袭是“生的鼓动”[17]60,海滨的光景叫人无比闲适。与受东洋气时表现出来的屈辱和憎恶完全相反,当他们面对日本的海景,走在日本的海岸上,乃至回归故国后回想起日本的海时总是为之付出柔情的赞叹。郁达夫称赞日本山水秀丽,是“蓬莱岛上的仙境”[3],“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18]301,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又说安房半岛“成层的海浪,蔚蓝的天色,柔和的天气,平软的低峦,海岸的渔网,和村湾的居民”[7]90,是一个“dream land of the romantic age”,能让旅客忘记自己身在异乡。把一片汪洋碧海午前的风景比作“患肺病的纯洁的处女”,午后则比作“成熟期以后的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凡讲到日本的海景和海岸活动,那些饱含国仇家恨的疾言厉色和哀婉哭嚎就都退避得没有一点踪迹,剩下的只有不遗余力的称颂。张资平甚至觉得高耸在海岬的灯塔能发出一种使黑暗变为光明、愚昧变为智慧、忧郁变为欢畅的神秘之光。
他们对日本之海的乌托邦幻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尤其是郭沫若,他在福冈就读九州帝国大学期间就居住在博多湾附近。这一段海岸生活总是成为郭沫若的文学素材,他最早署名“沫若”刊到《学灯》上的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便写到了这个地方。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归国后也依然要时时想起日本的海,绝多想起的就是博多湾,这些主人公总是同他自身的经历相似,归国前有许多日子住在海岸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真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19],怀念起博多湾的海色,便又对往昔的日本旧居无限景慕,对如今回到故国的生活越发生出不满。虽然“我们”早已经计划了很久要到吴淞去看看海,“但只这么邻近的吴淞,我们也不容易跑去,我们是大为都市所束缚了”[19]。
在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炼狱》中,他也借主人公爱牟之口抒发了在太湖风光面前引起的对博多湾海景的怀恋。郭沫若将住在日本的海边看作是最理想的生活环境,这一点与他对上海生活的看法完全对立,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到日本的海边去成长,因而在小说《圣者》中写道:
“在东洋的时候,孩子们日日在海上玩耍,身体也强健得许多,性情也活泼得许多,如今是被我误了,我因为要占有他们,所以才从自然的怀中夺了出来,使他们和我同受着都市生活的痛苦,我是罪过!……孩子们还是等他们到东洋去罢,他们还是发育时代!”[20]61
完全将日本海岸生活作为与故国破乱情境对立的一方来看待。故国是必须拯救又不堪拯救的令人身心疲惫的现实,日本的海岸则是被热望追寻的能使人身心升华的“世外桃源“。医科读书期间,郭沫若曾与张资平一同在博多湾游泳,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两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的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着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是可以踏着海底的。那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在运转机械。运转机械的发动力似乎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虹彩,更还挟着一些煤烟。糟糕!糟糕!两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15]44-45
博多湾在郭沫若的人生字典里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地理名词之一。这段海中游泳遭遇煤油的经历,透露着对象征纯粹自然的“海”遭受工业文明侵扰的不满。战后随团访日的郭沫若再次来到福冈,千代松原的松树受蛀枯萎近绝,博多湾的筑港工程大举推进,海岸的幻梦随年华一道远逝,悲悼之心更甚于从前。即使福冈的都市化令博多湾面貌大改,郭沫若仍将这片海岸视为可以最后栖魂的地方,在小说里他设想到了实在不能活的那个时候,便回到在日本的妻子的身边,杀掉三个儿子,“然后紧紧抱着跳在博多湾去死了罢!”[21]郁达夫也说,若自己受了故国的压迫不得不自杀时,“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6]9
日本在地理上四方临海,相比于封闭、拥挤、高速运动着的车厢,海自足地构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开放”型空间,它没有可视的边界,先于人为因素而存在,即使受到人为干预也不会被其完全定义。日本的海岸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笼罩和现代文明渗透,承载了前期创造社成员们在青年时期的重要记忆。那里没有酒馆、咖啡厅里被放大的日本人和支那人的分别,同时也就屏退了令他们感到受辱的心理负担,理所当然要成为前期创造社成员的情感寄托所在,抚慰他们在文明差异中滋长的屈辱与焦虑。他们对于日本海岸的乌托邦想象包含了真实的海岸环境因素、留存的青年记忆因素以及在故国生活感受衬托下产生的对日本生活的主观美化因素……这种乌托邦想象的形成是多层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