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本身是从资本逻辑同自由平等的辩证关系中来分析人的主体特征的,“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3]204,资本逻辑的运行促进了自由平等的发展,但是资本逻辑又从实质上造成了人的极端不自由和不平等。不像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只是从流通领域来认识货币,将其看作一种物,马克思深入到生产领域,深刻的分析货币,正是在其中,马克思区分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通过对资本总公式(G—W—G')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了实现增殖的G不是来自流通领域,关键是来自W,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劳动资料在生产的过程中只是实现一种价值的转移,只有劳动力商品本身才是一切增殖的秘密所在。资本的无限增殖成为了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资本家不断地投入生产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将货币量的增加作为一种终极目标。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黑格尔的“无限”学说来阐述资本的运行逻辑,认为货币不管以何种方式和多少数量进行生产和产出,其本质都是不变的,这被称为一种自身关系的无限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将货币量的增加作为一种绝对的目的,这就使货币从数量上来说具有无限性,如同自然数的无穷数列,这被称为一种“恶无限”,而这也充分的展现了资本的运行逻辑。“只有到16世纪,劳动力成为商品,出现雇佣工人,货币才转化为资本。”[5]货币之所以变成了高级形式的资本,就是因为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资本家可以在自由平等的交换方式的掩盖之下,获得不用偿还的部分劳动力价值。对于资本而言,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的唯一有用性就在于保存和增加价值,使货币量得到不断的增长。它就像是拥有了一种魔力,不断地吸吮和吞噬着活劳动,并且它越是将活劳动纳入到自身的运行轨道,那么它自身的运行就越旺盛,它的力量和权力也就越大,作为实体的资本“盗窃”着人的主体地位,使自我变成了唯一的主体。
通过对资本逻辑运行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分析,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得以开展的条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自由平等,它使得人们从传统封闭的人身依赖关系和各种确定的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且不断地将这种方式扩展到一切领域和地区,建构起了在整个世界实现自由平等的条件。但是资本逻辑在促进人类走向自由平等的同时又阻碍着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这种资本逻辑和人的自由平等的悖论关系首先体现在人自身身上。第一,人作为劳动者虽然在选择上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因为劳动者和资本家进行选择的起点不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一方是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一方是拥有着社会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资本家。劳动者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命,他必须选择一个资本家,无论这个资本家是谁,但是资本家由于控制着生产资料,他们拥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能够带来更多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第二,资本家和劳动者在交换上不自由不平等,因为劳动者出售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商品,但是资本家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样的使用价值一旦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就使资本家获得了不需要交换而取得的剩余价值。“对于劳动力在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劳动计量被资本家获得并且服从于资本的普遍关系”[6]102,在资本运行的过程中,劳动者不再具有人的本质,其自由平等的特性全都归资本所有,人越是变得虚无,资本就越变得充实,人逐渐成为了一种抽象化的资本增殖的力量和工具。
资本共同体的形成得益于资本具有一种自在自为、自我增殖的逻辑,这种自我增殖的秘密来自资本家无偿地占有部分劳动者的价值。“工人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相反,资本则占有这种劳动生产性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增殖”。[7]资本正是凭借这种力量支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和区域,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和人都纳入到自身的运行轨道,不仅包括劳动者,还包括一切的资本家,总之所有人都被资本逻辑所构建的资本共同体所禁锢和束缚。“人与人之间互为工具和手段,最终导致普遍性共同体的分裂及其共同感的丧失”[8],在资本共同体中,人与社会关系的建立依赖于货币,由此形成的只是一种外在性的结合,具有暂时性、利益性和表面性的特征,并且构建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只是一种强制性的雇佣劳动,生产力只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尽管它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却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关系”[9]309。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自由不平等首先表现在人们依赖货币数量的多少来界定人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地位。人们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人们的特性取决于货币的特性,并且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是人们无法回避和逃离的力量,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行为上,人们都必须服从于货币力量。这就使得人们在货币和资本逻辑面前不仅表现出不平等,而且表现出不自由。其次表现在人们关系的建立依赖于货币,依赖于利益关系。人们建立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基于满足自身利益的商品交换,并且由此所建构的关系的深度和范围也是基于利益关系的大小,并且这会最终导致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形成一种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通过教育等因素,使得这种状况不断恶化,形成一种基于货币数量的新的等级制度。
马克思认为,谈及人的主体特征,谈及人的自由平等,必须要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的自由平等呈现出一种历史性的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完全呈现出一种受动性,自然界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同人类相对立,人毫无能动性可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创造出了人对于自然界的普遍占有,人类可以使自然为自己所用。但是由于货币和资本本性的存在,由于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使得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不是呈现为一种和谐状态,相反,自然界由于人类的征服而走向恶化,并且在对自然的利用过程中,人的自由平等同样出现悖论。这首先体现在人们由于拥有的货币和资本的数量的不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利用的力量和范围的不同。人们拥有货币和资本数量的不同,人们所具有的权力也就不同,这种权力体现在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上,表现为资源利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这种不自由不平等,分别表现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资本家之间、劳动者之间,并且伴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自然资源的不自由不平等体现在国家层次上。其次体现在由于资本拥有的数量的不同对于自然利用结果的承担责任的不同。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导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自然资源的破坏,但是由于资本拥有数量的不同,对于自然生态破坏的承担的责任大小也不同。
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这个实体性的存在具有了主体性的特征,在资本增殖逻辑的开展过程中,完成了对整个世界和社会的建构和塑造,使得整个社会都围绕着资本逻辑的运行展开。人们可以利用货币的自由平等的特征进行独立自主的交换选择,但是这种自由平等只是限于一种形式,出现了资本逻辑和人的自由平等关系的悖论。实际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一种非交互性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不自由的、不平等的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不公正的社会关系” [10]140,这也就是说由资本逻辑所造就的不自由、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人自身,而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中。马克思站立在经济哲学的视角对资本逻辑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于资本逻辑更多的是从生产上进行认识,认识到资本逻辑和自由平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说出现悖论的根源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就使得劳动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资本家不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换的,并且是作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人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由这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生产上的不自由不平等,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上的不自由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