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分析指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具有剥削性质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被视为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不仅没有人身自由,劳动也没有任何报酬,他们连成为贫困人口的资格都没有。到了封建制社会,地主阶级开始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科技进步,生产力十分落后,整个国家出现贫困的局面。随着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深刻的揭露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作为生产者和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是相分离的,因此,他们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为资本家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马克思敏锐的发现这种看似建立在“等价交换”原则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一种新剥削。在他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工人的雇佣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家总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或劳动生产率等方式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便于攫取更多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资本家劳动后取得的报酬即“工资”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支付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和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另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科技进步等原因生产力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则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人口因暂时不被社会需要而失业成为贫困群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资本家凭借压榨工人剩余劳动越来越富有,工人用血汗得到的却是不平等和贫穷,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加剧贫困。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前提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无产阶级想靠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帮助他们脱离贫困生活的希望无疑是渺茫的。马克思曾借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著名典故形象的描述了无产阶级工人们和资本家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与资本捆绑在一起“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的还要牢”^[14]10。普罗米修斯将神火带给人类,造福四方,但人类不仅没有对他怀有感激之情,还把他死死地钉在岩石上,任凭恶鹰啃食肝脏,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折磨。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额财富和极大的生产力,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却遭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夺,在为资本家劳动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被其无偿占有,总之,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下生活日益贫困化。因此,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贫困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将“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人得享共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得到极大地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生产资料成为由许多人共同使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而这些全部被资本家占有,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失业工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发展缓慢。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劳动者劳动积极性高,贫困人口成为社会关怀的对象,可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提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 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 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 以致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 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15]172因此,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下消除一切阶级差别。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深刻意识到广大农民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曾科学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产生的根源,消灭贫困问题的前提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和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社会完成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推动了工业、农业和社会主义工商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提。由于人口激增农民迫切需要土地解决吃饭问题和现存的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人民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把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摆在反贫困工作的首位。为此,党中央从增强农民的土地权利入手,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次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内地基本被消灭,农村地区因无地制贫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1953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开始进行,农民走上了一条合作共营的道路,从农业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社以及最后的人民公社,都是党中央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施的重大举措。尤其在人民公社建成后,中央政府动员劳动人民在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和灌溉设施,农村交通、农田水利得到改善,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建立以农村低保、五保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和医疗方面也取得阶段性进展,农村基础教育建立,我国小学入学率增长50%,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妇女思想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解放,提高了广大农村妇女摆

脱贫困的能力; 农村卫生院和医疗站普遍建立,医疗卫生组织体系逐渐完善,农民健康水平提高,对防止因病致贫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党中央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农业发展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统筹协调好发展农业和轻重工业的关系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指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最根本的出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16]13。为此,毛泽东提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鼓励发展农业科研提高农业生产力。1970年,我国杂交水稻培育成功,推广后产量提高20%左右,小麦、玉米等种子经过科技研发后产量和质量都显著提升。党中央还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来到城市就业,支持工厂在农村中招工来缓解农业人口的压力,减轻农民的贫困状态。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焕然一新,反贫困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期间,国家粮食总产量增长迅速,温饱线以下人口下降到50%以下,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提高,但贫困率仍然高达97.5%。

贫困问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大难题之一,到1978年我国农村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模式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拉动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发展式扶贫。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把农村改革作为消除中国贫困的切入点。”^[17]102改革开放以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1983年全国农村93%的生产队都在实行这种责任制。1982年到1985年期间,党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在围绕农业问题展开论述,充分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新经营体制这一重大改革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同时,启动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农村市场化改革,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等。党中央还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明确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乡镇经济发展、提高乡镇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以农村经营体制为主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得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成为农村减贫的主要动力。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也为反贫困注入新的活力。在总结过去搞平均主义造成严重后果,导致国家出现共同贫困的局面后,提出通过先让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起来,带动多数地区和人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促进东部地区崛起带动中西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成效,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城市的带动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生产力大幅提升,经济落后地区面貌有所改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1982年在局部极端贫困地区,国家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通过资源开发方式进行扶贫,在甘肃河西、定西、宁夏固海西为其农业建设设立专项基金,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为此后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的实行提供良好先例。1984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该文件明确提出了我国扶贫工作的优惠政策,标志着扶贫工作上升为国家意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不仅需有政策扶持,还要有科技推动。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下,我国制定并实施了“863计划”“星火计划”等,将高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了消除贫困的步伐。控制人口是反贫困工作中的关键一环,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基数大是造成农村甚至城市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计划生育”在政府指导下逐步实施,有效抑制了贫困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这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倍增,超过一半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贫困人口稳定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78.3%”^[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取得重大进展,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这是党中央设立的扶贫专门机构,政府支出专项资金用于扶贫,通过区域瞄准确定扶贫对象,我国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新阶段,制度化扶贫正式确立。1987 年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将扶贫对象的瞄准逐步转向县级,扶贫格局也逐渐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位协同参与的方向演进。扶贫工作的纵深推进促使我国贫困覆盖面逐年缩减,但在生产条件落后的偏远地区,扶贫工作仍然难以开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并反思以往扶贫工作的经验教训,系统提出了扶贫开发理论。江泽民指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19] 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并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致力于在未来七年内集中各方力量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1996年,国务院做出了《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扶贫开发工作继续在有条不紊落实。根据当时的扶贫状况,1999年党中央又颁布了一系列更完备的政策措施来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此外,党中央发出“科教兴国”战略口号,将反贫困同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旨在让贫困人口同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达到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反贫的目的。政府还推行相关措施,包括“重点支持发展种养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推进扶贫开发规范化建设”^[19],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是消除西部贫困的重要举措。到2000年底,“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基本实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8 000万下降到3 209万^[20]。

进入21世纪,我国贫困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及地区差距,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农村贫困问题日益复杂化,农村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贫困问题十分突出。胡锦涛指出:“要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21]559为此,党中央通过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将扶贫开发重点转向贫困村,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制定符合本地发展的扶贫开发规划,拉动贫困村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创建扶贫试验区,通过在典型贫困地区进行改革试点,根据实验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脱贫致富方案,并总结经验教训将其推广。胡锦涛指出,要想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中央十分重视贫困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要“加强政府主导,帮助贫困人民解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22]276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扶贫开发,鼓励全社会积极主动地帮助贫困人口。这种广泛参与式扶贫号召在全国范围得到良好响应。这一时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2.9 亿人,年均减少2 965.7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7.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仅仅解决温饱为主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改变此前“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在巩固温饱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的实质就是让每一个扶贫对象都在精细化管理体系中,进行精准化扶持,确保精细化配置的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为扶贫对象、贫困地区所用。”^[23]随后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建档立卡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向贫困村驻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并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和严格的考核监督,积极落实党中央下达的扶贫任务,鼓励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党员干部投身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中。2015年,他提出“五个一批”即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的扶贫策略,这种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习近平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4],在思想观念上帮助贫困人民树立摆脱困境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注重扶知识、技术、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人民着力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通过内部造血巩固国家输血的方式,充分唤起了群众自我脱贫的决心,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还提出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精准对接等扶贫举措。《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一项基本方略固定了下来。近年来,连片特困区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为促进连片特困区实现整体发展,片区脱贫相关政策如产业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人才政策等陆续出台,从国务院扶贫办到省级、市县级扶贫领导小组,联合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实施相应负责片区的扶贫开发方案,通过合理规划设计建立贫困片区发展增长机制。党中央还致力于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与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协同发展,加强各体系之间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深度贫困问题成为党中央关心的重点,习近平强调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在山西主持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他指出:“各级干部要全面深刻分析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各项因素,要集中力量解决制约因素中的主要矛盾,加大政策倾斜,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一起进入小康社会。”^[25]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下一阶段完全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验基础,也为世界扶贫工作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重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全党上下达成的共识。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不畏艰难险阻带领人民群众向贫困宣战。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开展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以“输血”为主要特征的救济式扶贫,对于缓解当时的贫困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消灭贫困解决了前提条件。1978年后,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制度性扶贫,开始实施区域性的扶贫开发和全国性扶贫政策,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也为党中央消除贫困提供了有效途径。1986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党中央领导实施的以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以村级瞄准为主的参与式扶贫成效显著,我国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指导,总结吸取长期以来扶贫事业取得的经验教训,把扶贫工作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创新提出了将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扶贫方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得扶贫工作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式到“精准滴灌”式,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转变,是对以往扶贫机制的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脱贫提供指导。当下的扶贫攻坚正是我国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道路上打响的最后一场战役,习近平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6]42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在扶贫的道路上总能根据时代要求和国情制定出最准确的扶贫计划,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要积极配合党中央部署的一切扶贫工作,坚定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的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扶贫事业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必然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扶贫治理的全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最早提出了群众路线,在指导扶贫具体工作中,不论是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完善农村水利、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都充分考虑到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农民为本,制定农村政策始终优先考虑农民的选择和利益,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交易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到给予区域性扶贫开发政策扶持,都充分调动了亿万贫困人口的创造性,更加积极的参与农村改革,投身扶贫建设。江泽民指出:“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定者。”^[27]26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下,设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专项扶贫资金,科教兴国等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更加关注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扶贫工作中要求将人的需求作为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规划; 鼓励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相结合,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废除农业税来减轻农民负担,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全体脱贫,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反贫困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方针,旨在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引导贫困户破除封建落后的观念,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先进意识,加强对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以此激发贫困地区和人民力图脱贫的内生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创造精神,动员人民积极投身扶贫建设才是解决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关键。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反贫困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扶贫事业的指导思想。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推进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是我国扶贫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坚持民族性,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反贫困斗争; 坚持时代性,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域情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因长年战争遭到严重破坏,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我国封锁禁运,导致国家陷入整体性贫困状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反贫困奠定制度基础,把“使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作为反贫困的奋斗目标,探索出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要方式的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大大改善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生产力发展停滞,农村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未解决温饱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通过制度改革拉动经济增长作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依据世情、国情发生的变化,系统提出了扶贫开发理论,制度化扶贫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胡锦涛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针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等基本问题,提出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综合扶贫开发机制,赋予反贫困理论新内涵。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成效显著,但仍有部分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尚未脱贫,返贫现象时有发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思想体系,通过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的方式提高可持续性扶贫质量,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小康社会建成后,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消除,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也将转为相对贫困,为新阶段促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建立体现民族性、顺应时代性的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