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乡村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乡村线性文化景观解析与保护研究——以合肥大姚路为例”(SK2019A065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明清时期徽匠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YJAZH039); 安徽建筑大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教、学、评、展、著'为一体的设计学专业教学模式研究”(2018jy05)
作者简介:卜令峰(1979-),男,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乡建。E-mail:381400167@qq.com
(School of Arts,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01, China)
poetic dwelling; Cuigang Village; Tile Studio; ordinary construction; building renovation; heritage regeneration
DOI: 10.15986/j.1008-7192.2021.02.005
乡村振兴背景下,“设计介入乡村”受到设计从业者的关注。但通常受设计师关注较高的,是某些具有传统古村落基因特征乡村的建筑再生设计。然而乡村建设的现实性之一在于,少数精英化乡村与多数普通乡村之间的并存关系。精英化的少数乡村通常为世界遗产类乡村、名人故居,以及被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乡村。而非精英化的多数乡村,亦为普通乡村、“我们的”乡村。普通乡村中的平常建筑,尤其是我国80年代后期在乡村建造的瓦房类民居,见证了乡村文明的发展,存贮了人们在乡村生活的集体记忆,具有特殊的遗产价值。对此类平常建筑的活化方法,除物理层面的硬件改造之外,也包含以此为基础,由设计师对乡村进行的以景观生产为理念的在地艺术与文化实践,在提升乡村视觉品质的同时也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如同催化剂带动区域复兴。
本文探讨的瓦房工作室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崔岗村内,距离合肥市区30公里(图1)。崔岗村的建筑形态主流为传统型的瓦房,占总建筑的90%。在当前以楼房为主的乡村建筑中,瓦房已被视为一种边缘化的乡居类型。因为崔岗村的空心化,政府计划把该村及其瓦房类建筑拆除。现瓦房工作室业主在2012年偶然间发现崔岗村,并对其中的一套进行改造,将其转化为“瓦房工作室”。该项目是基于一个普通村庄内普通民房进行的改造结果,也是对中国乡村曾经普遍存在的瓦房做可持续在地实践的案例,从平常建造的视角阐释乡村本来具有的“诗意的权力”。包含建筑本体改造、遗产保护与事件活动策划、新业态引入,以及对村民主体性的关照等。试图将瓦房工作室的改造及在地文化实践,作为普通乡村中平常建筑再生以及乡村振兴的一种类型实验。这对当前研究皖南徽派建筑与园林的主流现状而言,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也为安徽中北部地区普通乡村及普通建筑的改造,提供可资借鉴的策略。
筑造的本质是让栖居[1]1203。荷尔德林希望通过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wohnen),使天地神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实现四位一体的共存[2]。荷尔德林在自己贫困交加之时以诗人的浪漫与觉察,认知到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产生日渐异化的趋势。为避免继续被过度异化,荷尔德林呼唤人们通过诗意地栖居以寻找回家之路。在此,荷尔德林倡导的“诗意栖居”主要针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趋同性以及生活的碎片化,并提醒世人予以警惕。所谓“趋同性”,意指工业技术为了生产和使用的高效而消除事物的多样性,使生活世界千篇一律,特色消弭。“碎片化”则指人和自然的间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工具理性日渐发展为主流。人作为被量化和使用的物质元素,成为物化的存在和样板化生活模式的碎片。人的精神活动过于局限,更关心物质生活和五官享受。用梭罗的话来说,这样的生活不能称为“真正的生活”,其在瓦尔登湖的实践和他的作品也始终贯彻一个主张,那就是回归自然,即“诗意地栖居”。
把乡村与诗意的权力相结合,隐喻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边界有待模糊,乡村本应具有“诗意的权力”。美国学者格尔顿·皮格罗说道,越来越多的人对地方重新发生兴趣,村庄成了聚集优秀品质的地方,这些品质能够治愈由大城市和大企业所带来的各种疾病[3]34。乡村通常与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清新宁静等关联,其开放的院落空间和相互连接的邻里关系,契合艺术创作所需的物理环境与哲思氛围。此种理念虽有浪漫主义意蕴,但确是当今都市人对回归乡村需求的体现。乡村村民在积极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城市人又普遍具有回归乡村的愿景与需求。在城市居住是“大隐隐于市”,乡村生活则为“小隐隐于野”,两者本自各具其美。然而,从当前的二元关系可以看出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暧昧状态,两者的流动通道还有待拓宽。此种状态也促使部分人群开始寻找适合的乡村,去争取和构建乡村诗意的权力。
“路上观察者”源自日本东京一个民间本土文化自发保护机构——路上观察者学会。他们聚焦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层叠性,即关注城市的碎片化节点,其美学观点和热衷的物品与本雅明和“拾得艺术”(found art)相似。在小范围内搜寻城市中的历史遗迹,记录下可以体现城市普通人记忆的自然或人工印迹。路上观察者们把精力放在散步、照相和标记这些具体的实践之上[4]70-71,以此来介入城市记忆的保护,同艺术理论或艺术作品的打造结果相比,其发现价值更为重要,实践中的偶发因素大于必然性。回溯历史上某些艺术村的起源,其被发现同观察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莫奈在回到乡村的过程中,曾赴巴黎城郊寻找合适的村居做工作室,但难以如愿。在此过程中因莫奈乘火车至吉维尼途中,偶然发现了地处鲜花丛中的乡村——吉维尼,随后他携家人迁居此地居住了43年,受其影响相继有多位艺术家入驻吉维尼。莫奈与吉维尼相互成就,他在此建造花园与工作室,吉维尼也成为法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本文探讨的瓦房工作室建造起因,同莫奈作为观察者发现吉维尼的过程相似。瓦房工作室现业主谢泽,尝试寻找“儿时在乡村外婆家夕阳照在身上的体验,以及身体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他曾试图购置皖南徽派民居作为工作室,但因距离较远而放弃,后把目光放在合肥城郊三十岗乡。三十岗的名称源于其高低蜿蜒的“岗式”地形风貌,区域内的大姚路是把三十岗各乡村与合肥城区相连接的一条主干道。大姚路及周边的乡村和荒野景观类似美国的“珍珠项链计划”,使用道路串联起城市、乡村、湿地与涵养林(图3)。其岗式地形、荒野的生态,在艺术家、媒体和市民的传播中,被誉为合肥“最美乡村公路”。2012年11月,谢泽顺着大姚路的指引发现崔岗村。崔岗村因地处合肥城郊,受城市虹吸效应影响较深,村民多外出务工或定居,仅有几十名老人和孩子留守。村内的建筑主要为20世纪80年代后建造的瓦房。此类瓦房与当前乡村主流建筑不同,不追求体量和装饰,没有大理石、罗马柱等外部装饰,建筑功能与立面质朴、真实,虽然长期无人居住,但许多房屋依然保存完好。瓦房工作室业主在原瓦房基础上进行空间、立面以及庭院的改造,并在此举办会客、展览等多种活动。在其影响下更多艺术家入住崔岗村(图3)。当代艺术家介入乡村的价值在于,其不仅作为路上观察者去“发现”和记录,而是深耕乡村的田野和实践。在随后的八年时间中,瓦房工作室通过多主体协同共建,在建筑改造、遗产保护,以及活动策划等领域开展在地实践,驱动乡村各要素的完善与更新,不仅使崔岗村免于拆除也对省会合肥的文化观念、城市气质等产生触媒式影响。
张永和在《平常建筑》中通过分析密斯,主张设计实践的起点是建造,把建筑定义为建造的材料、方法、过程和结果的总和。就该定义而言,建造形成一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构成一种理论,它讨论建造如何构成建筑的意义。建筑设计过程从材料、方法、形态、空间到材料、方法、形态、空间,这种实践的产品可以是合理的平常[5]17。这一主张基于一种具体的语境,即建筑师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泛化与干扰,象征、象形等附加的意义常常转移、分散了对建筑本身的研究。“平常建筑”的写作是一次把焦点拉回到建筑核心问题的努力,是对那种主观的、附加的、延传的、武断的、静止的、僵化的意义的排斥[6]。这种思想对应今天建筑所承载的宏大叙事,建筑的艺术性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被凸显,有时被赋予一种过度的艺术化想象,与日常生活世界发生间离。乡村建筑承载的功能不仅为居住,精神与情感受到同样高度重视,有时体现为外观形式所指代的多种符号下的隐喻,建筑的“平常性”被立面与室内的附加装饰稀释,如罗马柱或马头墙,抑或其他复杂的视觉饰面。在安徽的地域文化中,皖南徽派民居因社会背景、地理区位、文化影响力等成为徽文化的符号,文化遗产属性突出。反观20世纪后半叶皖中与皖北地区建造的瓦房类民居,其建造过程把居住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建筑的形式服务于功能的需求,较少涉及理想主义色彩在建筑中的过度表现,平常、质朴、实用为其主流。在视觉景观被权力景观异化的语境下回望乡村瓦房,其中本体意识与朴实的建构思想衬托出瓦房类的平常建筑在当今乡村被忽略的价值。
瓦房工作室品牌来源于其前身建筑——“瓦房”。瓦房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式,缘起于西周末期,初始为茅屋的附属物。至春秋后期,起脊草房逐渐演变成瓦房。秦汉末期,宫廷、官署的屋面大体已全部用青瓦覆盖,墙体多用青砖垒砌,形成所谓的秦砖汉瓦。在清明上河图中,沿街建筑中多为瓦房。明清时期的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也多建瓦屋式四合院,现代的农村小康之家也建起瓦房。20世纪90年代至今,乡村瓦房先后被平房和楼房取代。传统瓦房虽远离人们的视野,但作为延续数千年来的居住形式,这种近乎人类童年的建筑样式已经作为文化符号被传递。
瓦房工作室业主在进入崔岗村时发现该村最大的一处瓦房庭院,租下15年的使用权,并决定使用“瓦房”作为工作室名称。既因场地是以瓦房为基础,亦因瓦房自身具有一种质朴与真实的品质,体现过去村民的建造与生活智慧。在工作室标志设计过程中,业主让9岁的女儿画出心中的房子,孩子笔下油然生成中国乡村的典型建筑符号——瓦房,瓦房工作室的品牌标识由此而来(图4)。在夸张、拼贴、繁华等所见即所得式的建造结果中,以及扁平化的千村与千城一面等背景下,在乡村改造已经被冷落的普通瓦房似乎普通,但恰体现出当下对精英化遗产保护和建造行为的不同选择,是基于建构的朴素建筑学理论指导下的建造实践,也是近年来对乡村景观设计中某些重“布景”轻内核等现象的回应。对平常建筑的关注和改造本身亦形成一种“陌生化”的艺术观念,建造的理念和结果凝结于瓦房工作室平常且拙朴的品牌标识之上,使观看者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情境中,感知平常中蕴含的不寻常。
“建构”(tectonic)一词来源于希腊文tekton,本为木匠、建造者之意[7]5。国内最早关注建构的,是伍时堂以肯尼思·弗兰普顿的著作《构造文化研究:19和20世纪的建造美学》中的建造思想为研究对象,旨在针对当时建筑理论中出现较多的“将建筑这门十分现实具体的学问,变成了纯然的智力游戏”[8]等问题的批评,倡导一种基于朴素语境下的建筑学研究范式。如同阿尔托在其工作室的设计中,往往舍弃某些概念化的元素,传递手艺的精工细作和充满朴素的匠人精神,虽然是极小的空间,但不同于当今批量化的城镇建筑,而是充满灵活与柔性,使建筑生动且平常。建构理论从设计的本源“动机”出发,使建造成为一个具有实质的建造过程,避免陷入“为设计而设计”的形式怪圈,如某些“反建构”的案例:城市化妆、过度美化等[9]。是需求决定了平面、屋顶和竖向支撑,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建筑的形式和空间的创造[10]。瓦房工作室改造的平常性体现在对装饰的态度上,从空间的功能与本质出发,结合时间发展过程中主体对空间需求的变化以追溯外观的缘起,这种倒叙的方式规避了从形式出发可能带来的布景式的、非建构的景观结果。
在瓦房工作室的改造中,设计师根据主体功能需求和审美判断形成渐进式的改造阶段,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建构观(图5)。在2012年第一阶段的改造中,设计师通过软装设计对瓦房作初步改造。由于这一时期初始入驻,仅以微介入的理念做试探性设计(图6)。使用湖蓝色遮盖原门窗的暗红色(图7),反映瓦房业主对托斯卡纳的向往。小面积的湖蓝并未消解托斯卡纳蓝在瓦房中的“灵韵”,恰同乡村天空的蓝色呼应,与窗帘和铺在院子长桌上的方块花格布共同凸显乡村的时尚。这种具有冲突特质的“灵韵”根植于设计者的真诚,即围绕于功能开展的空间营造策略。如客厅的会客区、室外的交谈区分别由壁炉、沙发、防腐木长桌,以及雨棚等组织而成,并根据瓦房工作室策展需要在院落右侧加建展厅。2015年为第二阶段的改造,对原有的院落与室内部分空间结构重新整合。为改变与房东合用院子的现状,使用红砖墙把左侧房东居住区与瓦房的空间分割,为其增加独立出入口。在院墙建造过程中,为保留房东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水井,向内收了一条180度的弧线。因场地需要而被动调整的策略,打破直线式的砖墙,使偶然的变化结合功能演绎成意外“惊喜”,也说明基于功能且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对空间深层美感的建构。这一阶段中把建筑走廊纳入室内,使用大面积的玻璃立面增加采光,为瓦房工作室引入充足阳光,解决传统乡村瓦房建筑采光不足的问题。同时基于江淮地区的气候特征,在东侧房前建造阳光房,用于冬季庭院植物养护和人的休憩。2017年瓦房工作室进行第三阶段的改造,这一阶段基于消夏需要,对处于封闭状态的后院进行利用,使用废弃木料建造瓦房后院(图8)。
安藤忠雄在谈到其建筑思想时指出,他的建造注重使用真实的材料作为装饰,如混凝土、石头、空气和光等。这里的真实意指不做附加装饰而注重本体装饰,尊重建造过程中材料自身的本源面貌,以发挥“真实”带来的力量。关于装饰的态度,在建筑学领域,哈里·马尔格雷夫(Harry Mallgrave)认为,饰面是一种整体的装饰,他将立面装饰分为本体性装饰和附加性装饰[11]1。附加性装饰是通过外在的、可见的附属物以近似于拼贴的方式附着于物体之上,这种装饰对功能不产生直接作用,目的为从视觉上快速传递物体的功能和语义信息,有时也纯粹为了让被装饰对象“好看”。与附加性装饰相对应的是本体装饰。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r Perret)和路易斯·康(Louis Kahn)都注重本体装饰而反对附加装饰。因为附加性装饰忽视了结构性元素和非结构性元素之间的对话关系[12]。瓦房工作室的改造,其建构思想中的真实功能和真实材料,批判当前乡村建筑与景观中附加装饰过度的现象,思辨是否应使建筑承载过多本体以外的职能?在真实的建构实践中,废旧的木材被作为主要材料应用。改造瓦房所使用的木材取自于合肥城郊废弃木料市场,它们多被使用于瓦房后院的建造,以及建筑立面的玻璃门框与窗框的制作。好的诗人善于把日常景物信手拈来,然后不经意间,把自己的感情融进去,用非常贴切的词语和平常的东西去造就诗意[13]。瓦房业主日常收集乡村遗留的生产和生活类器物,放置于庭院和室内,此类器物同瓦房工作室室内的当代艺术绘画和装置共存。与之并存的还包含壁炉、室内卫浴、庭院落地灯等现代家具。从普通瓦房到瓦房工作室的转换,改造后的空间被赋予“当代性”,即一种具有反思和反叛特质的理念与实践,而非形式与视觉层面上的风格创新(图9)。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塑魂。设计师在对乡村景观与建筑的设计改造中,优化乡村道路、水电管网以及可视化的物理空间环境,此种设计建造为乡村“塑形”。当前某些乡村在形的方面已经做出较大改善,但是因为缺乏温度,导致其成为“空村”。仅有物理的建造还难以解决乡村的系统性激活问题,乡村更需要内容和故事的生产,即“魂”的塑造。本文对瓦房工作室平常建造的研究,一方面包含对其在物理空间上的建造策略解析; 另一方面又间离建筑的物质属性,从传播学的角度把瓦房作为事件容器和叙事中心,研究其在活动策划、遗产再生,以及产业推动等塑魂方面的策略。后者从无形价值视角与前者的有形空间,共同视为对瓦房场所精神建构的路径。此种方式与莫奈在吉维尼的艺术化生存策略相似,把其艺术作品的创作和造园活动作为文化之魂关照,影响更为深远。
瓦房工作室在客厅建造的壁炉,其符号与象征属性大于物理功能(图 10)。在乡村建造的壁炉不仅具有御寒功能,它燃烧时的状态也勾连起乡村日常饮食与取暖的时光,唤起离开故乡的人曾经在乡村火灶散发的热量下烹煮食物与获取热量的记忆。由壁炉构建的外部围合空间具有凝聚力,使空间中的人“围炉而坐”。随着崔岗村的对外传播,以瓦房工作室向外延展三十公里外的合肥市区,壁炉带来的触媒效应吸引都市人返乡,使其成为都市来访者、乡村观察者以及从上述两类人群转化成的乡村建设者的客厅。当人们汇聚在瓦房工作室的壁炉旁与乡野的花园之中,壁炉实则为一个文化地标,它吸引来到乡村的人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内停留,并发生交谈和思想上的启智,也延续至与乡村诗意栖居有关的计划、探索与实践,促发瓦房的空间功能从风格制造向社会创新的转变。瓦房的建造从初始时期以色彩、立面、软装等视角介入,从视觉范式的制造层构建乡村与时尚的融合风格,后期逐渐呈现对城市与乡村生活的思辨,以及城郊乡村在艺术介入下发生转变的多种可能,其隐喻的启智价值更加凸显。
相对传统精英化的遗产保护,对普通人的记忆予以保护与尊重,也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崔岗作为江淮地区的普通乡村,村内某些瓦房类公共建筑遗产见证了乡村部分人的出离再至都市人返乡的过程。这些具有识别性的“地方”,也是他者对乡村产生认同并触发共同乡愁情感的载体。崔岗卫生室具有记忆场所的遗产属性,不仅因其在过去几十年间为村民提供卫生保障,而且其位置处于崔岗村主入口,在地理区位与卫生室的功能上可界定为过去崔岗村的地标。瓦房工作室在对卫生室的改造中,通过新功能的植入与重建,将其转化为文创大厅和旅游接待等功能,以“让村民记住回家的路”为初心,保留原建筑的转角、孔洞以及立面色彩,继承遗产的精神(图 11、图 12)。针对这一遗产的再生设计使在崔岗生活过的人,即使离开故乡,看到这一陌生而又熟悉的建造结果,也会唤醒其童年成长的故事与记忆。
对遗产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在城市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中,通过主题事件(event)的组织与策划,将人与城市、场所连接起来,这一方式已经被视为激发城市文化的活力引擎。这些事件通常包括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或者日常性的生活行为,如展览会、开放日、节日活动、民俗事件、庆祝纪念活动、仪式、街头表演、文艺展示、音乐派对等[14]。通过主题活动的策划,构建特定场景引发人的参与,使用系列符号传递文化信息,有助于引发人的交流,激发乡村活力。瓦房工作室采用多主体协同的方式,由新村民发起和政府支持,在改造后的记忆场所与艺术家工作室中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如崔岗艺术节、崔岗论坛、手工艺术市集、艺术展览等,使崔岗呈现与传统村落文化事件不同的表现形式(图 13、图 14、表1)。人们从都市驱车来到崔岗参观艺术活动,此种方式也为回乡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仪式感。此外,区别于在乡村举办的活动方式,瓦房工作室联合新村民、青年策展人、美术馆机构等,在合肥市区的壹ART美术馆策划“离村展”,展示了崔岗村八年来开展的景观生产理念及成果。离村展的举办,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传递乡村本应具有的诗意的权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15]。产业的入驻为人们在乡村“留下来”提供便利,深切地去体验和消费乡愁。在瓦房入驻崔岗村之后,相继有新村民进驻该村。与之相应,因游客数量日益增多,对商业配套的需求随之产生。新村民也为崔岗村带来多种产业,如艺术创作与展售、民宿、书吧、餐厅等,新的姿态和生产内容展示着乡村景观的当代性,促发崔岗从静止到动态更新。如果说边界、建筑、道路、节点等是视觉的景观范畴,而产业亦可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多元景观。一方面,包容主体行为所需要的场地,为人的聚集、体验、生活及交往提供空间,使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成为风景。另一方面,业态自身的视觉环境与内容生产也在塑造景观的识别性,使“我”与“他”产生差异和距离,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崔岗景观的“地方性”。这种有别于他者的物质实体和场所精神为区域赋能,使其不断产生景观更新的驱动力。2018年入驻崔岗村的仙蒂艾力是一家以烘焙教育培训、花园民宿等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业态。业主在原普通建筑的基础上,建造了与乡村时尚匹配的建筑、景观与室内环境,通过举办多种培训活动发生智识生产与交换。崔岗满趴客栈为游客提供乡野居住以及系列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如从小学生的毕业仪式到年轻情侣的婚礼,再至公司的团建等。由瓦房工作室发起、政府引导与介入、多主体联动的业态进驻,促使崔岗村从视觉的景观表现到内部的灵韵注入,从曾经的静止到当代的创新,使乡村原本平常的景观生产着与城市不同的时尚。
对平常景观的生产并非只是景观本身的物质形态,也包含对在地原住民的尊重和连接。在乡村建设蓬勃发展的语境中,设计师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乡建真正的主体“村民”却日渐失语[16]。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本质。在瓦房工作室之后,新村民导入第三产业,构建崔岗村集服务、售卖、体验、餐饮等可供外来游客停留的游憩系统,使部分在地原住民亦成为系统中的重要节点,承担房屋租赁、服务供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生等多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链接了游客、新村民与崔岗的文创产业。在地原住民作为“他者”的边缘性身份逐渐被弱化。此外,乡村振兴离不开对人心的建设,瓦房工作室与崔岗新村民从2015年开始实施“乡村少年摄影计划”,为周边乡村小学开展公益性摄影培训,学生的摄影作品入选平遥国际影展、黟县摄影展(图 15)。崔岗新村民从文化振兴的角度为在地村民赋能,使在地原住民从乡建旁观者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参与者及受益者。
在近年热度较高的设计师“下乡”事件中,设计师作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已突破对乡村视觉风格层的介入。该群体在审美领域的优势以及设计学的工具理性,有助于其遴选出乡村在地美学与社会价值。设计师对普通乡村非精英化建筑的平常建造,通过产业植入、文化活动、遗产保护等多种景观生产的内容作为表达其乡建思想的写照,也成为重塑乡村诗意权力的重要路径。从这一角度而言,文中的平常建造实则在无意间凸显了其“不平常”。这种扎根在当下的现状、诉求的实现,以及看似普通的建造材料与设计策略,呼应了一种真实的建构理念。此类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建构价值,在于以一个点状的实践带动面的更新,亦即瓦房工作室与多主体联动,以建筑改造为节点,以事件活动、产业导入、遗产保护等为集群,形成清晰且具有社会创新属性的路径,吸引更多人入驻乡村。既优化了乡村原本普通的建筑与景观,也引发人们关注更多普通乡村和平常建筑的价值,以作用于“人心”的不平常建造之上。