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说文解字》曰:“盛民也,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墨子·七患》曰:“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外为之廓。”城的原义是作为类“器物”的功用性,强调为民众生活的空间。“城”作为具体的地理实体,经历“进行时”与“完成时”。辨别特征转变的节点是城墙的闭合程度。城墙是历史城市的重要特征,城墙“闭合”完成,城的空间形态正式形成。进行时是从完成时状态逆向分析,指从城市选址起至城墙闭合为止的时间段,其间区域内的任何一次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的变动都视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但“城”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固定不变,这种完成时的叙述,可分为阶段性完成与结果性完成。区别二者的唯一要点是新生区域与原有区域的空间关系。
汉长安城是一个由内向外的空间发展过程。“城”的完成时间晚于置县、建都的政治行为。长安城的“进行时”与建都同步,比置县时间较早。《汉书·地理志》载:“长安,汉五年置。”[1]1543《雍录》曰:“汉高帝自栎阳徙都长安,长安也者,因其县有长安而取之以名也。”[2]22《太平寰宇记》:“长安,盖故乡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对咸阳宫。汉于其地筑未央宫,谓大城曰长安城。五年置县,以长安名焉。”[3]527长安县,原为长安乡,为秦咸阳县的基层组织。汉长安城的名称是以长安县为基础的,城址位置在长安乡,至城墙闭合完成修筑,故曰长安城。从地域关系看,三者彼此发展路径又各有不同。
汉五年五月,“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4]480。汉五年五月,是汉长安城的修筑起点。都的政治行为早于城的完成时,城市选址是以“都”的政治定位而确立的空间区位。汉元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4]402。由于与咸阳宫的距离关系,作为都城非主体性建筑的渭南宫室得以幸免。刘邦返定三秦,咸阳残破,故暂都栎阳。汉五年前,楚汉相争数年,未兴建宫城。五年五月后,刘邦与官僚机构暂居栎阳,萧何在渭南兴乐宫的基础上改建为汉代宫城。《关中记》曰:“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周回二十余里,有殿十四。”[5]37《雍录》曰:“地有秦兴乐宫,高帝改修而居之,即长乐宫也。此本秦之离宫,故不立城郭。”[2]22汉七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4]484。从职官迁徙程度看,可知自丞相以下的衙署机构已相继修建。改建长乐宫时,六年,修筑大市。长乐宫改建壮观,“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6]109。长乐宫是以兴乐宫为基础修建的,所以本质上仍为前朝宫室,难以与新政权相承。长乐宫建成后,萧何着手营建新宫城。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4]485。从七年至八年的营建速度看,各项城市建筑是多层次展开,而非限制一宫一殿。待确立未央宫为空间主体后,又确定武库与太仓的空间位置。太仓,地处长乐宫东南。《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惠帝六年立西市、太仓。《汉书·惠帝纪》中有“起长安西市,修敖仓”[1]891,应是《名臣表》误。武库,为都城武器存放之地,选址位居长乐、未央宫之间,紧邻权力中心,便于都城军事控制。今考古所见,武库平面呈方形,东西710米,南北322米,周长2 064米,分东、西两院[7]127。
未央宫作为汉王朝的新建宫城,因其壮丽受到高祖批评。“‘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4]485程大昌曰:“高祖徙都长安,而不即治城,岂其忽于设险,以天下方定,爱惜事力,亦犹怒责萧何之意耳。”[2]22因为“都”的政治性质,新的宫城彰显着特殊的建筑政治景观。地理位置上,选临近长乐宫附近,且地势高敞区域。《三辅黄图》曰:“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制前殿。”[6]114《长安志》引《三秦记》曰:“今长安城即龙首山为台殿,台址不假版筑。”[8]169《关中记》曰:“未央宫殿及台,皆疏龙首山土以作之。殿基出长安城上,非筑也。又取山土为城。山之余尾,今在城西南数里乃尽也。”[5]26宫殿建筑利用龙首山为地基,地势上烘托皇帝与“都”的政治意象。同时,居高之处,有利于军事防御与水灾侵害。取土为城,合理利用地理地势,体现了人地之间的紧密关系。萧何有效利用秦的新都建设计划,巧妙地将渭南离宫与地形结合[9]191。《西京杂记》曰:“未央宫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四十七里,台殿四十三所,其三十二所在外,十一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二,亦在后宫,门阙凡九十五。”[10]1汉九年,未央宫投入使用,刘邦曾在前殿置酒,皇帝起居办公等皆从栎阳迁入未央宫。同年,迁入关东六国后裔,长安县域的人口不断增加[1]66。官方诏书提到:“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1]78自汉六年至十二年所分封的列侯,大部分居住在长安及关中地区。如夏侯婴的居室,在空间位置掺杂着复杂的人地情感。“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4]3232至十二年,萧何继续主持修建宫殿官署、宫廷园林等主体建筑,但主要集中在未央、长乐宫内及附近区域。以长安县为中心的建筑不断拔地而起,逐渐影响着城墙的空间范围。
惠帝元年,着手修建城墙。《水经注》曰:“长安有秦离宫,原无城垣,故惠帝城之。”[11]453《史记·吕太后本纪》载:“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4]506《史记索隐》引《汉宫阙疏》:“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曰:“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初作长安城。”[4]1332梁玉绳曰:“筑长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至六年起西市、太仓,盖城既成,而乃为市及仓也。”[12]241太仓应为敖仓。《史记会注考证》中《吕太后本纪》注曰:“惠帝纪五年九月,长安城成,则五年、六年,乃五年九月之讹。”[13]8王叔珉认为三年初作、三年方筑长安城中的“初”“方”为衍文[14]363。城墙修建次序上,首选西北方,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同年九月城已闭合。城墙四面独缺南、西修筑时间。“四年就半”指西面与南面已完成,说明自元年至四年是西北墙、西墙、南墙的修筑时间。
《汉书·惠帝纪》曰:“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修敖仓。”[1]89-91城墙营建为元年正月至五年九月,未见中断。与《本纪》对比,无四年修筑事,却有“四年就半”记载。所言“三十日罢”当是部分修建人员的工作方式。元年,未见征发,但有修筑事。三年两次修筑有所不同,葛剑雄先生认为“长安六百里内”约等于关中地区[15]23。初次修筑以关中民夫为主,第二次以诸侯王、列侯徒隶为主。五年又有征关中民夫。从人员结构变动看,当有一支专门且长时间负责修筑的人员,其间征发民夫或徒隶是为了加快城墙修建速度。两次“三十日罢”俱在春正月,是因为汉中央考虑到关中地区农民的春耕时间,一为安定民生,二则存储粮草,防范关东生变。徒隶却未有中停之举,足见在工作时效上各有不同。修筑城墙非仅限于夯土筑墙,而且还有门道、门阙、引水、城壕等设施,是一套系统的城市建设模式。
长安城内布局与城墙形态是在地理环境与已建建筑之间共同影响下形成。渭河河道与大市的地理位置,影响西北城墙的形态。大市,即长安东市,惠帝起西市,大市居东,后名东市。《二年律令》记:“长安市、长安西市,皆六百石。”[16]268杨宽先生认为先筑西北墙是因为横门为长安城的正门,从未央宫北阙向北作为中轴线的大街正穿过横门[17]222。未央宫东墙与东市东墙的街道至西北墙的走向,确定了厨城门的位置,进而形成厨城门大街。由于未央宫先已完成,另受到潏水河道蜿蜒曲折的影响,西墙未形成一条直线,同时也确定雍门、直城门、章城门处于潏河以东。雍门位置是以北宫北墙、东市南墙作为方位参考。未央宫的形态决定了直城门与章城门位置。直城门大街与横门大街、厨城门大街相交,向东穿过长乐宫,进一步确立东墙城门的位置。章城门受引水渠道影响,位处潏河与明渠之间。南墙修筑是以未央宫与长乐宫为参考,城墙紧挨宫墙,宫门位置确定了西安门、覆盎门。武库与未央宫之间距离较近,且地位重要,故以两宫之间、北宫、武库东墙为参考,修建安门大街。由于北墙厨城门、横城门已修建,另东墙以长乐宫为参考,故未至北墙。安门外凸的原因,一说是地形特征[18],另说为“象天营地”[19]。不过从已定未央宫、长乐宫南墙看,本已形成“斗状”,何必再次外凸,应是地形所限。东墙、北墙为最后修建。东墙修筑时,直城门大街与长乐宫限定了霸城门与清明门的位置。另清明门还受明渠走向的影响。宣平门与东市相对,与厨城门相交。北城墙由于元年已完成部分,五年在东墙与西北墙的基础上,长安“城”完成闭合。
汉长安城墙的夯土技术为连片版筑[20]。修城同时,挖凿壕沟,作为其城墙土方来源。《三辅黄图》载:“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6]64城墙上窄下宽,剖面呈梯形。经实测,城墙高度为11.02米[21]84,下部宽度为12～16米。“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6]67护城河环绕四周,引潏河自章城门入,至清明门出,成为城市给排水的重要通道。壕沟距离城墙约25～30米,壕沟宽40～50米[22]。护城河,不但充当城市防御的职能,还有疏解城市洪灾的水利功用。
汉长安城,自惠帝五年九月修筑完成时,始终是一个固定的地理空间。无论“汉”这个时间概念如何演变,汉长安城的地理空间是一个恒定的数值。由于城墙闭合的特征,形成城内、外的空间表述,但“墙”的形态始终坚持未变。后扩建宫室,仍以城外的方位所名。建章宫与礼制建筑虽临近城墙,但彼此间隔,整体上已不属于“城”的范围,而是在“都城”的范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