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求从低到高有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生理需求是人活着的最基本需求,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等。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对“底层”这个概念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底层人民必定是生活十分艰辛的劳苦群众,每天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和奔波着,比如下岗工人、城市打工者、农民工等等。对这些底层群体来说,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更高的需求,能够满足生存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就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说,底层群体是不具备文化阅读的经济购买能力的。对于经济水平低下的他们来说,挣来的微薄的血汗钱与其花二十多元去买一本书来阅读,倒不如下馆子去饱餐一顿或者添置一件保暖衣物来得实在一些。不管这些底层文学的书籍写的内容有多么贴近他们的生活,有着多么伟大的企图——试着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经济能力低下的底层群体面前,都无异于对牛弹琴。对于底层作家而言,大部分的初心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试图用文学来反映社会疲弊,拯救处于底层的群众。但他们的文字想要被看见,则必然要有传播的载体,但不论是网络还是纸媒,都无法做到完全免费。因此,实际上,虽然底层文学面世的初衷是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重新关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为底层文学买单的对象还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其中,如果底层文学反映的问题能被政府决策者所关注从而有助于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的话,到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法。但可悲的是,作为底层文学书写的主人公对象的底层群体,却被底层文学拒之门外,很难以阅读者的身份存在。

古往今来,经济水平往往决定了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古代,只有王室贵族、世家大族才有读书识字的能力,底层百姓是很难读到书的,终其一生都是目不识丁。而近现代,即使总体国民经济在不断好转,但底层群体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依旧为着生存奔波着。虽然国家推行了消除文盲的政策,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等读书减免政策,但是绝大部分底层群体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水平集中在中小学阶段。他们首先在阅读接受的能力上就处于天然的劣势之中,文字阅读很难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经济水平低下,底层群体很难接受高等教育,因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他们无法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似乎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在每天的劳苦奔波之后,比起书籍,影像音乐漫画等可能更适合底层群体难得的闲暇时间,更能带给他们直观的精神抚慰。文化水平的低下导致底层群体文化阅读能力的缺失,而这一点比起经济水平低下是底层群体作为读者阅读者可能性的更为致命的缺陷。这会导致不论底层作家如何努力书写底层人民的生活,如何想要发声被底层群体所看见,最终都无法真正地传达给底层群体,使得底层群体缺失作为读者的身份。历史上“五四”启蒙运动的失败也是因为作为启蒙对象的老百姓们不具备文化阅读能力,使得知识分子关怀现实问题,试图拯救中国百姓的一腔热情付诸了东流。正如方维保评价说道:“尽管从《新青年》开始,这些知识分子办报纸,编刊物,既出书,又演讲,启蒙的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可到头来,这些努力对知识分子以外的人群,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那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百姓,多半都不识字,哪里会看什么《新青年》?认真去读知识分子写下的启蒙文字的,仍然只是知识分子自己。”^[4]125作为文字承载的底层文学作品,与大众发生联结并产生作用不仅需要解决如何跨越空间传递到大众那里的传播技术问题,还必须需要考虑到受众的阅读水平以及接受能力。而“五四”时期的国民群众显然不具备阅读的接受能力,这一点和底层群体如何不相似。因此,底层群体作为读者阅读接受“缺席”的原因与底层群体自身的文化阅读能力缺失有很大的关联。

不论是底层群体的经济水平低下还是文化阅读能力缺失,很大程度上说明从底层文学的提出到发展基本上还是囿于文学圈子里的,属于文学运动。不论是理论上的批评讨论也好,还是底层文学的创作也好,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学者、作家和其他有文化购买力的中上层,而真正的底层群体可能连文学界有着这样一场与他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学运动都丝毫不知情,令人叹惋,让人深思。

前面笔者论述了两个与底层群体自身有关的阅读接受“缺席”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笔者则认为与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也有关联。在论述之前,首先要界定一个概念,即底层群体属不属于底层文学的“隐含读者”?按照接受美学的观念,作家在赋予本文思想内涵和作品选材的时候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决定隐含读者的存在。“底层文学”取材于底层人民的生活,作品描写的就是底层的人和事,因此,这决定了无论作家有无明确的意识,在他作品的隐含读者中都会包含真正来自底层的读者。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如同之前争论“底层的表述”问题中提出的:如果不由知识分子来表述底层,为底层代言,那么底层自身能够自我认知吗?在底层读者接受这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底层自身有接受的能力吗?的确,正如笔者前面分析讨论的,底层群体每天忙于生存的奔波根本无暇阅读,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而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无法理解“底层文学”的产生对他们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底层民众生活中阅读的缺失就否定他们作为读者的可能性和权力,直接将他们从“隐含读者”的行列中彻底抹杀。笔者认为,底层读者之于底层文学本身发展的重要性,底层群体作为读者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既然底层民众是有可能成为底层文学作品的读者,从“隐含读者”转变成现实的读者来接受作品,那么底层民众在面对描写自己群体的作品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根据姚斯的期待视域理论,读者在进行文学阅读之前,头脑里并非完全空白,而是会根据既往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对作品产生定向性的期待。因此,底层读者在阅读描写与自身状况相关的底层文学时也会有期待视域的存在。首先,底层有“富”的想象。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群体在物质方面处于极端的贫困状态,他们本能的有着摆脱贫困状况的愿望。刘旭^[5]提出“彩票是底层致富幻想的一种”,其次,底层有“成功”的想象。底层对富的渴望不仅仅停留在幻想的层面,他们也希望通过努力获得成功。进城的农民工都希望在城里找到生存的门路,希望自己能够衣锦还乡。同时,他们也希望看到自己周围的人获得成功,因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这种心理使他们期待视域中出现的是通过拼搏,历经磨难而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物。也就是说,底层读者对于美好的生活是有强烈的向往心理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贫困艰难的,但如果作为读者,他们更想看见的是作品里包含的光明和希望的部分。但底层读者心里的期待视域在大部分底层创作刻意苦难化的现状中注定是要失落的。部分底层文学创作者似乎带有“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认为凡是底层就必然生活贫困、缺少欢乐、还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巨大不幸。这种经“过滤处理”的底层人生仍构成了“底层写作”主要的故事内容^[6]。为了让命运坎坷的底层人物最终走上毁灭的道路,不惜采用叠加式的方法叙述苦难,甚至采用极端化的充满血腥味的场面来渲染苦难的强度。比如,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红梅身上的各种极端不幸却令人深思。父亲为了在火灾中抢救工厂的财产而被烧伤致死,婆婆又瘫痪在床,自己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所有这些好像都是为了将她逼到绝境,使她在无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 《那儿》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死、自己下岗后也卖过早餐试图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儿患病需要大量的钱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这样的创作暴露的不是底层群体真正的艰难生活,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具有文化消费能力的读者的猎奇心理。正如丁智才所说:“当代小说似乎离开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层的艰难与困境”“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层艰难的苦果,倒像是一颗让人难以咂摸的怪味豆。”^[7]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在底层群体中有着如凤毛麟角般的具有文化消费能力的读者,在面对底层写作中的刻意苦难化、奇观化,也会惊讶地质疑所谓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全都是如此这般的不堪吗?期待视域的失落使得具有文化消费能力的底层读者们也不想再继续阅读这样的作品。

实质上,不论是底层群体的表达上的“失语”,还是阅读接受上的“缺席”,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目前底层文学的创作大都以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为基本素材,也就是说底层文学还处在“写底层的文学”状态,存在着如下文化症候:“底层文学是写给精英看的,底层成了被消费的对象。”^[8]因此,底层文学的阅读对象是不包含底层群体这个群体的,而是指向社会的中上层。这样的结果想必绝不是底层文学面世之后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底层群体重回读者的行列中呢?

首先是文学创作层面的改变,既然底层群体在作为读者时存在期待视域的失落,那么作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可以改变自己创作的内容和叙述的模式,不再唯“困难论”。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们不能苛求创作者,“你不能要求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9],但笔者认为,作家却可以做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而不是把底层预先放到重重苦难之中然后再试图解救他们。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不应被视为底层叙述的“美学脱身术”,具有“苦难焦虑症”倾向的作品不仅未能表现出真正底层的真实,而且也无助于改变底层读者的精神现状。底层小说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下岗者、农村进城打工仔的窘困和无奈,更要展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信念和道德理想。因此,作家在创作“底层文学”作品的时候,应当自觉地把底层群体作为读者纳入创作的考虑范围中,比如,摩罗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躬下腰肢”,莫言曾经提出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创作出与底层读者共呼吸的底层文学作品,以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消解刻意化的苦难。通过对底层苦难的关注引起社会的改变,给予底层群体读者实现美好生活的希望。

其实这一方法在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循的,即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由于抗战的历史条件,身处于抗战的现实洪流中的革命政权已经认识到民众所产生的中流砥柱作用。因此,在延安根据地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战时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共产党革命政权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五四以来文艺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不能深刻认识广大民众的生活。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接受不了文学艺术中精英化的阐述形式,其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都是生活化的,都是大众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和服务对象,工农兵文艺要做到为老百姓所接受,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激活符合大众化的审美需求。毛泽东强调:“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10]176文艺大众运动推行化成功的典范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为老百姓所创作的文学。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始终自觉地把他的理想读者——农民,放在“隐含读者”的位置,他一生都在执着地为农民而写作。正如赵树理本人所说:“我搞通俗文学,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就没有伟大的文艺!”^[11]204正是这份强烈的创作责任感,赵树理在写作时总是时刻提醒自己:“我所要求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12]546“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12]549

通过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精神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人写作”的问题同样是底层文学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们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的读者对象锁定为底层群体本身。笔者认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们必须把底层群体本身纳入到它的“隐含读者”中去。因为底层文学只有为底层群体而写,只有创作出为底层群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像赵树理小说那样“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从而“受到教育”,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底层群体自身原因来考虑,假如当底层群体具备了文化购买的经济能力,当底层群体拥有了文化阅读的能力,那么是不是他们就不会被排斥在底层文学的读者之外了呢?

笔者在此再次说明,底层文学面世的初衷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重新关注,试图高扬人文精神、重建岗位意识、修复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企图引起社会对遭受不幸的底层群体的关注,以及帮助底层群体发生生活改变的可能性。那么有什么比底层群体脱离底层生活状况,不再是底层更符合底层文学的创作目的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真正的底层文学应该是试图消灭底层的文学,“底层文学也是为了不再有底层,要消灭底层,使社会分配日趋公平与合理,不再有苦难,不再有特权”^[8]。

笔者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当底层群体不再属于底层,也许就不会存在底层群体作为读者阅读接受的“缺席”了; 当底层群体不再身处底层,底层文学提出并存在的意义得到实现,那么也就无所谓底层群体阅读接受的“缺席”了。毕竟,底层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实现。当然这需要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者以及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